美国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政治系教授张光博士在《美国研究》杂志撰文说，在美国数十位历任总统中，华盛顿和林肯是受后人崇敬的两位最伟大的总统；而两人造就自己历史英名的行为模式，却不尽相同。林肯是“有所为”，华盛顿则是“有所不为”。

林肯依靠“有所为”而成就英名。这个西部农民的儿子，通过自我奋斗，成为国家总统。在总统的职位上，以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带领美国人民完成了维护国家统一，解放黑人奴隶的伟业。在他的葛底斯堡演说中对建立“民有、民治、民享”政府的呼唤深处，蕴含着一种“明知难以为之而为之”的宗教殉难者般的情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林肯纪念馆里，人们会看到一个瘦长直板的身躯，写照出林肯一生奋斗的艰辛；会看到一双穿透力极强的眼睛，显现出林肯超人的智慧和意志。

华盛顿的历史英名造就，主要靠的却是他终身一贯的“有所不为”，不恋权，不恋栈。作为手握兵权的总司令，华盛顿在美国赢得独立战争后，率先解甲归田，不谋政事。作为共和国首届总统，而且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全票当选的总统，华盛顿在当权之前，踌躇再三。在当权之际，屡屡表示去意。最后以一席告别辞，断然止绝任何劝留之声，树立了美国总统任期不超过两届的先例。

从很早开始，美国人民就开始把华盛顿的“有所不为”看作是他的最伟大、最光辉的政治行为。据学者施瓦茨对华盛顿于1798年逝世后一两年内，美国各地举行的悼念集会上发表的悼辞的研究，人们最集中、最不吝词汇赞扬的，是华盛顿在战争胜利后，主动把军权交还给国会，在行将结束他的第二届总统任期之际，郑重向全国人民表明退休还乡的愿望。例如，悼辞里有这样的词句：“当他击败了他的祖国的敌人后，他有没有像凯撒那样，用他掌握的强大军队，去征服这个国家？没有。非但没有，这位伟大的爱国英雄，出现在我们的国会面前，在众人赞叹的目光下，向授权人奉还他的那支克敌致胜之剑”；“唯有他的不留任何余地的退休声明，才让群情激动的人民，不再要求来个第三次全票当选，以此证明他们对华盛顿不减的信任”。华盛顿“之所以名垂青史，不是由于他为获得权力而做的努力。恰恰相反，华盛顿的历史英名，来自他对权力所持的长期一贯的回避态度，来自于他热诚地放弃国人委托于他手中的权力”。

华盛顿是“一个好人，但不是一个圣人；是一个能干的将军，但不是一个伟大的军人；是一个诚实的行政管理者，但不是一个天才政治家。”这是一个当代华盛顿研究者对其的评价。类似的评价早在华盛顿的同代人那里就有了。杰斐逊在华盛顿逝世十多年以后，对华盛顿的人品作了长篇评论。他写道：“他的心智是伟大的，有力量的，但不是第一流的……它的运作虽然扎扎实实，但速度不快，缺乏创造性或想象力”。华盛顿对自己的能力完全有自知之明。当接受国会的任命担任国家军队总司令时，他当即提请同僚注意，“我请求在场的各位先生记得，今天，我在这里郑重宣布，我并不自认为我的能力，足以胜任这个让我不胜荣幸担当的总司令职位”。他在第一任内，曾向麦迪逊坦陈自己缺乏许多履行总统职责所必需的素质和条件。他曾多次向友人提到，自己“先天不足的秉赋”。因此，无论在战争中还是在和平时期，华盛顿都高度依靠助手们出谋划策，运筹一方。

如果说，华盛顿在智力上，至少在领导美国革命和建国的群英中，并无多少超人之处，那么，在所谓情商即人格魅力上，华盛顿甚至可以说是平庸之辈。华盛顿的文笔流畅但缺乏文彩。他在演讲稿的起草上，多依赖麦迪逊、汉密尔顿那样的文章高手。在人际关系上，如杰斐逊所言，华盛顿的待人之心，向来是不冷不热，不偏不倚。刻板、保持距离和冷淡是关于他人际关系行为的最好形容词。然而，华盛顿的人品却为同代人所称道。杰斐逊这样写道：“他的诚信是无懈可击的。就我所知，他是一个最坚定地按照不偏不倚正义原则行事的人。他的决策，丝毫不受个人利害、亲缘、好恶等因素的影响。他的确是一个有智慧、有良心的伟人。总的说来，他的人品堪称完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他的处世之道”；“他性格中最主要的特征，也许是审慎。他从不在仔细权衡每一个情况、每一个考虑之前贸然行动；只要有一丝疑问，他便按兵不动。然而一旦做出决定，不管阻力有多大，他一定要实现目标。”

在华盛顿的一切公私行为中，贯穿着一种对个人声誉的执着追求和细心维护。事实上，如许多历史学家所指出的，在18世纪的北美精英文化里，“人品”和“名誉”是两个意义相近的词。追求人品之完美，就是努力树立并维护自己的名声。

青年华盛顿对荣誉和名声的追求，没有“茫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气概。作为一个弗吉尼亚州的农场主，他的个人经济目标是拥有更多的土地，公共政治志向是在英国殖民常备军谋得一官半职。但对于美国来说，所幸的是当华盛顿被赋予大陆军总司令和新生的美国首任总统的历史重任后，他的道德自律感和对名誉的呵护心有增无减。华盛顿在担任大陆军总司令的8年期间，虽然荒于照顾自己的土地和庄园，但始终拒绝从国家那里领任何薪水。他把从军看作是自己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从1783年到1789年，卸掉军权的华盛顿，回到弗农山庄务农。在此期间，华盛顿实际上已经成为代表新生美国的人格象征。到山庄拜访的国内外人士络绎不绝。招待客人吃住给华盛顿带来了很大的经济负担。国会决定给予华盛顿以资金补助，但他坚拒不受。在世人面前树立一个从政领军为国不为利的清明形象。

更重要的是，华盛顿在担任大陆军队总司令期间，把一支由民兵散勇组成的游击队，锻炼成一个纪律严明、坚韧不拔的正规军。依靠这支军队，在法国的援助下，美国最终击败当时世界最强大的英军，获得国家的独立。独立战争胜利后的华盛顿，以其手中掌握的军权，加上在人民中享有的崇高威望，如果有心取代当时执掌国家权力的国会，变总司令为国家最高领袖，甚至当美国国王，至少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是件可能办到的事情。华盛顿就任总司令期间，丝毫没有拥兵自重的行为。1780年，华盛顿以总司令的身份在一封就他为什么在某些问题上持有与众多国会议员不同的意见致国会议长的信中，表白了服从国会的心迹：“我希望我向国会报告情况的方式，不会被视作逾越我的职权范围的不当之举。请允许我自夸，国会完全可以相信，我除了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一片赤诚之外，别无任何其他居心。”

实际上，任命华盛顿为大陆军总司令的国会，是一个较为松散的、软弱无力的中央统治机构。它在战争期间，一直未能对华盛顿的大陆军提供应有的物质和财政支持。1783年2、3月间，包括高级将领在内的部分军官，以国会未能支付军人应得的报酬为由，拒绝执行国会有关战争结束解散军队的决定，并表示不惜以武力威胁国会就范。此时，华盛顿完全可以利用手中的军队，让自己坐上国王的宝座。但华盛顿所做的是利用他在全军将士中的崇高威望，一方面向国会争取将士们的合理利益，另一方面成功地劝解他们服从国会，从而化解了兵变危机。1783年底，华盛顿在纽约正式宣布退休，回到他的弗农山庄。华盛顿这一不居功恋权的举动，奠定了他作为共和国英雄化身的崇高的公众形象。

离开政坛后的华盛顿，非常不愿意重入政界。在各方的一再请求下，他才作为弗吉尼亚州的代表，参加1787年在费城举行的制宪会议；在1789年当选为美国第一届总统后，华盛顿向杰斐逊、麦迪逊、汉密尔顿等内阁成员和国会领袖郑重提出，将在一届任满后退休还乡。在他准备告别演说的信里，华盛顿向人民表达：“在有幸于总统位置上尽全力组织并管理政府之后，现在已经到了应当退休回归私人生活的时候。这既是我心所愿，也是为国运所必需。因为行政首长的定期更替，是我们国家自由所不可或缺的保障。请允许我离开政府，就像我以前离开军队一样，让那些支持我国的利益，推进社会和谐和秩序、良善政府的人接替我，让上帝继续保佑我们的祖国。”

华盛顿的退休请求当即引起杰斐逊等人的极度不安。在他们看来，华盛顿连任总统是新生的美国保持统一所不可缺少的条件。这是因为，在第一届华盛顿政府时期，美国统治精英内部形成了两大对立派别。一是以汉密尔顿为首、代表北部工商利益的联邦党，另一是以杰斐逊为首、代表南部种植园主和自耕农利益的共和党。两党之争，几近水火不容、不惜南北分裂之势。华盛顿以其不偏不倚、公正无私的政治形象，是联邦共和两党都能接受的总统人选。为此，杰斐逊请求华盛顿不要退休，“只要您在，南北就不会分家。”杰斐逊致信华盛顿道：“我完全了解，您现在的公职给您的心灵带来的压迫，我也清楚地知道，您是何等地渴望退休后平静的生活。但在一定情况下，社会对一个伟大的人格，有权要求他暂且压抑追求个人幸福的欲望，而他的克己行为将造福今人，惠及后代。在我看来，您现在正处于这种情况”。汉密尔顿也恳求道：“我相信，先生，我乞求上帝，您务必再一次为公共利益牺牲您个人的平静和幸福。”麦迪逊在为华盛顿撰写告别演说后，致信华盛顿道，“尊照您的嘱咐，先生，我以您即将从公共生活退休的口径，撰成您的告别演说。现在，请允许我向您表示我的愿望。我希望您再次考虑您的退休决定。为了您的国家的意愿和利益，再次做出巨大的牺牲”。在举国一致的劝留声中，华盛顿允诺再次参选总统，并以无反对票当选。

四年后，华盛顿在国内外大多数人期待他再次参选总统的情况下，于1796年9月向美国人民发表告别辞。在这封信的开头部分，华盛顿陈述了他的退休愿望，字字情真意切：“各位朋友和同胞：我们重新选举一位公民来主持美国政府的行政工作，已为期不远。此时此刻，大家必须运用思想来考虑这一重任付托给谁。因此，我觉得我现在应当向大家声明，尤其因为这样做有助于使公众意见获得更为明确的表达，那就是我已下定决心，谢绝将我列为候选人。……关于我最初负起这个艰巨职责时的感想，我已经在适当的场合说过了。现在辞掉这一职责时，我要说的仅仅是，我已诚心诚意地为这个政府的组织和行政，贡献了我这个判断力不足的人的最大力量。……年事日增，使我越来越认为，退休是必要的，而且是会受欢迎的。我确信，如果有任何情况促使我的服务具有特别价值，那种情况也只是暂时的；所以我相信，按照我的选择并经慎重考虑，我应当退出政坛，而且，爱国心也容许我这样做，这是我引以为慰的……”。

华盛顿之所以终其政治生涯，始终表现出不恋权、不恋栈的高风亮节，并以此赢得美国人民的崇敬，除了个人因素外，还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华盛顿在担任大陆军总司令和总统期间，一直是在美国人民、特别是政治精英的不许有任何可能变共和为王制或终生制行为的压力下度过的。

笔者在前几天连续写下《如何认识“疯狂、扭曲与堕落的”文革年代？》（2009年10月21日发表）和《毛泽东是如何看待中国民主的？》（2009年10月25日发表）的博文，前一篇是叙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民主政治的极度摧残，而后一篇则述说毛泽东在1949年前对中国民主政治的贡献；因此有的读者就攻击笔者是“一个反华写作团队”、人格分裂，前后文章观点矛盾。稍稍有逻辑思维能力的人都可以看出，笔者赞美的是1949年前追求民主自由、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而鞭笞1956年后推行专制独裁、个人权欲熏天的毛泽东，一点都不矛盾。笔者不相信这些读者傻到连这点逻辑能力都没有，只能说他们为了私利而装疯卖傻罢了。笔者一个人，被他们吹捧成“一个团队”；在他们看来，写几篇文章，居然要用到团队的地步！这是赞美笔者呢还是贬低他们自己？！

毛泽东身边的人的回忆录中披露说，毛泽东晚年病重昏迷数日，周恩来在他苏醒后第一句话就是：“主席，大权还紧紧地掌握在您的手中！”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权力的痴狂。笔者有时想，如果毛泽东在1956年就彻底脱离政治，那么中国将有历史上第一个华盛顿似的伟人，新中国的60年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辉煌60年。可惜，中国的历史，总是由无数的遗憾堆垒而成。

如今，中国的发展面临瓶颈，必须在政治上实现民主，否则难以突破。但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却阻力重重，难以推进；其根源，就在于既得利益者不愿放弃特权，不愿意还权于民、还政于民。权力，就向海洛因一样，这些海洛因的吸食者，享受不受监督制约的权力，其吸毒之瘾病入膏肓。正常人从吸毒那一天起，就如魔鬼附体，从此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特权对于人也有奇效。吸毒者能享受飘飘欲仙的幻觉。特权者“出则舆车，入则高座。堂上一呼，阶下百喏。见者侧目视，侧足立”；呼风唤雨，气使颐指，予杀予夺，其快可知。

大凡人在掌权之前剌血明志诅咒发誓与特权划清界限，拥有特权后大都把权力运用到极致，以最大化地满足私欲。特权随着官位的上升而扩大，所有尝到特权甜头的人，无不得陇望蜀。爬到社会金字塔的顶层，成了他们人生的最大乐趣和最高追求。吸毒者为获得毒品，背信弃义，伤天害理全然不顾。官员为获得更大特权，曲意逢迎，指鹿为马，翻云覆雨，什么卑鄙龌龊事都能干出来。

当然，特权与吸毒不同处太多了。试举几例：吸毒是自杀，特权则是侵占公众社会资源；吸毒被政府严刑竣法禁止，特权往往受到政府全力保护；吸毒可以使当事者万念俱灰倾家荡产，特权则能使民众怨声载道充满失望无奈……。通过这样的比较，特权的本质特征便凸现在世人面前，政治体制改革难以启动的原因顿时明朗。因为实施民主政治，说到底是恢复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权利，限制和约束官员的权力（主要是特权）。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华盛顿以自己的行动，为后人树立了两个先例。一是在独立战争胜利后，还军权于国会，树立了军人服从民选文官政府、军队国家化、不干涉国家政治的先例。二是在第二届总统任满后不再寻求连任，恢复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树立了美国担任总统不得超过两任的先例。这两个先例，为美国得以通过民主竞争的和平方式，解决国家内部矛盾、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奠定了政治基础。

美国人从不以“伟大、光荣、正确”来形容华盛顿，但华盛顿的伟大和光荣，将永载人类史册；而华盛顿的正确之举，还将美国从一个不毛之地带向人类发展的颠峰，成为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各领域都无可争议的第一强国。

华盛顿，美国历史上最伟大人物，对当代中国政治，有该具有怎样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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