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搞不懂，**的作品那么差，怎么会得到诺贝尔奖（布克奖/龚古尔奖/……）？”这是近两年大大小小的文学论坛上常见的发言。

而在相关主题的回复中，总会有那么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用恨铁不成钢的语气说：“哪里是作家写得不好？是翻译的质量太差了！”

翻译质量，已经成为影响国人阅读海外名著的一个严重问题。

图书翻译质量每况愈下

“最近，我替孩子买了一些外国文学名著，什么《简爱》啊，《红与黑》啊，结果孩子说一点都不好看。一开始，我骂孩子浮躁，只知道看偶像片，结果那天翻了翻那些书，发现自己也读不下去。翻译得实在太糟糕，比我当初读的版本差远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家住上海的金小姐在MSN上向记者询问。

金小姐反映的情况，其实早已是国内文化界的一个共识。近年来，中国每年出版的外国文学译著越来越多，数量维持在千种以上；但是，在“文学翻译大国”的光环下，文学翻译的质量却每况愈下，译文粗劣、译者浮躁、批评缺位等问题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

香港著名翻译家黄邦杰先生犀利地指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内地翻译队伍的后继者似有不足之势，尤其在整个翻译质量上更令人担忧。他的批评实在是一语中的。曾经诞生了傅雷、草婴、王道乾等优秀译者的中国，如今几乎没有几个叫得响的翻译家。

内地出版社的急功近利之心是造成翻译质量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拿名著来说。许多国内的出版社喜欢炒作概念，追求短期效益，比如在某个文豪诞生或逝世多少周年的时候，一窝蜂地出版那人的作品。比如，在普希金二百周年诞辰的日子里，国内有多家出版社推出普希金作品的重译本。这些重译本都装帧精美，印刷质量也属上乘，但翻译质量与几个旧译本不可同日而语。

重译本在翻译质量上的粗劣，读者可以通过比较而轻易发现；如果翻译的是以前没有引进过的作品，读者的感觉应该没那么明显吧？事实并非如此。某些最新的翻译作品，其文字质量已经低到了让人不忍卒读的地步。比如前些日子很畅销的一本讨论“全球化”的美国作品，其译文中有这样的一些句子——

“因为今天，政治、文化、技术、金融、国家安全和经济之间的界限正逐渐消失，所以想解释清这件事，不提及另一件事是不可能的，要想解释清整个事件必须涉及所有的事……”

“于是只能将今天的世界解释成像万维网一样崭新的先进技术与像约旦河旁古老的、扭曲的、粗糙的“橄榄树”之间的内在的联系”……

如此从英语“硬译”过来的文字，不但谈不上优美和流畅，甚至都连读懂都很困难。

译者：中国最苦的职业？

如果读者能了解目前国内翻译者的生存状态，也许就不会对译文质量的粗劣感到那么惊讶。

曾经当过一阵子图书翻译的黄小姐向记者讲述了她的个人经历。她刚从英国留学归来后，有一阵子很想当一个职业翻译者。通过朋友介绍，她开始为国内一家大出版社翻译一部美国作家的传记。书很厚，大约有四十万字，而出版社要求她在两个月之内完工。为了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翻译，黄小姐呕心沥血、披星戴月，甚至熬了十几个通宵，还生了一场大病。最终，她得到的稿费不到两万元。书出来了，黄小姐的职业翻译梦也破碎了。她找了一份媒体的工作，闲时替杂志翻一些时尚类的稿子、去会议上做做同传，月收入轻而易举地突破万元。“翻译实在太苦了！”黄小姐对记者说，“现在，我付出的时间和心血要少很多，拿到的钱却多了很多。”

苦，是所有干过图书翻译的人对这一行的描述。让他们感叹的最大原因在于那份不公正的薪酬。事实是，20年以来，中国绝大多数职业的薪酬都翻了20倍，但翻译的薪酬只翻了1倍。在80年代初期，一个翻译的稿费基本在千字30元，而现在的平均翻译费不过千字60元。这还只是小说的翻译费；碰到学术类书籍，出版社开出的稿费不过千字四五十。小语种的情况要好一些，但也最多只能到千字80。以此来计算，一本二十万字的图书，译者只能拿到一万多的稿费；他必须赶在两个月内完成，才能达到一般文化人的收入水平。

著名的俄语翻译家草婴告诉记者，他的平均工作量是一天一千字，“像我这样的译者，在这个时代是活不下去的。”对于现在的译者动辄两三个月翻译一本十几万字小说的速度，草婴并没有提出批评，反而说：“我能理解，靠翻译养家糊口很困难，只能依靠量了。”

问题在于，翻译还是一个对人的素质有极高要求的工种。一个外语系毕业的学生、甚至一个有海外生活经验的留学生，可以做某个大型会议的同传，却未必能胜任一部文学作品的翻译。翻译要求一个人既精通外语，又有良好的中文功底，还要对外国的人文历史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掌握。

曾翻译杜拉斯文集等名著的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许均认为，翻译最重要的就是忠实于原著，而这种忠实必须在吃透原著精神内涵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许均在翻译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时，为了准确地翻译原文中提到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的那段文字，还专门阅读了解释巴门尼德学说的书籍。而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董强先生特别指出，西方国家的一些当代作品，从某种方面来说，比当年的狄更斯、巴尔扎克名著更难翻译。因为当代西方的许多作家和学者，都经历了现象学、符号学和精神分析学的洗礼，其文字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变革。而中文并没有经历这样的变革，因此在翻译时很难体现出原著的精神和意图。

除了扎实的双语功底和深厚的学养之外，翻译还要求译者拥有一种“灵气”。因为说到底，翻译是一种艺术、一种创作，而艺术创作总是需要一点灵性的。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却是一个优秀翻译家的必备素质

一方面是低廉的薪酬，另一方面是超高的要求，无怪乎如今优秀的译者寥若晨星。因为真正能够胜任翻译的人，往往可以轻松地获取一个高薪的职位，很难在这个物质时代甘守那份清贫和辛苦；而满足于翻译薪酬的那些人，往往又素质不够，翻出的作品差强人意。

出版社有苦难言

那么，出版社为什么只给翻译者那么低的稿酬？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他们也是有苦难言。

出版“新名著主义丛书”的万语文化公司总经理金浩先生跟记者算了一笔帐：现在出一本国外的书，要付的版权费基本上在一两千美元之间，也就是一万元人民币左右；算上翻译费，又要再加上一万多人民币；这本书的封面设计、装帧和印刷，大约也要花个一两万。假定这本书的售价是20元钱，印数是一万，那么版权、翻译和印费的成本将占到总收入的40%。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的出版市场并不景气，许多书店要求的图书进价是书价的五到六折，而网上书店更是要求四折。在这种情况下，一本外国图书的毛利相当有限，只有销量在七八千册以上才可能赚到钱。但现实是，除了少量的畅销小说和经管类图书，绝少有一本当代外国作品能卖到万册以上。金浩告诉记者，他们公司出这套“新名著主义丛书”，总共亏了两百多万人民币。

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的出版社自然不会给译者更多的稿费。记者了解到，即使是国内一流的外国文学出版社，比如上海译文、南京译林，即使对于知名的译者，开出的翻译稿费也不过千字六七十。它们更不会像西方出版社那样，给予译者一定的版税。出版社将原因归咎于现在的人们不爱读书、尤其不爱阅读深刻的文学作品上。这话也许没错。但问题在于，如此一来只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读者的热情不高，出版社在策划图书时不敢冒险，开出的翻译稿酬无法吸引到高质量的译者，翻译出的作品质量低下，读者就越来越不爱读翻译作品。

这样的循环进行到一个程度，造成的就是引文中提到的情况。一些爱书人感叹于现在翻译质量的下降，而众多不知情的读者直接把矛头对准了那些作品的原作者。越来越多的人觉得，现在国外已经没什么好作家了，海外的东西，不值一读，不必阅读。

这是真正的危险，国内文化界必须正视的翻译危局。百年以来，中国大陆上曾经掀起过两次翻译热潮，第一次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严复、梁启超、鲁迅等大师的努力，把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马克思的资本论、洪堡的大学观、罗素的哲学带到了苦难深重的中国；第二次是八十年代，《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等名著的开禁，让刚刚从文革中走出的中国人呼吸到了新鲜自由的空气，看到了一个个原先被屏蔽的世界。而现在，在这个全球经济日趋一体、地区文化冲突却愈演愈烈的今天，中国人需要更多地了解全世界的文化、想法和思潮，否则，很容易陷入新式的、自觉自愿的闭目塞听与固步自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