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报》专栏

德国汉学家卫德明曾说，西汉的赋里有一个经常的主题，即当时知识分子在政府中的地位及其与皇帝的关系。围绕这个主题，西汉知识分子常常充满挫折感，因为他们的地位渐被科层化，成为冰冷制度的一部分，完全依赖政府，缺乏独立地位与自由精神。沮丧的同时，西汉知识分子又常将眼光投向过去，羡慕战国时期的知识分子。

发牢骚的汉赋名作颇多，如贾长沙《吊屈原赋》、董仲舒《士不遇赋》、司马迁《感士不遇赋》、扬雄《解嘲》等，多少都透着挫折感与羡慕，而东方朔《答客难》最为暴露。

有客问东方朔：想当年苏秦张仪，得遇万乘之主，布衣而为卿相，泽及后世。现在你哥子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读了一肚皮的诗书百家之言，长期侍奉圣主，却一直发达不起来，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这是咋回事呢？

东方朔喟然叹息，说：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我们和苏秦张仪所处的时代不同啦。战国时期，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大伙儿打得不可开交。当时的十二国，胜负未定，雌雄难分，所以都很尊重知识分子，所谓“得士者强，失士者亡”。现在却不一样，老大哥位子坐得稳当，天下震慑，诸侯宾服，知识分子不过是用来妆扮海晏河清的道具，捧他们，则青云直上，摔他们，则脸部着地。无论你有学问没学问，有智商没智商，都在今上的掌握中——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就算苏秦张仪复生，恐怕连掌故的小官都做不成，更不要说做侍郎了。

东方朔能入《滑稽列传》，自是明白通透人。他的哀叹，一方面显出西汉知识分子的堕落与无可如何，一方面也衬出战国知识分子“说大人则藐之”的气派与“我得志，弗为也”的自在。

钱穆曾分析，西汉知识分子尚惦记着战国知识分子的好光景，但时势变化，没法学了。“他们从县学升送到国立大学。毕业后回到本乡，埋头在地方行政衙门当一小职。有成绩的，再获选拔升送中央，在王宫当一侍卫，平时在殿廷中执戟鹄立，遇皇帝出游，结队骑马随从，然后再由此转入仕途。所以西汉学者的出身，是乡村的纯朴农民，是循谨的大学生，是安分守法的公务员，是察言观色的侍卫队”。

而许倬云则说，西汉知识分子在汉初的社会地位不足称道，乃先以实用价值为政治权力提供若干必要的服务，继而以天人感应的理论获得代社会立言的发言权，再经过教育机构的扩大，成为汉帝国庞大官僚组织的参与者。

读完钱、许二氏的话，朋友们想必已经会心地笑了。是的，当代知识分子跟西汉知识分子，还真有几分神似，不但状态似，心态也似，只是西汉知识分子羡慕的是战国知识分子，而当代知识分子羡慕的是民国知识分子。

学者许纪霖长期研究近现代知识分子史，前段时间他接受访谈说，“现在知识分子待遇好了，但是精神垮了，没有灵魂了”，又猛追忆民国知识分子的好光景，“抗战期间的西南联大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学，历史寿命只有短暂的七年，却培养了三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几十个院士，无数个大师。”可惜，许纪霖最后却将当代知识分子的没出息归结为“90年代中期起，整个风气被市场污染了”，未免避重就轻。当代知识分子最大的问题根本不是什么市场化，而是官场化。这个问题太复杂，超出文史随笔的范围，就此打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