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执法”是明目张胆的黑社会行为！

　　至诚大兵

目前，重庆的打黑风暴震撼了全国，引起了人们的理性思考。然而，上海的“钓鱼执法”，在舆论的压力下，在人们的质问中，虽由开始的结论“涉嫌非法营运，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取证手段并无不当，不存在所谓的倒钩执法问题”，转而成为政府道歉认错纠正追责，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可是，没有人将这“钓鱼执法”与黑社会联系起来，更没有人要求将这“钓鱼执法”作为黑社会来打击！

“钓鱼执法”是明目张胆的黑社会行为，必须下大力对这样利用公权进行黑社会勾当的组织和个人进行打击！

至诚大兵率先要求：上海领导应该学习薄西来，从打击“钓鱼执法”入手，彻底对黑社会实施无情打击！

记得，媒体与公安机关，都有对黑社会的定义，虽尚无准确定论，却是有着一定的操作规范的。大兵不才，摘录一二吧：

“黑社会性质组织”这一表述最早出现在1997年修订的《刑法》中。与之相关的罪名共有三个，即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入境发展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为解决何谓“黑社会性质组织”，《刑法》并没有明确界定这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颁布司法解释，确立了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应该具备的四个特征——组织结构严密，具备经济实力，国家工作人员提供非法保护，以及暴力破坏性。

国家工作人员提供非法保护俗称“保护伞”。这一特征导致涉黑案件侦办难度巨大，一些案件因为“保护伞”存在而证据不全，起诉后被法院撤销涉黑罪名。

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立法解释，“保护伞”不再作为界定黑社会组织的必要条件。最高法院相关司法解释自动终止。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的全体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胡康生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294条第一款的解释（草案）的说明。

胡康生说，在一般情况下，犯罪分子要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如果没有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是难以实现的，但也不能排除尚未取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的，通过有组织地实施多次犯罪活动形成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情形。鉴此，草案列出了“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四大特征：

一、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人数较多；

二、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

三、以暴力、威胁或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

四、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大兵非常愚笨，就按照这个框框套一下看看：

这“钓鱼执法”成员固定有若干“钩钩”，有领导者和组织者“钓头”，人数也不少，符合第一条特征；

“钓鱼执法”每次都是有组织地行动，事先有人通报“钓鱼执法”的地点，有人按照这“执法”地点选择“鱼儿”，而“钓头”与“钩钩”均按照“钓鱼”成功领取不菲的钱财300－600元不等，符合第二条特征；

“钓鱼执法”中，无论我们看到的白领收入高的张晖，还是仅到上海才三天的孙中越，在遭遇“钓鱼执法”中，全遭到了有组织的暴力胁迫，这不准那不准的，最后还要被强制签订放弃申诉权利。这不是为非作歹么，不是欺压残害民众么？这完全符合第三条特征；

“钓鱼执法”是赤裸裸的犯罪，难道没违法么？难道不是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身分在纵容犯罪，难道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串通一起犯罪么？难道没有在交通领域形成控制或重大影响么？难道没有严重破坏政府形象和破坏民众的（行车）生活秩序么？这符合第四条特征。

既然，如此对照黑社会的那个框框，这“钓鱼执法”似乎都能套得上黑社会的定义，那么，为什么没人对“钓鱼执法”的黑社会组织与手段，实施无情打击呢？！

“钓鱼执法”在斩断手指也难证清白、打官司同样败诉的情况下，难道还不是黑社会作恶多端？上海交通执法部门和相关部门应该好好清理，好好打击了！

“钓鱼执法”是明目张胆的黑社会行为，必须下大力对这样利用公权进行黑社会勾当的组织和个人进行打击！

相关链接：金牌“钩头”的自白

被“钓鱼”的司机终于赢来一次胜利。昨日，上海浦东新区区长姜梁公开承认，查扣孙中界金杯车的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使用了不正当取证手段。并且，这不是个案，而是系统性的局限。说得直白些，即“钓鱼”执法在上海广泛存在。

与“钓鱼”执法同时存在的，自然是“钩子”。近日，记者采访了一名自称金牌“钩头”的上海人——— 金生(化名)。

“钩头”金生的“钓鱼”纪录

金生2006年已“金盆洗手”，在这之前，他做过1年钩子、5年钩头；身手敏捷，除上海话，还可以讲些广东话、安徽话、浙江话、江苏话；钩车几年，很少失手“业绩”最好的一年，带领手下人共钩车1059辆，钩一辆一般可从执法大队领取400元“劳务费”……

金牌钩头:月入一两万稀松平常

金生做过许多小生意，如修摩托、卖电器、开黑车。2000年前后，一个在闵行区做钩子的朋友邀他入伙。开黑车时，金生被钩过两次，总共交了1万来元才完事，那阵子恨死钩子了。可一旦有机会做钩子，他却是毫不犹豫，“我不做，别人也会去做。再者这也不违法，是执法大队让做的。”

金生加入的是个小团伙，只有10来人，钩头是蒋国辉。把孙中界钩入埋伏圈的钩子的头，正是蒋国辉。

第一次钩车的情形，金生称已记不得细节，“那是晚上，几个人一起上的车，还有好多人等在前面，不觉得有什么可怕，很轻松。”

上海各区县都有钩子，地界不同，钩车的价格也不同。据金生所知，南汇钩一辆250元、嘉定和青浦400元、闵行500元、奉贤600元。这些钱，每月由钩头到各区交通管理执法大队结算领取。实际拿到手的，只有80%左右，其余部分被执法大队提留。

以金生所在的闵行区为例，每钩一辆车，钩头可领回400元，其中200元揣到自己的腰包，另外200元分给实际钩车的人。做钩子，月收入多则五六千，少则两三千。如果做钩头，月入一两万是稀松平常的事。钩车两三次后，金生就变成熟手，很快又变成金牌钩子，“可以骗得水鬼上岸”。做钩子约1年后，他联合30多名黑车师傅，集体举报蒋某向黑车师傅收取保护费。结果，蒋国辉被判刑3年，他则成了钩头。人手最多时，有12个钩子。

刚开始，闵行只有金生一帮，后来增加到三四帮，其中一帮是蒋国辉出狱后纠集的。

装备精良:给手下买名牌录音笔

金生做钩头时，每次钩车，地点自定，时间则由执法大队提前一天通知。至于地点，他喜欢挑路面开阔、人车偏少、容易脱身的地方，并且常是一次设三四个点。一切联系安排妥当后，金生自己开一辆车，再让人开另一辆车把钩子们全部送到街上。到了某个点，一次放两个人下去，等这两个人钓到鱼，再放两个人下去。钩子扬手招车时，金生把车停在不远处盯着。一旦有车被钩到，他立刻打电话给守候在目的地的执法人员，告知被钩车辆的型号、颜色等，让对方准备收网。以前，金生用执法大队发的对讲机与执法人员联系。2004年，执法大队丢了一部对讲机，为防泄密，双方改用手机联系。与此同时，开始用录音笔取证。金生买给手下的录音笔，是700多元一支的名牌货。

动作迅速:收网半分钟就能搞定

收网之前，钩子会用付钱来分散司机的注意力。本来说好10元的，一般给20元、50元或100元面额的钞票，乘司机举头辨别真假或低头找零时，钩子和埋伏已久的执法人员迅速扑上去，拔出车钥匙、对车前车后拍照、打开车门将司机拉下来、把车子开走，半分钟内就能搞定。金生说，动作慢了，一则会出事，去年3月份，因为没有及时打开车门，女钩子陈素军被司机捅死。二则，容易引起后面被钩来的车的警觉。如果司机把门锁死，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举锤砸碎玻璃。接下来，便把司机带到其他车上，让其签字承认在开黑车。遇到激烈反抗的，金生等人会把司机塞到两排座位之间的空隙，让其喘不上气，晕头转向，然后再威胁加哄骗，“最后，都老实了。”

最强“业绩”:10多人一年钩1059辆车

金生说，从出发到收工，最多不超过两个钟，有时20来分钟就搞定。他那一伙最快记录是，7分钟内钩来14辆车。“业绩”最好的一年，十多个人钩了1059辆。人手少时，天天“上班”，人手多时，一周出动四五次。“钓鱼”也有空手而归时。金生说，二三十分钟内钩不到，就换个点去钩。如果还是钩不到，就掉头走人。钩子们散去后，金生还要把录音存入电脑，然后再拷到U盘上。转天，把U盘送给执法大队。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钩了什么牌号的车，金生都有记录，尽量不在短期内钩同一辆车。这倒不是心存怜悯，而是怕欺负得太厉害，车主会来找他们拼命。

付出代价:手下曾被打穿耳膜

钩车的劳务费，一个月和执法大队结一次，金生每次去领钱会留下签名。如果想知道某交通行政执法大队有无放倒钩，申请查看该大队的财务支出情况即可。“会骗的话，一点都不危险。”金生一再表示，钩车是单轻松活。但不经意间又说道，他的手下曾被安徽籍黑车师傅绑架，被打得耳膜穿孔，交了1万元才赎回来。熟悉他的人还透露，他的家人挨过打。

起底

7岁女孩被雇佣当“钩子”

面善，脸上没有疤痕等明显标记，会开车，会演戏，手脚快，心理素质好，都是做“钩子”的好料子。

逢年过节，“钩头”都要给执法大队的领导送礼，以物为主，以钱为辅，他曾送过照相机、手机等。

———“钩头”金生

钩子里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金生曾雇佣过一个来自湖北的7岁女孩。多数钩子是青壮年，有的看起来文质彬彬，像个白领；有的腆着大肚子，戴着暴发户式的金项链，一副老板模样。

金生说，面善，脸上没有疤痕等明显标记，会开车，会演戏，手脚快，心理素质好，都是做钩子的好料子。

几年前，还有警察扮钩子捞外快。金生被钩的两次，其中一次就栽在一个特警手中。为此，他跑到上海市公安局告状。“现在，相当一部分钩子是两劳人员。”

“钩子”在沪出没已十几年

在一些黑车司机印象里，钩子大批涌现是在2006年。那一年，原建设部等6部委办就曾下发文件，要求全面清除非法营运车辆。上海把“整顿非法营运市场”列入了“十件大事”，出台首部针对“黑车”的法规———《上海市查处车辆非法客运规定》。该规定明确，现场笔录、录音、录像，均可作为查处非法客运的证据。不久，为期一个多月的“利剑四号”行动横扫松江、奉贤、青浦、闵行等区，专门查处黑车。部分区县交通执法部门还推出奖励举报制度，如闵行区，凡乘客提供有效证据，每辆次奖励500元。

那一年，在众多职业半职业举报人、协查人的配合下，上海查处黑车达2.2万多辆次，是2005年的3倍。面对严厉打击，多数黑车选择撤离上海市区，转战于城郊接合部和交通不便的乡镇。

事实上，钩子在上海已出没十几年。

1995年，上海首次颁布出租汽车管理条例，其中规定，出租汽车驾驶员必须具备本市常住户籍，“擅自从事出租汽车经营的，由市客管处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或者非法所得十倍的罚款。”金生记得，就在这一年，有了钩子。“刚开始抓黑车，只要认定是黑车，不管当时有没有拉客，拦下来就查。上午扣车，交3000元，下午就能拿车。”

有黑车给“钩头”交保护费

打击黑车，位于上海南端的奉贤最早开始，钩子也诞生得最早最多。金生说，上海的钩子中，30%来自奉贤，他本人和蒋国辉就是奉贤人，目前最大的钩头蔡某也来自奉贤，手下有五六十个钩子。

2001年，上海第二次修改出租汽车管理条例，对擅自从事出租汽车经营的，罚款上限从5000元提高至5万元。有此尚方宝剑，对黑车的罚金很快涨到1万左右，如果第二第三次被抓，还可能罚两万、三万。黑车打得越厉害，罚金越高，钩子这个职业越有诱惑力。

钩子们拉帮结派，盘踞在上海市各区县，有的地界上帮派达三四个。按照金生的粗略估计，全市钩子不少于300人，而每个小团伙背后都有黑帮做靠山。

为安全行车，不少黑车师傅会给钩头或“黑帮”交美其名曰为“信息费”的保护费，一般一个月300元，每有抓黑行动，会收到一条短信，“上班了。”抓黑结束后，又来一条短信，“好了。”他们车玻璃上或贴龙的图案，或贴“寿”、“忍”等字，不同的图案代表着不同的帮派。

掉转身来，钩头又是一副面孔。金生说，逢年过节，钩头都要给执法大队的领导送礼，以物为主，以钱为辅，他曾送过照相机、手机等。

金生的“钓鱼”工程

喜挑路面开阔之地

地点由钩头自定，金生喜挑路面开阔、人车偏少、容易脱身的地方，常一次设三四个点；时间由执法大队提前一天通知。

告知执法人员车型

钩子扬手招车时，金生在不远处盯着，一旦有车被钩到，金生立刻打电话给守候在目的地的执法人员，告知被钩车辆的型号、颜色等。

将谈价钱过程录音

钩子上车后，把谈价钱的过程录音，偶尔遇到愿意免费搭载的，一般不坐。

拔车钥匙拉人下车

收网前，钩子会付比较大面额的钱给司机，利用司机辨别真假或低头找零时，钩子和执法人员迅速扑上去，拔出车钥匙、对车前车后拍照、打开车门将司机拉下来、把车子开走，半分钟内就能搞定。钩子们散去后，金生要把录音存入电脑，然后再拷到U盘上。转天，把U盘送给执法大队。

劳务费一月结一次。钩车的劳务费，以闵行区为例，钩一辆可得500元，一个月和执法大队结一次。500元中，100元被执法大队提留，钩头得200元，另外200元分给实际钩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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