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蔣介石和毛澤東於二零零九年從墳墓中醒過來，就會赫然發現一九四九年他們生死相鬥的意識形態，已經被自己的陣營所「自我顛覆」：中國共產黨不再受馬列毛的意識形態所囿限，而是全力與全球化和市場經濟接軌；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也揮別了「主義、領袖、國家」的獨裁政治，全民直選總統。

但毛蔣兩人也許都會很欣慰，他們所認同的民族主義，歷盡滄桑，卻頑強地成為今日國共雙方的共識，推動兩岸融合，超越了一九四九的恩怨情仇，讓兩岸人才和資源加速融合，創造中華民族在現代化過程中後發制人的機緣。

正在中國大陸上演的建國六十週年獻禮片《建國大業》，也許就描繪出毛蔣兩人的心情。這部由中影集團的韓三平策劃，動員了全球一百七十多位華人明星參與的電影，一開始就進入了當年毛蔣重慶談判的場景。由唐國強所演的毛澤東，以及張國立所演的蔣介石，被記者問到為何都穿上中山裝，而毛回答，他們兩人都是孫中山先生的弟子，國共兩黨繼承的是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的衣缽。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首要之義就是民族主義。這也是兩岸政治的「最大公約數」。最近主張新疆獨立的熱比婭計劃應綠營團體邀請，前往台灣訪問，但最後被馬英九政府拒絕，國民黨的機關報《中央日報》網絡版就評論說，中華民國政府的立場反對疆獨，也一直視新疆為中華民國領土的一部分，怎麼會容許主張疆獨的政治人物訪問台灣？

這就是國共雙方最新一次的合作，在共同的民族情懷下，一致對外，以保護中華民族的利益。

中華民族主義的回歸，也使兩岸超越了長期以來的意識形態之爭，不再糾纏在親共和反共的漩渦中，而是心繫整體的中華民族利益和願景。北京揮別了那些從馬克思列寧到毛澤東的左翼思維，也不願沉迷在「沒有免費午餐」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盛宴中，愛國主義成為一種最穩當、最保險，也最能維持政權正當性（Legitimacy）的行動平台。

在台灣，中華民族主義曾一度被台獨力量所腐蝕。從李登輝到陳水扁，都企圖用台灣的民族主義來代替孫中山的中華民族主義，但這也刺激了台灣大部分民眾內心深處的中華民族感情，連一些主張台獨的政治人物，也不能否定台灣和福建的情緣與人文的淵源。事實上，也恰恰是李扁的台獨操作，讓兩岸領袖和人民幡然醒悟，不要讓現實權力的操弄，破壞了台灣的前途。台灣不能「贏得了民主，卻失去了中國」；因為中國不等於中共，而是屬於兩岸三地的老百姓。

對中共來說，回歸孫中山和中華民族主義，是對過激意識形態的「自我修復」，不再強調「階級感情」高於「民族感情」。中共曾經受列寧的反帝論述的影響，被激進的理論所綁架，認為民族主義不夠革命；階級鬥爭比民族大義更重要。但在文革之後，文革的論述和毛澤東的「階級鬥爭是個綱，綱舉目張」的提法，終被徹底否定；「愛國」的右派被平反。而改革開放三十年所推動的市場經濟及全球化，也在實質上自我掏空了階級鬥爭的論述和實踐，而改以愛國主義團結不同階級和不同背景的中國人。

這也使台灣和大陸走出了內戰的陰影。最近兩岸落實直航三通，台北的松山機場到上海的虹橋機場，才一個多小時，實現了「一日生活圈」的理想，也使人民的接觸更頻繁和更有深層的發展，可以開拓更多合作互助的空間。

其實來自台灣的商人，自八十年代就開始進軍中國大陸。而兩岸的經濟互惠，促成了兩岸的團結。近三十年來，百萬台商成為中國經濟變革的先鋒，也成為培養軟實力的平台。台灣文化中的軟實力，也成為中國大陸的軟實力。最近中國大陸網民選舉近三十年在中國最有影響力的文化人物，名列榜首的赫然是鄧麗君。這一位從來沒踏足過神州大地的台灣歌星，以她的甜美聲音，在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之初，穿越意識形態的圍牆，進入了千家萬戶，讓那些溫柔的旋律，撫平了多少革命的傷痕，也撫慰了多少被政治折磨的心靈。

而中華民族主義的背後，其實是國共雙方追求「現代性」的旅程，彼此實踐不同的藍圖，來擺脫中國近百年落後與屈辱的局面。今日雙方在孫中山所強調的民族主義大旗下融合，彼此不再懷疑與抹黑對方的用心，而以深層的交流取代昔日的惡鬥，以積極的互動改變長期的內耗。

民族主義不是遮羞布

由於神州大地擁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老百姓都難掩心中的文化自豪感，因此任何政府都要確保可以抵擋列強的巧取豪奪，彰顯中華文化傳統的優秀之處，確保民族的主體性，也確保每一個人民的權利。

但民族主義絕對不是「流氓最後的避難所」，不能以民族主義之名，作為濫權的遮羞布，不能在對外關係上讓「中國人民站起來」之後，卻又在內部問題上讓「中國人民跪下去」。反右、文革到六四，都展示中國政治制度的缺失，導致權力的傲慢與濫用，無法迴避「馬上得天下，卻難以馬上治天下」的困窘。

而今日兩岸不約而同地重新尋回民族主義，就開啟了一個全新的互動關係，分享雙方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過去十年間，中國大陸不僅張開懷抱歡迎台灣的流行文化，唱紅鄧麗君、蔡琴、張惠妹、周杰倫等歌曲，並且也回首傳統文化的版圖，掀起一陣的「國學熱」。兒童讀經、背誦唐詩宋詞，成為社會的熱潮，而央視百家論壇紅透半邊天的于丹、易中天、錢文忠等人的作品，也在台灣、香港等地熱賣，反映文化上的良性互動，為民間帶來更豐富的精神生活。

而另外一方面，中國大陸的經濟強勢，也為低迷的台灣經濟打下了強心針，挽狂瀾於既倒。台灣的股市和房地產，都出現了「中國概念」，扭轉了金融海嘯的危機。而在中國大陸活躍的台商，也在中國啟動內需經濟的過程中，享受「家電下鄉」等政策優惠，落實兩岸經濟雙贏的理想。

也就是說，兩岸經濟的融合，打造了一個更大的空間，讓中國大陸的規模經濟和台灣的管理經驗及人才結合，台灣的IT產業，早就了解這一點，全力投入。郭台銘、張忠謀、施振榮、施崇棠等人，早就在大陸布局，也收割在大陸生產和銷售的雙重優勢。

而更重要的是台灣的民主和言論自由，對大陸默默地發揮影響力。大陸不少旅客到台灣，意外地發現最好的風景是旅館內的電視機，每天晚上可以看多采多姿的政治模仿秀和政論節目。這也刺激上海演員周立波的「海派清口」，對現實政治加以諷刺，開拓更多的言論空間。這也吸引了不少台灣的觀眾，對大陸演員「戴著鐐銬來跳舞」的勇氣和智慧，大感驚奇和佩服。

台灣的「中華民國」六十年前在南京倉皇辭廟，而在今天的台北面對如何轉型的挑戰。如果說「民國」是它的「下半身」，那麼它就長期被台獨力量搶奪，要借它來落實台灣獨立，而它的「上半身」是「中華」，也一直被中共的統戰單位所瞄準，要將它接收。但其實中華民國是一個歷史綿延至今的整體，它上半身和下半身不能分開，不能讓民主的實踐與中華的認同割裂。它既要贏得民主，也要保存中國。這樣的政治能量，也當然造成了一種奇特的現實張力。

這樣的張力，讓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出現一道從歷史通向未來的橋樑，可以彌合一九四九的裂痕，也可以化解台獨的危機。一九九九年，中共元老汪道涵接見台灣藍營大老許歷農等訪客時就傳出要超越「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號，改用「中國」代替。這樣的討論也許冒中共黨內政治之大不韙，但卻引起全球中國人的熱烈而又正面的迴響，關注這是否可以一舉而化解兩岸之爭。

儘管北京當局和汪道涵後來對此不予證實，但也開啟兩岸問題思考的新方向，也就是兩岸的和平統一，其實內容很豐富，可以有很多的選項，而不是獨派或統派所設定的教條。

在中國大陸，「走向共和」的願景，一直都是改革的動力。幾年前央視推出的電視劇《走向共和》轟動一時，主要是說出當年孫中山的理念，要建立一個民主共和國的政體，讓權力獲得制衡，讓民權獲得伸張，也讓民生獲得保障。這就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的精髓。當年這電視劇播出之後，也許是全片最後內容牽涉到這部分而被視為敏感，因此沒有重播，但權力需要制衡的道理，其實早已深入民心。

沒想到這次建國六十週年的獻禮片《建國大業》，就出現了與現實政治有無限聯想的空間。片中毛澤東有一句話，震動不少觀眾的心弦。他說，由於現在是戰爭時期，不能舉行公民普選。觀眾的立刻反應就是：新中國已經是建國六十週年，也不是戰爭時期，為什麼還不能公民普選？

因而關鍵是下一個六十年怎麼走？或者更緊湊的說，下一個六年和十年要怎麼走？長期滯後的政治改革的問題，是否還要一直拖下去？中國的制度建設和創新，是停不了的挑戰。但可以肯定的原則，就是權力必須制衡，制度必須建立，擺脫人治的窠臼，也要擺脫法治不彰的陰影。公權力不能成為官僚濫權的機器，避免陷入執政黨和政府失去公信力的危機。就好像《建國大業》「戲說」蔣介石在下台前對蔣經國痛切之詞：反貪就會亡黨，但不反貪就會亡國。由編劇王興東和陳寶光創作的這個劇本，真真假假地調侃了蔣介石，但由胡錦濤和溫家寶所領導的中國政府，又要如何寫出中國改革的劇本，衝出「政治改革難，不政治改革更難」的兩難局面？

要發揮後發制人效應

這考驗當代中國人的努力和智慧，是否可以在兩岸三地和全球中國人的努力下，發揮「後發制人」的效應？如果說中國經濟在二十一世紀中葉有機會超越美國，那麼中國政治什麼時候才啟動改革，在人權的保障和環境的保護上，也可和美國爭一日之長短？而除了政治改革之外，中國社會是否能建設更多的軟實力，超越財大氣粗、船堅砲利的硬實力，讓中國人在世界舞台上展示足以自豪的價值？目前北京當局在全球設立孔子學院，但除了教外國人漢語和太極拳之外，還能輸出什麼的「當代中國價值」，可以讓人心悅誠服，可以不遜於任何先進國家。

而軟實力的背後是巧實力，軟硬兼施，巧妙使用。國共六十年的自我顛覆，讓中國人超越了意識形態之爭，超越現代性之爭，超越國號之爭。兩岸也要提升自我修復和自我糾錯的能力，讓民主的制衡和國家的統一相輔相成，互相輝映。六十年一覺家國夢，夢醒時分，一切都從中華民族主義的勝利開始，也從中國民權與民生的勝利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