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陈独秀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思想
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向被誉为中国民主发展史上政治和文化的起点，陈独秀作为辛亥革命的老革命家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不论从哪个角度看，似乎都算得上是理所当然的民主思想代表。尤其在新文化运动中揭起民主和科学大旗后，他的民主领袖地位似乎已是不容置疑。但是，当时的陈独秀不可能拥有真正的民主思想，决定于他个人的学术基础和政治背景，同时鲜明地表现在他的言行中。
虽然个人民主思想的形成未必到西方学习，但是在当时的信息条件下，科举出身的陈独秀没有亲自体验过西方民主，导致他对西方民主陌生是不争的事实；他在日本的学习中翻炒的民主，使他不可能能理清民主的基本经脉，这在许多层面都表现出来。比如，白话文运动中，由于他对近代西方文化的陌生，要求小他一轮的胡适撰文和介绍西洋文学和思潮，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便是应邀而为；新文化运动中，他将民主的范本定为法兰西文明，对其无条件附庸，并将近代西方民主的根源追溯到法国启蒙思想家那里为止，否定别的欧洲民族对民主的贡献，即所谓“此近世三大文明，皆法兰西人之赐。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更说明他对民主认识的局限，也反证出他民主思想的偏狭残缺。
陈独秀不可能形成完善的民主思想，还在于他的政治身份。众所周知，完善成熟的思想是文人的专利，政治风口浪尖上形成的思想和政治领袖的学说，从来只能作为意识形态或斗争工具。不仅如此，作为某个集团的首领，这些思想往往还被人为改造，制造出众多非驴非马的变种来。陈独秀早期的民主思想就没有免于这种宿命，先是为了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完成辛亥革命的任务，以后转而充当救亡工具，他的思想及其近亲，自始至终都被绑架在功利的目的上，因而不可能有独立性和普适性，而这是民主的基本内涵和价值观。
以上两方面的缺憾着落在他的实际行动上，便是缺乏宽容的思想和态度。新文化运动中提出：“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在东西文化选择上旗帜鲜明抱定纠枉过正的价值观，等等，都违反民主的基本精神，这对他家长制作风的形成自然有一定影响。同时，也因对民主信仰缺乏坚定，导致巴黎和会失败五四大游行被捕后几天时间内，就匆忙否定了西方民主，选择了俄国道路，却由于旧信仰无法去根，新信仰不得其解及后来对此的不认可，在苏联支持国民党、蒋介石却反苏反共后，他被作为替罪羊抛出，将其指斥为大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者。
只有当国民革命失败、他退出政治舞台后，才对中国问题和民主有了冷静、独立的反思，从一个革命家转变为真正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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