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浦东新区政府承认河南民工孙中界因被指开黑车而“剁指证清白”的事件中，有关部门确实“钓鱼执法”（指设下诱饵引人犯罪），并向社会公众公开道歉。

继上海“钓鱼执法”引发争议后，广州和其它省市也被指存在类似现象，执法人员以设置陷阱的方式诱发私家车主营运，从而收取罚款。可以说，“钓鱼执法”让许多人在中国的市场经济中检验中国行政执法的合法化，其意义究竟何在？

一、“钓鱼执法”的经济效应

行政执法最大的受益者应当是人民，执法应当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意愿。行政执法必须从大局出发，从国家利益出发，从人民群众利益出发，严厉打击挠乱社会主义秩序行为，给国家创造健康有序的社会秩序，给人民营造和谐安宁的社会环境。

海闵行区交通执法大队利用“钓鱼执法”两年查处非法营运车辆5000多辆，罚没款达5000多万元，超额完成指标。[1]一是说明了我国行政执法的机构受利益的驱动，为拿奖励而采取不正当、不规范的取证手段；二是有的区执法大队还与“钩头”签订了合同关系，一些“钓鱼”以“放钩取证”为业，行政执法的驱利行为演变成制度化；三是为此还出现职业举报人（即所谓的“钩子”），行政执法的驱利行为甚至趋于组织化。

行政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不能以执法为执法，以部门利益而执法，以个人利益而执法。而应当把执法意识上升为服务意识，文明执法，热情服务，树立良好执法形象，树立优良服务作风，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己任。

二、“钓鱼执法”的社会效应

按照我国的行政执法规定，应该坚持行政执法的统一性，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始终将依法保障公民权益贯穿于各项工作。应该坚持行政执法的连续性，做到平等保护、权责一致、监督有力，切实保障公民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应该坚持行政执法的正当性，要听取公众意见和建议，切实履行信息公开义务，保障人民群众创造性、主动性的发挥。

但在“钓鱼执法”过程中，行政执法人员存在几个问题：一是人本主义严重，即重人治、轻法治，重个人权力、轻法制建设；二是特权观念严重，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运用手中的特权，颠倒了"主人"和"公仆"的位置；三是权威主义严重，任何行政执法活动，相对人必须绝对服从的法律设定，而行政前的告知、听取申辩，保障相对人的复议和诉讼权利的行使，是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定义务。

四是利益驱动严重，执法的目的应在于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而不是引诱、教唆人去违法；否则就违背了执法的初衷。特别是本应代表群众利益的执法机关，如果将执法的出发点建立在经济利益的基点上，将所有车主列入罚款目标，那么损害的无疑是政府的公信力以及社会的诚信秩序。

三、“钓鱼执法”说明了行政执法体制存在较大的弊端

一是我国行政执法组织管理体系欠缺，行政取证不正当成为当今社会中各类违规执法潜规则而大行其道，说明对这些用血肉之躯换来的违规执法潜规则暂时的“偃旗息鼓”并不完全信任。

二是行政执法商业化和利益化更要问责的是，哪些人享用了“钓鱼执法”的“渔利”？当具有黑社会组织性质的执法活动猖獗如此，百姓遭遇坑害如此，领导者该负有什么责任？

三是给公民权益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好比一个车子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而程序正义是人们在法治社会追求社会实质正义的必要条件。

因此，不仅需要从法律上对其手段加以严格界定及程序规范，也应完善上级部门的考核评价体系，不应唯绩效、唯罚款是图，而应以维护民众利益为基点，从而树立正常的社会法律秩序。

 “钓鱼执法”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和困惑是多方面的，当务之急是如何使执法手段正当化、法制化，明确行政执法最终的目的是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和利益。

行政执法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