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钓鱼执法”的闹剧，不应该将板子只打在个别地方政府的屁股上。因为政府钓鱼不是个案，而是一种全国性的普遍性的潜规则。这个潜规则显然大过党的政策与国家的法律，是在实际上真正起作用的特殊社会规则。（所谓“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呵呵。）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曾经郑重提出，全党同志要牢记“一个宗旨”，坚持“两个务必”，特别要求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然而，“三个为民”的显规则，在很多人那里已经衍变成了“三个为己”的潜规则，即“权为己所用、情为己所系、利为己所谋”。

也就是说，党的政策并没有真正落实为国家的法律和政府的行动。为什么会这样？其原因无非是：法律是全体人民同意的产物，而我们的法律只是个别人同意的结果。在“封建腐朽文化”以及“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误导下，这些人已经忘记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因此，他们同意的“法律”，不过是为他们自己服务的所谓“法律”。一句话，中国人尚且没有普遍同意的法律。至少是没有政府管理社会的“公法”，因为这里的“公法”其实就是“私（家）法”。

因此，不服从与不自觉，从来都是中国人的传统。不服从，不一定要表现为行动，像此次由于被政府钓鱼而愤然起诉的张军和断指自证清白的孙中界，那是少见的英勇之士；绝大多数人面对钓鱼，为了硕果仅存的“生存权”，往往选择沉默或自认倒霉。不过，这种沉默就是默默的抗议甚至诅咒，也就是不服从。除了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们，没有人心甘情愿地服从写满“钓鱼”二字的所谓“法律”，以及由这些“法律”支配着的社会制度。

中国社会“无法无天”的状态，同时决定了中国人普遍的道德虚无感，并且它也成就了无数中国人的愚昧无知。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非常容易选择“道德机会主义”，也就是不自觉地去做坏事。这样做的理由似乎是自然而然的：既然服从是没有必要的，那么，我就有意无意地走向它的反面——投机取巧，中饱私囊。普遍的“道德机会主义”，导致中国社会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果，那就是大家都不需要社会公德，大家都不得不生活在“酱缸”之中，大家都是一个德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而且，你越是这样做，就越接近“人上人”的标准。试想，我国的社会精英们，有几个不是昧着良心做人的？

政府长期钓鱼的结果，就是行政管理活动的异化，以及公务员队伍的腐败和萎靡不振，真正敢于“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已经成了稀有动物。这次被钓鱼的张军在接受“执法”人员的问讯时，为了给自己一个道德的理由，说自己搭载“胃痛的”，是因为自己想学雷锋，没想到的是，我们的“执法”人员对此竟然嗤之以鼻。为了让鱼儿上钩，牟自己的利，这些“执法”人员是不需要任何良心的。所以，如果你在体制内，你还想着真的“为人民服务”，那你肯定要吃亏。别说“为人民服务”，你就是在里面跟“自己人”说几句实在话，你也得时刻准备着“吃不了兜着走”。

在批评政府和公务员的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了这个事实：不自觉正在成为一种替代不服从，而且比不服从更糟糕的选择。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证实一下。今年的中秋节，珠海发生了十多起火灾险情。原因是那个晚上，明亮的天空中升起了无数盏孔明灯（一种叫“天灯”的纸灯笼，燃料是汽油或煤油）。谁都知道，这样的东西是危险的定时炸弹，然而，无数人在欢呼，在翘首以待。为了禁止这种行为，巡警逮住了一对青年男女，并要没收他们手中的孔明灯。没想到的是，男青年还挺能耐，他不允许警察这样做，并且质疑警察：“你凭什么法律没收？即使有这样的法律，我还没有将它放上天，你凭什么没收？”我们的警察居然被质问得哑口无言，结果双方僵持了很久，围观者达百余人之众。

这样的不服从，导致了这样的不自觉，不正是法律缺失，道德虚无，政府对社会长期“管而不理”，只知道钓鱼牟利的结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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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博对上海钓鱼“执法”的系列解读：

弹钓1：我们都是“钓鱼执法”的猎物

弹钓2：“钓鱼执法”的罪魁祸首

弹钓3：公务员考试热源自政府钓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