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經的方法跟態度，涉及的層面廣而複雜，我認為人類文明走到今天，沒有一個文化可以自我封閉，凡涉及治學方法及價值標準者應該不分東西，如邏輯學、統計學，無論任何文化應該一體適用，精神、道德層面，仁愛、公平等也不該分彼此。

其實中國文化雖然沒有發展出邏輯學、統計學，但是「科學精神」卻一直不絕如縷。

到底用什麼態度讀經,清朝的儒者早就提出質疑。歷史是永遠的進行式，學術也永遠在進步之中，西人曰歷史是「今人與古人的對話」，又曰：「歷史是永遠的現代史」，漢人讀史記又與今人絕不相同，文明在變，社會在變，讀書方法也在變，讀經何嘗不是如此。「變」就是一種進步，如果漢朝人讀經讀史，其領悟與感受與今人相同，那還了得？可能的情況不但中國文明停滯，而且世界文明也同時停滯才會發生這種現象。

清朝大學者崔述先生的父親教兒子讀經書，要求兒子熟讀經文，粗通文義即可，熟讀本文之後才可看注釋，免為注釋所惑，反而迷失經文本意，這不是科學精神嗎？

又崔述研究孔子，只從可靠資料著手，崔述認為可靠資料者論語、左傳兩書而已，其他如史記、孔子家語等皆不可靠，用可靠資料，這不也是科學精神嗎？

崔述的鉅作『考信錄』（東璧遺書）是崔述窮一生之力對秦漢以前的古藉作了一次總整理，崔述曰：

【大抵戰國秦漢之書，皆難徵信，而其所記上古之事尤多荒謬。然世之人，以其流傳日久，往往信以為實。其中豈無一二之實？然要不信者居多。乃遂信其千百之必非誣其亦惑矣！（崔述「考信錄，提要上」，頁一○。

今「考信錄」中，凡其說出於戰國以後者，必詳為之考其所本，而不敢以見於漢人之害者遂真以為三代之事。（同上，頁九）

今為「考信錄」，不敢以載於戰國秦漢之書者悉信以為事實；不攻以東漢魏晉諸儒之所注釋者悉信以為實言。務皆究其本末，辨其同異，分別其事之虛實而去取之。雖不為古人之書諱其誤，亦不致為古人之書增其誤也。（同上，頁十八）

大抵文人學士多好議論古人得失，而不考其事之虛實。余獨謂虛實明而後得失或可不爽。故「考信錄」，專以辨其虛實為先務，而論得失者次之。（同上，頁三四）】

崔述因為生前窮困，名聲不顯於當世，死後一百年間其書在中國幾乎消失了，一九○三年日本學者那可通世，把崔述弟子陳履和刻本加標點排印出來，中國人才知道崔述其人。

二○年代，胡適作崔述年譜，對崔述的科學治學精神至為推崇，崔述年青時讀書發覺「禹謨」、「湯誥」等「文義平淺，殊與三十三篇不類，然猶未敢遽疑之也，又數年，斷覺其義理亦多刺謬，又數年，復覺其事實亦多不符，於是大駭怪……（古文尚書辨偽）」。

胡適慨然地說「近二十歲時的懷疑，直到六十歲以後才能解決，可見懷疑真是一種麻煩的習慣，怪不得絕大多數的懦夫終身不敢一叩懷疑之門！」

禮記是一部集體創作，有合儒家如禮運大同篇，有純屬道家的如中庸。我從青年時代懷疑中庸，進而檢討中庸，最後反對中庸，年近古稀才提筆為文，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我應該不算懦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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