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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9月30日《震海听风录》以下为文字实录:
解说:新中国成立60年,经济成就有目共睹,但就如何认识中国模式及其可持续性,争论仍酣。中国发展是否具备内在完善机制,如何解决经济发展中的贫富不均、社会性因素等问题?台湾政论家南方朔、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员杜平作客听风录,分析探索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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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欢迎收看《震海听风录》,明天10月1号,我们知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纪念日。六十年来,中国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上升,国际和海外舆论对于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有许多讨论,我们先看一个短片。
国庆60年: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
解说:近年来,中国的迅速崛起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明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庆典,当此节点,不仅中国人在梳理总结自己国家六十年的发展历程,世界的眼球也被中国吸引。最近10年,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军事和综合国力的发展越来越引人注目,全球外交作用日益明显。
有评论认为,中国不但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走过了西方几十年乃至一百年才能走过的道路,而且还将成为未来十几年、几十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但是也有评论认为,中国内部集聚了众多矛盾,中国发展将面临瓶颈,其中包括贫富不均、贪污腐败、社会矛盾激化,而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也加剧了上述矛盾。中国是否将拉丁美洲化,或走上亚洲一些国家裙带资本主义的道路,并使国力盛极而衰,也是一些舆论担忧的问题。
邱震海:好,两种观点各有自己的说法,各有自己的视角,也有自己的内在逻辑。那么到底怎么看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我们对它应该抱一种乐观,还是相对比较谨慎乃至悲观的态度。有关这个问题呢,我们在台湾现场先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台湾的政论家南方朔先生。您好,南方先生。
南方朔:邱震海先生,您好。
邱震海:在两种观点当中,你是属于乐观派,还是相对比较谨慎,乃至悲观的一派?
中国前途审慎乐观
南方朔(台湾政论家):我是属于审慎的乐观派,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就在昨天所出的《时代》杂志上面,登了一篇沈大伟先生,是一个美国通所写的文章。
创造性破坏带来矛盾
南方朔:他谈的就是我们今天谈的这个问题,中国见证60年,然后将来的发展,因为它目前的发展基本上是一个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所以它的矛盾,破坏的、正面的、负面的,很多因素都一直出现。所以呢,各种人都可以片面的去选择任何现象来解释。所以在十几年以前,你看譬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有一个(高跟将 音对),叫(张家墩 音对)写的,他写了中国马上就要崩溃,有这样的说法。
今日中国如十九世纪美国?
南方朔:近年来,事实上很多另外的学者,特别是欧洲的学者认为,整个中国的发展,特别像一点十九世纪的美国,速度很快,它翻一番的速度大概都超过以前的英国跟美国的那种速度。所以它的问题就多,可是尽管问题多,因为它的结构,它有一个庞大的市场、庞大的结构、庞大的人力跟教育素质,所以它问题多,可是基本上前途是乐观的,对。
邱震海:但是您怎么看就目前而言,中国确实存在很多问题。
南方朔:是。
邱震海:在国庆之前,社会矛盾很激化,安保措施也非常严密。尤其是腐败问题层出不穷,有人说腐败、腐败,反腐、反腐,越反越腐,你怎么看这些问题?
如何看今日中国社会矛盾
南方朔:这是没错的,就是中国发展这30年来,贫富不均,地区不平衡,腐败,然后特别是自由度还不够扩大,法制不够健全,所有这些问题我们统统大家都看到了,我想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或者知识分子也都看到了。那事实上,我们看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的过程里面,这些现象都不是例外,意思就是说中国的这些现象,都不是中国所独特的,事实上是人类发展的一个普遍经验。
今日中国矛盾乃世界普遍经验
南方朔:那这个普遍经验,将来很多是要根据人类的普遍经验的解决模式,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刚才说,我说这些问题,我都绝对不否认它的存在,而且我还知道,我还认为相当严重,可是长期来看,我是认为中国有很多很基本的要素,是我们都疏忽掉的。
不能忽视中国基本要素
南方朔:中国的人力素质、教育的普及,是全世界在发展中国家很少见到的。所以前几年得诺贝尔经济奖的那个印度的学者,叫阿马蒂亚·森,他就特别说过,他说中国的教育这个东西,是印度所没有的,所以中国将来会发展,印度恐怕有限制,这是讲中国的教育。然后另外一点是,中国另外就是中国持续在开放,一个国家能够开放,它的知识分子得到外国的讯息,本身的调整机制就比较强。所以中国的持续开放,我认为是将来它内部调整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邱震海:好的,非常感谢,听完来自台湾方面南方朔先生的意见。我们换一个角度,同样听听来自海外,来自新加坡杜平兄,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评论员杜平先生的意见,杜平。
杜平:你好。
邱震海:我曾经跟一位中国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在节目当中进行过访谈,我问他中国目前的腐败问题怎么解决,他认为中国现在是权威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我又问他,如果说三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这个问题还不解决,会怎么样。他认为中国会成为另外一个印度尼西亚,您的看法怎么样?
腐败问题:各国均不能根除
杜平(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员):腐败问题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而且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社会把它解决了,没有,最发达的国家都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你可以看到,就是很多包括日本,亚洲,我们的亚洲邻国,它的发展相当好的,但是它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而且相当严重。韩国也是一样,那就不用讲其他的一些发达国家,西方国家也是一样,都是一样。
邱震海:问题是现在中国或者韩国等,这些你说的亚洲国家,现在我们如果称之为崛起的话,它们是在腐败当中崛起,关键这种在腐败中崛起的模式,能持续吗?
中国发展有其自身逻辑
杜平:我觉得就是跟印尼,刚才你讲到,跟印尼比的话,好像小看中国了。对,在中国的过去30年,不用讲60年,在30年过去的发展当中,中国的发展它是有它自己的逻辑的,它有自己的逻辑。这个根本上是跟文化有关系的,你比如讲中国发展,30年里面很多人都讲过要崩溃或者倒掉了,或者一党制会没有了,都讲过很多很多的预测,但是都没有实现,为什么?
中国发展由文化灵魂支撑
杜平:因为我觉得中国文化本身,它有一个灵魂,就是中国经济发展里面,它有一个灵魂在里头,它这个灵魂就是说你最根本的东西,你不管有多么的腐败,多么的严重,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多么的复杂。根本的东西没有变,就是在它潜在的背后,它有一个振兴中国文化,振兴中华文化的根本灵魂在这里面,所以这个东西在支撑着中国的发展。就是它使得其他的问题都变得不那么严重,只要这个东西存在。你看印尼也好,或者拉美国家也好,拉美国家也是曾经有过这样,也有人讲过,就是中国可能会拉美化,但是跟拉美国家是没办法比较的。
邱震海:好的,非常感谢,听完了来自海外的观点之后,让我们把镜头切到北京,听听来自北京方面学者的意见。在北京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的副院长金灿荣先生,您好,灿荣兄。
金灿荣:震海,你好。
邱震海:身处北京,我相信您是一个乐观派,那么您怎么看刚才杜平以及南方朔先生他们的观点?因为以前我们在西方的时候,90年代、80年代末,分分钟钟西方人都在谈中国崩溃论,但现在几年一过,又谈中国崛起论或者中国威胁论。您怎么看西方对中国的这种解读,以及中国自身的发展逻辑?
看中国问题切忌浪漫主义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刚才南方朔先生和杜平先生都讲的很好啊,很多观点我都非常赞同的。但是关于怎么看这些问题,我觉得那有一点要客观,不能浪漫主义,整个20世纪,中国往往采取很激进的办法解决问题,一大原因就是背后的文学家思维,我又把它叫做青春期心理。
六十年来 世界低估中国能力
金灿荣:这个就是光看到问题,但没有能力理解问题。那么怎么样看中国的问题呢?刚才南方朔先生和杜平先生都讲得很好,他们有不同的角度,我补充几个角度。一个就是南方朔先生刚才提到戴维·香博那篇文章,就是沈大伟那篇文章,这个文章其实有一个重要的提醒,就是60年来啊,人们绝大多数时候是低估中国的能力的,所以要吸取教训。
因为今天我们谈的一个重要题目,是北京共识中国模式,是吧。大家知道这个北京共识的提出者是约书亚·拉莫,那么拉莫在他那个文章开头,就有一个提醒,就是任何统一的理论,都无法解释中国。因为中国本身是不统一的,它里面的矛盾太多了,所以就是要跳出西方中心主义,跳出社会科学的教条束缚,然后来吸取过去的教训,不要低估中国,这是一个教训。
邱震海:是。
须判别矛盾是否引起社会紧张
金灿荣:第二个呢,就是说任何社会都是有矛盾的,关键是你要看这个矛盾,是不是引起了普遍的社会紧张,如果引起普遍的社会紧张,那么它是会出大事的。
中国发展动力 人类首屈一指
金灿荣:第三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之强,可能在人类历史上首屈一指,就是其实全国人民,13或者14亿人都在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
中国执政党学习能力强
金灿荣:第四个就是执政党和政府的学习能力,执政能力应该还是非常强,尽管大家知道它内部有官僚主义这些问题,但是总的能力非常强。
30年财富和经验有助解决问题
金灿荣:还有一个,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说,30年来中国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和管理经验,这个对未来解决问题有帮助的。最后我还强调一点呢,就是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总体上是非常良好的,这是以前苏联它们都没有的。应该讲就是说这30年,我们努力的和美国发展关系,然后碰上美国这个霸主,应该讲在人类历史上,也是非常独特的一个霸主。
邱震海:是。
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总体良好
金灿荣:所以就是中外关系良好,基本上还是个良好,这个也是构成了很好的条件。
邱震海:好,我想刚才无论来自北京还是新加坡、台湾的学者,都有他们各自不同的角度。从我的观点来看,各位应该说不但是客观派,而且都是相对比较乐观的态度。但是关键问题,广告之后,让我们来讨论一下,到底如何看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像刚才金灿荣所说的那样,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们给它一个什么样的客观评价。尤其是解决这种问题,以中国目前内在的机制,有没有一些自我调节、自我协调,乃至自我完善的机制,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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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好,欢迎回到《震海听风录》,到底如何看中国模式,那么全世界有人悲观,有人乐观,确实中国的问题很多,每一个生活在中国的人,都认识到这个问题。那么有关这个问题,我们在凤凰网上也做了一个网友的调查,我们给的一个问题叫中国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三个选项,第一是认为可持续的,因为中国的自我完善机制可以逐渐消化现在的问题,其中包括腐败和贫富不均,赞同的占15.43%;另外一个是认为难以持续,因为各种矛盾终将阻碍中国的继续发展,赞同的占13.58%;最后一个,我们给这个选项说,一切都取决于未来五到十年,中国能否建立一套自我完善和消化机制,那么赞同的占了70.99%。
显然是绝大部分观众和网友还是赞同第三点,但如果谈率的说是把第三点拿掉的话,那么前面可持续和难以持续似乎有一点不相上下。有关这个问题,我们请出三位嘉宾,在台湾是南方朔先生,在北京是金灿荣先生,同时在新加坡是杜平兄,三位怎么看这个问题?南方朔先生,如果去掉第三个,取决于未来五到十年,中国能否建立一套自我完善和消化机制,似乎从前面是和否来看,当然观众和网友的意见不一定完全具有科学性,但是似乎不相上下,您怎么看?
公众观点易受舆论影响
南方朔:我想一般网友的意见,他都是受制于这个大环境,别人怎么谈中国问题,会影响到他们的很多判断。
近年海外舆论对华评论趋正面
南方朔:中国大陆近年来受到外国人谈中国的这个影响,基本上外国人在谈的时候,大概十年前普遍是负面的比较多的,可是最近的一两年来,大家对中国的经验,正面的就比较多了。所以就是说整个看中国的未来,从负面的转向正面,事实上这也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因为中国发展久了,久了以后,你不得不肯定它的成绩,所以外国人已经慢慢在变了。那整个中国大陆的网友,他们的反应,大概就是外国在改变的这个过程里面的很多意见,所以他就变得比较彷徨不安,就一半、一半,大概是这样一个趋势。
中国民众对政府满意度达80%
南方朔:我自己是认为,像美国不是有一个PEW民意调查中心吗?他们最近所做的调查,中国人对中国政府的满意度,几乎是高达了70%到80%,所以说中国的有效统治这一点,大概是毋庸置疑的。
中国执政团队具足够理性度
南方朔:那么中国的统治,因为它同时也充分地反应了全世界对它的期望,或者是对它的压力,所以整个中国的执政团队,他们在表现的那个理性度,以及尝试建造自己政府的合理性上面,是花了蛮多苦心的。你看前两天胡锦涛不是去美国开会,他那个减碳报告就出来了,全球都觉得很惊讶的。所以说,中国在调试世界改变它义务角色上,这点功能是做的很好的。
那为什么我说我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就是说中国有很多特色,这个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中国的政府官吏,基本上到现在为止,他的能力是有一定程度的,虽然有很多腐化,在地方上有很多腐化的问题,可是基本上有效的领导,这部分他是无可怀疑的。
邱震海:对。
中国崛起整合全球华人认同
南方朔:那我还要特别强调一点,就是从1949年以后,全球华人在全世界到处飘荡,缺乏了一个最大的磁极中心,去吸收大家的认同。可是中国大陆开放改革了以后,这个认同有了对象,而且随着中国大陆快速地改革开放,而且取得成绩,这种认同,以及海外的这些所有的智慧、经验、见多识广所累积出来的智慧,就慢慢都会回到中国大陆去,中国大陆在应付自己问题的弹性上,以及智慧选择的多样性上,就多了很多了。所以我是认为整个中国大陆,它看起来不只是五到十年,恐怕还有很漫长的时间,都还会有不错的成绩。
邱震海:好,北京的灿荣和新加坡的杜平二位怎么看,关于问题现在如果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可能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社会矛盾的激化,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贫富不均,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许多难以根除的腐败问题。那么假如说二位或者三位,都是一个外科手术师的话,我们如何来对目前中国的问题进行一个诊断,它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阶段的问题?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如果可以治好,治能够治理好到什么程度?如果要治理的话,它未来的内在机制,它有哪些支撑点,二位的观点怎么样?灿荣兄?
多数中国人对未来抱有信心
金灿荣:如果我具体的看中国的问题,首先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问题非常严重,还不止列举的这一些。但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多数中国人,我想现在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一个民族前途取决于学习能力
金灿荣:我想是不是这样几个原因,一个就是说中国人的学习能力非常的强,学习能力,而我现在越来越认为一个民族的前途,取决于它的学习能力。那么这个学习能力,它的来源包括它的开放,对创新的重视等等,很复杂,我们不谈这个原因,我只是讲一个结论。就是中国人的学习能力,现在可以说在世界上是非常强的,那么这个就是给大家以信心。
创新、混乱管理、坚持自主性
金灿荣:另外还是用北京共识提出者约书亚·拉莫本身的说法,他总结北京共识三大原理,第一就是创新;第二叫混乱管理;第三是坚持自主性。也就是说拉莫先生认为,在各种矛盾当中,在混乱当中,对它加以有效、微妙的管理,历来就是30年的常态。
邱震海:你怎么看现在每个老百姓心目当中都有的这个腐败问题,以及贫富不均,包括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对这几个罗列的问题,我们如果给它进行诊断的话,它到底属于一种什么性质的问题?未来的发展走向会怎么样?会不会阻碍中国的发展?
中国社会问题几率远低于国际
金灿荣:第一,这个问题是不是那么严重呢,媒体可能跟社会学家有不同的看法,媒体人就喜欢要问题,对吧,喜欢夸张一点。真正的社会学家,他不是这么看的,譬如说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的所长黄平先生,他一直就认为,以中国的人口和现在的发展速度,中国现在出现社会问题的平均几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邱震海:非常感谢啊,问题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到底如何看民众目前在社会当中存在那股气,那股情绪。新加坡的杜平你有什么意见?你如果作为一个诊断师的话,你怎么诊断中国老百姓心中的那股情绪?
如何看今日中国民众的情绪
杜平:我认为这个情绪是跟他的追求和目标是相关的,也就是说你经济发展以后,然后享受了一部分好处,然后还需要更多的好处以后,但是这个好处得不到,他会有一种愤懑。有时候我会跟国内的朋友讲到问题的时候,他们会把这个问题夸大的很严重,也不说夸大了,就是说说得很严重,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们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天天遇到一些不高兴的事情,使得他们的情绪会左右他的判断。
国内和国外看中国角度不同
杜平:那么从国外看的话呢,可能看的是宏观的东西,它可能不会涉及到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他是看整个中国发展的方向,这是第一个原因。
横向比较易导致不满情绪
杜平:第二个原因就是说横向比较,你中国现在已经那么有钱了,国家有那么多外汇储备之类的,为什么不能做一些服务人民更多的事情。这些横向比较,跟西方国家横向比较以后,觉得更加突出了中国的问题是更大。
邱震海:好的。
中国问题须在发展中解决
杜平: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在和谐社会,至于怎么解决,我觉得是在发展中解决,不可能把这些问题一下子突然马上就解决了,是不大可能的。
面对困难 需要忍耐和坚韧
杜平:我觉得刚才我强调中国文化,必须有它的自身的特点,就是说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必须还要发扬一个什么东西?坚韧性和忍耐性,就是必须学会忍耐。刚才金先生讲,也就是说要学会学习,这两方面都不可缺少的,所以在这个发展的时候,大家再忍耐一点,大家再努力一点,多学习一点,可能问题大家都可以集体的解决掉它。
邱震海:好,没有模式的模式,大家再多忍耐、多学习点,尤其在发展当中解决问题,关键是如果我们大家说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话,关键这种解决问题的机制在哪里?如何完善这种机制?就目前那么多问题的现状来看,我们能不能看到未来解决问题机制的那些萌芽或者它的支撑点,到底在哪里。不要走开,广告之后,继续为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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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好,欢迎再次回到《震海听风录》,刚才第二部分结束的时候,杜平说中国的模式是没有模式的模式,大家需要一段时间忍耐,关键是要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如果那样的话,中国它目前的发展当中,有没有一些内在的完善机制,如果有的话,那么它的支撑点到底在哪里?有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继续请出三位嘉宾。杜平,你说在发展中解决问题,那么就你在新加坡,而且你本身也从中国大陆出去的。
杜平:是。
中国内部是否有自我完善机制
邱震海:你认为在中国目前的发展当中,我们能不能给人一些信心,一二三四,我们未来的自我完善的机制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它的支撑点到底在哪里?
政府领导能力:国家发展关键
杜平:对,我觉得当然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如果没有自我完善的机制的话,这个国家早就崩溃了。我觉得它完善的机制有两种,就是主要的两种,我个人看起来啊。第一个呢,就是说一个政府的领导能力,就是说政府的领导能力是支撑这个国家,长期发展目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缺少这个是没有的。那么中国政府能够做到的事情,其他的一些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做到,这可以看得出来的,这个应该是给人家以一个信心的。
而且我觉得执政党本身,领导的政府都已经很清楚地看到了自己肩上的重责大任。也看到了目前社会上出现的很多不满和情绪,都已经看到了。这个历史使命是没有放弃,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内部完善机制,是一个历史使命,就是振兴整个中国腾飞之类的东西。
第二个,我觉得在强化政府领导的同时,这个政府的领导必须要强化,要完善。
政府须规范自我 扮演公正角色
杜平:但是同时呢,我认为政府还要对自己的决策进行规范,或者是限定,自我限定也好。政府首先应该扮演的什么角色呢?因为现在在这个社会矛盾非常激化的时候呢,它必须扮演一个非常公正的,仲裁者的角色,它应该在所有的利益纷争当中保持超脱一些,首先是超脱,不能够被任何强势的利益集团所绑住。
邱震海:刚才杜平讲的第二点,中国政府要规范自己的权限,我们说的很多了,政府职能的转变,包括政府应该成为一个游戏规则的制定者、监管者,而不是游戏的一个参与者。但关键问题,现在腐败问题还是屡禁不绝,那么现在如果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我代表普通的观众来发问的话,到底中国有没有反腐成功的一些机制?如果要告诉我们,我们的观众你应该有信心,到底这个信心应该在哪里?灿荣,你是研究美国问题的,美国早年,它在解决腐败问题,在发展当中解决问题,它有什么经验可以供今天的中国所参考?
美国早年如何控制腐败?
金灿荣:1870年代到1925年,这是美国工业化高速增长期,因为1925年这一年,美国的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那么中国现在因为农村人口还在45的样子,55还是农村人口,我们还没有到那个点。那么就在这半个世纪里面,美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矛盾,所以出现了很多工人运动,然后什么人民党运动、进步运动等等,当时社会也非常非常地混乱,普遍的失序,就是没有次序。那么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也跟我们今天一样,也是一个腐败问题。那这个腐败问题呢,当时美国可以说穷尽了我们人类能够想到的所有办法。
邱震海:对,然后他们的经验是什么呢?
产业升级有助美国治腐
杜平:新闻监督、市民参政、司法独立等等,但是最后我个人的研究告诉我,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没有效果。最后美国采取两个办法解决,第一个叫产业升级,就是让各个主要的产业,它都形成一定的垄断,然后那些原来的地方企业就变成全国性企业,成了全国性企业以后,它的利益就在于全国市场占多少比例,而不在于垄断一个地方市场。这个时候,它是由腐败的供给者变成了腐败的反对者,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这是产业升级,导致企业结构的变化。
职业经理人斩断政商勾结
金灿荣:另外就是MBA这样的,叫职业经理人的出现,它切断了叫地方政治老板和财富家族之间的自然联系,这两个东西的出现,实际上是美国腐败减少的一个结构性原因。那么剩下美国的一个解决问题的诀窍,就干脆把剩下那些腐败,大部分就给它合法化了,它的定义就不是腐败,给它公开化,那么其实在这个情况之下,现在还是有一些腐败的,对不对。
邱震海:你觉得为腐败合法化,在某一个范围内是可以容忍的?
金灿荣:美国就是这么做的吧,比如说每一个议员,他可以收捐款,完了以后他可以给他的捐款人回报以项目。
邱震海:那么现在关键问题,我们有一个可以称之是迷思的东西,我们始终认为腐败是可以通过监督,腐败是可以反调的。就美国早期的经验,真正通过监督,真正通过反调的腐败,在美国整个的腐败比例当中,成熟的美国,它的比例当中占多少?
消除还是控制腐败?
金灿荣:非常非常小,所以我现在不太主张用消除腐败,顶多就是控制。实际上你要定一个消除腐败的目标,你是等于跟人性在做斗争,那么你跟上帝在作战,你永远也要失败的。我就是经常讲的,这叫浪漫主义文学家,或者愤怒青年,或者幼稚青年的这种想法,就不应该这么说,你顶多就是控制,控制的好坏而已。
中共反腐力度世界第一
金灿容:那么现在中共作为执政党,其实在反腐方面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执政党,一年像中共这样抓好几万人,你可以举出第二个党吗?找不出第二个,所以它实际上在花很大的力气在做这个事。
邱震海:好,非常感谢。我们来请教一下南方朔先生,南方朔先生,如果说请您从台湾的角度,您赞同刚才北京金灿荣先生他的观点吗?认为腐败其实通过反,或者通过监督其实真的是难以消除,关键问题还是通过产业升级,通过内部机制的完善,您理解的怎么样?
中国:不满来自对发展的渴望
南方朔:我是认为中国大陆,现在到了一个很独特的历史发展的时间点,那这个时间点我们在政治社会学里面,我们叫做期望增加所造成的革命。意思就是说中国大陆开放了,然后发展了,发展了以后,老百姓都希望能够有更高的所得,得到更高的东西。
解决现有问题需要全套改革
南方朔: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中国大陆现在面临着很多问题,事实上解决贪腐,解决所得不公平,城乡差距等等,没有一个固定的章法,都是一套东西来做的。而这套东西你要有政治的改革、效率的改革、司法的改革、媒体的自由,这些东西可以减少贪腐,减少不公平。然后你可以制定政策,让老百姓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发展的不公平,只有透过更多机会才可以克服,任何方法都没有用的。
邱震海:好,非常感谢。我们谈的是中国模式,那么中国模式我们知道在过去若干年,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成就,当然也带来了不少的困惑,中国如何面对这些困惑。中国是如何像刚才说的在发展过程当中,不断建立和完善一种自我调节机制,从而逐步解决贫富不均、腐败、社会矛盾激化,以及来自外部的许多干扰,将成为60年国庆之后,中国面临的继续的一些艰巨的挑战。感谢您的关注,也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震海听风录》,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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