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看朱静渊先生的意见。他说：“我们是否可以发起一个‘新宗教主义’运动，重新定义‘宗教’的内涵，把我们的儒教定位为‘新宗教主义’意义上的‘宗教’？”

我理解朱先生的意思是：因为学家囿于耶教意义宗教之模式，所以用耶教模式来套弄儒教，搞得儒教成了四不像，有时像宗教，有时则否。所以，干脆我们来个自己的宗教定义。这也是一种路途，不能说没有意义。但是，我是不太认同的。

因为，其一：我说儒教是宗教的时候，我不反对耶教是宗教，相反，我承认耶教也是一种宗教。而且，尽管耶教是偏教，但因为其自身的历史和传统，是有其地域性意义的。不过，将耶教普遍化的做法，会置我儒教于非宗教。因此，无论从义理上还是从现实中，必须反对之。这就是我拒斥耶教和重建儒教的原因之一。无论如何，我们说宗教的本质是基于信仰之上的生活方式。“信仰”是个箩筐，而不是箩筐里的东西。耶教装的是上帝，伊斯兰教装的是穆罕默德，佛教装的是释迦牟尼……，儒教装的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荀董韩等等的圣贤。惟其如此，和而不同大旨方得实现，而且能够避免诸神之争和宗教冲突。这是儒教本来的、应有的、必然的意思。因此，我不能承认唯有儒教意义上的宗教才是宗教。

其二，我一直想一个问题，即是复兴儒教呢，还是重建儒教呢，抑或是新建儒教呢……。根据我起初的想法，重建甚至是新建，在我心目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仔细思考了很长时间，觉得重建意味着恢复并创新儒教，或者说儒教是个变化了的宗教，亦即进步了的宗教；新建则意味着儒教不是宗教，硬要拉出来个什么东西。后者是我断不能承认的——虽然我接触儒家儒学儒教初期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我现在认为，重建儒教也是不可以的。“重建”本身就是对儒教的一种亵渎，不仅因为意味着儒教是变化甚至是进步了的宗教，更因为这种认识本身否定了这样一种实存的东西，即儒教的天帝天道圣贤义理是不以人们信不信儒教而有丝毫损伤的。或者说，不管人们信不信儒教，儒教都是宗教，都会存在。但是，我们已经为反儒教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受到了严厉的惩罚。晚清败局者，浑用儒教所造成也；近代凌乱者，颠覆儒教所造成也。所以，我认为现在最好的提法，不再是重建儒教，而是复兴儒教。当然，儒教复兴的提法也不切近逼真，只是因为必须挂搭一个儒教，所以勉而言之了。若不挂搭儒教二字，则我认为，最好的提法即是“拨乱反正”和“复古更化”。质而言之，我们必须实现儒教的复古或者复古儒教。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不是再搞新宗教或新儒教，而是在复古。

当然，别人会说我食古不化和顽冥不化，我同样是不介意的。介意的人，不会是儒教徒的。但是，我会在稍后的时间里，具体说明为什么我提倡儒教复古。现在把话题岔开来，谈谈现代新儒家的儒教观。

前几代现代新儒家的儒教观，有三个问题：第一，一般的不承认儒教是宗教，至多是承认儒教发挥了宗教的功能或者某些功能；第二，将儒教从神圣性拉降到人文性或世俗性的层面；第三，过多的借用了西洋文化的概念范畴，使得我儒教义理混杂甚至是歧出。当然，这只是个笼统的说法，因为“现代新儒家”复杂得很。比如钱穆公和马孚公，情况是有些不同。究其原因，我们可以发现，近代西方文化的发展路向，一度出现过“去宗教化”或“去神圣化”或“祛魅”的现象，比如宗教改革、启蒙运动、革命运动等等。要之，以自由、平等、科学、进步等构成的“理性”，占据了秩序和意义的中心。此其种种，皆被定义为脱离“黑暗的中世纪”，是合法的、正当的、必须的，而且造成了欧洲的大进步。流风所及中国，现代新儒家们一方面以儒教不是宗教，或者中国没有可恶的类似耶教意义上的宗教，而深感庆幸和自豪，并以此来为儒家儒学儒教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另一方面，西洋潮的浩大声势，也使人难有反思之的余地。关于这一点，我有许多的资料可为佐证。因此，现代新儒家的儒教观，大体上是失败的。当然，还有一些人，比如康有为、陈焕章等人在主张孔教或儒教。不过，诸君的套路乃是比附耶教的。我前面已经提过这个问题，在此可举两个小例子。一是陈焕章因耶教有耶诞节（俗称圣诞节），即提出要以孔诞为大成节。二是陶希圣等人，则因觉得大成节还不够宗教味，因此提出要以孔诞为“圣诞节”，并且联系了数十人，联合署名要过这个“圣诞节”。（过几天，我想查查这些人都是什么人，以便按图索骥搜集点他们的资料。）但是，期期以为类似主张不可行。至于理由，我有些文章提到过，在此不详述了。

那么，现在到了没有和现代新儒家师承关系的大陆新儒家这里了，就是蒋康陈了。蒋康陈同属于儒教派——恕我寡闻，其他人不我怎么跟踪和了解。但是三者是有区别的，蒋康是儒教的国家宗教派，陈明是儒教的公民宗教派。陈明意欲把儒教作为人们自由选择的宗教之一，使之和公域区别开来，是把持不住、复兴不了儒教的，因为它和儒教的根本义理是不符合的。真正的儒教，是不能没有王道仁政的。换而言之，儒教于政治，还不仅仅是一种支援意识，而是一种典型和范式。当然，公民宗教就其现实性而言，是有可能的，但属于新建儒教派或新儒教派，不是传统的、严格的儒教派。至于康晓光，他是很理性的，是在计算，是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证儒教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也就是说为儒教的合法性提供了必要的支持。但是，他是对天道性命不闻不问的。在我看来，康晓光是在用儒教扶助民族复兴。但是，真正的儒教，也是不能没有天帝天道的。

话到此，不难看出，我是最钦佩蒋庆先生的。蒋庆先生学行兼备、追复千古，康子后一人而已，儒家星火赖是。他是坚定的儒教派，是保守派，是复古派。但是，从其“三重合法性”和“三院架构”而言，我总是隐隐约约感到西方政治模式的影子。特别是，我认为这种设计是理性主义的，是不符合儒教传统的。所以，我认为蒋庆先生是重建儒教派，而不是儒教复古派。但是，我听说蒋庆先生也在考虑一个问题，即“太学监国制”。具体内容我还没有掌握。从名词来看，我觉得或许有复古儒教的韵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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