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人不宜搞民主吗？

                          许锡良

  这是我一次开会时我听到的一句最令我伤感的主流话语。韩国搞民主搞得不好，日本搞民主搞得也不好，国会打架，吵闹不休，台湾更是一塌糊涂，幼稚可笑，像中国当年的“文革”一样。这些就是不宜搞民主的证据了。再没有什么比这样的论证方式更为粗漏可怕的了。我们的思考能力怎么能够如此低下？不辩也罢。其实这些东方国家搞的民主不一定有美国的好，但是绝对是比东方搞专制的国家好得多，无论经济发展，环境保护，还是国民的安全幸福指数。人世间是有普世价值的，这个普世价值，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早就在《论法的精神》里说了，就是人类的具有普世意义的“自然法”，这是人类生存的根本。人的生存权与思考权力，自由本性等天赋人权，就是自然法，还有罗斯福在上个世纪40年代提到四大自由，免于什么的自由，早就写进了世界人权宪章，中国也是签字的国家，怎么能够说，就只有人家配搞人权，搞自由，搞民主，而我们就不配呢？东方的国家与地区搞民主的不都比不搞民主的生活得好一些吗？经济也发展得好一些，安全感也要强得多。

  我并非是一个执着非搞民主不可的人，我只是翻开中国的几千年来的专制史，都是充满了着血与泪，天下最黑暗、最恐怖、最残酷的、最惨无人道的杀戮，都曾经大规模地、频繁反复而持久地出现在我们这片古老的大地上。真是每挖开一寸历史的冻土，就有无数的冤魂，而且我们一直犹如专制势力刀俎之下的鱼肉，我们时刻生活在枪口与刀剑之下。我们的生命就这样软弱无力地完全裸露在枪口与刀剑之下。如果一种专制力量随时要剥夺我们的性命，我们没有任何方法与方式可以作为自己的保护。法律是完全控制在权力人之手的，他们宣称法律是用来镇压坏人的，而坏人的标准也来自掌控了法律的人手里。法律绝对不能保护坏人，因此，只要专制者声称某人是坏人，他就成了被打击的对象，甚至成了被杀戮的对象。从普通平民百姓，到国家主席，其命运都是没有保障的。我惜念自己及与自己一样的同为人类一员的生命。如果天下苍生果真有生命安全的与自由的保障，我对是民主还是专制真的是无所谓。但是，我只知道在现实与历史中，目前只有民主的法治的体制较好地保护了无辜。还没有证据证明专制体制能够做到这一点。我关于民主的诉求全部来源此一种幽暗意识。

  生存本身就是人类最大的普世价值。为了安全，人们常常去追求真理，去追求我们认识的确定性，使我们能够尽量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有些价值面前无所谓东方与西方，无所谓民族与人种，也无所谓出身门弟。只有愚昧的民族，才会不断地为自己的蠢行去找借口。我最害怕听到“中国特色”四个字了。这是我们目前为不实行民主，甚至为罪恶与蠢行所找的最好的借口。我们的脚步就是难以迈出实质有效的一步，就是因为这四个字。我们改革其实就是要改掉那些号称“中国特色”的东西。当一个东西被打上了中国特色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切都变味了。那显然是人肉的盛宴。只有不再标示“中国特色”的地方，我们才可能达到人类普世价值的境地。特别是在基本价值与社会制度方面。人的私人生活空间不一定要追求什么普世价值，但是涉及公共空间，特别是制度设立上的事情是一定要追求普世价值的。在这一点上，东方人搞民主一点问题也没有，所谓东方人不适宜搞民主，只是一种特殊利益为自己寻找的漂亮借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