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仙得仙
央视连续剧《解放》播完了,因国庆节期间其他节目的插播,我并没有看完整,还因中间隔断的时间过长,自己都不知道漏看了多少。这部电视剧看下来,让我有不少感慨,毛泽东为一条鱼是活鱼死鱼的较真,蒋介石在蒋经国四十岁生日时赠字的作秀,陈布雷无法影响蒋介石的绝望,以及宋美龄通过外甥孔令侃敛财的贪婪,都让我印象深刻。其中又以蒋经国上海打虎,因宋美龄的干预而无果让我最为感叹,宋美龄也敛财,最后还真的用上了这笔钱财,真是求仙得仙,求道得道啊。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一种奇特的现象,就是所谓的求仙得仙求道得道,这种现象如何奇特,还真的不容易说清楚,简单说,就是一个人向往什么就真的会有什么。按理说,一个人主观意念希望拥有什么,通过努力后得到什么,一点都不奇怪,正如人们想要有车有房,想找一个满意的人生伴侣,这也是我们时常祝福别人的心想事成,合符常理。但有时人们有了怪异的念头,在一般情况下是不现实的,根本无实现的条件,令人惊奇的是,这种怪异念头阴差阳错真的成了现实,比如,我们身边的一个人常说,希望将来死于虎口,果真有一天,转送动物园老虎的汽车出了车祸,一只老虎跑了出来,将他吃了,这种愿望的实现就叫求仙得仙求道得道。我们再来看宋美龄的求仙得仙,宋美龄敛财之时,正贵为第一夫人,整个国家都是她夫妇的,她想要什么还得不到?还需要用钱买吗?她还有用得着钱的地方吗?她所敛之财还会有使用的时候和使用的价值吗?真不知她敛了这些财用来干吗?她在以这个国家所有人的身份干些商人积心处虑积钱的勾当,似乎是一个商人在积钱防老,为自己的后半生打拼,真是匪夷所思,更让莫明其妙。宋美龄放着治理国家的丈夫不辅佐,尽花心智积点小钱,真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得不偿失,令人费解的是,宋美龄晚年正是用这笔钱在美国曼哈顿养老,度过余生的,她的钱终于派上用场,达成了她靠自己的钱养老的宿愿。
我一直在想,如果宋美龄不去敛财,一心一意辅佐她的夫君治理天下,这个天下是否就一直是她们夫妇的,她就用不着赚钱养老,自然会有一个很好的条件安度晚年?她的夫君被打败当然具有许多原因,在这里我们不去说那些历史的必然,不去说一个阶级与另外一个阶级谁更代表时代的发展方向,只用我们平民能够理解的道理来说这场失败,她夫君丢了政权与当时的经济混乱,甚至是崩溃,百姓的生活毫无保障有着因果的关系,而经济的崩溃又是由官员的以权谋私,贪赃枉法导致的,官员的以权谋私,正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的结果,上梁的不正主要体现就是所谓的四大家族,而这四大家族又以宋美龄最具代表性,也可以这样说,那个时代的腐败,主要是由她导致的,没有她的影响,这一切应当是另外一番景象。由于她的干预,蒋经国的力挽狂澜的行为不但没有效果,根本就无法付之于行动,这也是陈布雷真心为这个政权好,为这个政权着想,却无能为力绝望而去的根本原因。这样看来,她夫君的失败是她的责任,正如影视中傅作义女儿傅冬梅所说,蒋介石不爱江山爱美人,必败无疑,根源就在宋美龄。似乎这一切都由这个不是主角的宋美龄来决定,在乎于她的一念之间,她真有这番确定乾坤的魄力吗?我看不像,熟悉蒋宋结合的人就会知道,蒋向宋的求婚,主要是政治立场的转向,弃苏联而向美国,获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支援,在他们的婚姻中,宋没有生育后代,而蒋却另有自己的后代,退一步说,就算宋生育了后代,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宋的子女在蒋的所有女子中都是辈份小的那种,蒋的政权如果可以做到父传子承,都轮不到宋的子女。在宋没有自己的亲生骨肉的情况下,她无法跳过在蒋离去之后还需独自生存的阶段,这是一种必然,容不得宋来算计的必然,为此,她必需有自己的打算,必需有自己的退路,如此看来,是宋拖累蒋,还是蒋拖累宋,还真是一笔糊涂账。
撇开蒋宋之间谁拖累谁的问题不去说,蒋介石是主角,他的政权丢失,他的失误也是少不了的,再来看看他的问题。蒋介石也算是通过自我奋斗而打出一片天下的,当初,在军阀混战,群雄争霸的时代,蒋介石连个军阀都算不上,是个毫不起眼的人物,硬是靠买空卖空,合纵连横撑开一片天地,在这个过程中,蒋介石将他的合纵连横的手段发挥到极致,几乎是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长驱直入到了他想去的地方,达到自己的目标,为此,他不惜和人称兄道弟结拜金兰,不费吹灰之力赶走军阀,得到天下。因此,可以说蒋介石是天下最成功的纵横高手,利用军阀,也就是人的天生弱点,以利益换取地盘,使那些手握重兵的人倒向于他,听命于他,通过这些方法他最终走上统治国家的最高宝座,他的成功有点不可思议,其实,这也简单,正如人们时常所说,难者不会,会者不难,他就是有这个天赋,他天生就有这个能力。也正是他这个天生的能力,埋下了他最终失去天下的根源,在他最后成为这个国家的领导者,他都没有摆脱他那纵横家的思维,没有进入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境界之中,一直在以打击异己,拉拢异己的手段在管理着国家,一直在和异己平起平坐,没有到达君临天下,统治全国的高度,没有达到一个国家领导者应有的格局。对内如此,对外更是如此,他一直把自己的国家处于需要别人援助的地位,需要可怜的地位,二十年代,他刚上位的时候是如此,三十、四十年代抗日战争的时候是如此,抗战以后还是如此。他不知道别人的援助是有代价的,那就是理不直气不壮,总是处于小媳妇的角色,总是要看别人的眼色行事,一直窝囊地与外国打交道,那怕是在参加了开罗会议,在他与西方大国平起平坐后,都改变不了这种小家子气。他一直认为西方国家要理所当然地支援他,否则,他们的在华利益就会受到影响,他不明白,外国不支援他,导致他保不住自己的统治权力的切肤之痛,与外国的在华利益受到影响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受,不可同日而语,他丢了他的政权只是他的灭顶之灾,外国只是在中国不方便而己,而且还是有方法改善的,后来的事实发展证明了这点。
蒋介石从一个类似于军阀的地方实力派人物奋斗到了国家的最高统治地位,地位变了,职责变了,作用变了,应当格局也要变,眼界也变,气慨也要变,心胸也要变,但他没有变,没有随着地位的升迁而改变,没有完成向国家最高统治者的角色兑变,是一个不合格的统治者,他没有一种君临天下的气魄,没有一种不怒而威的威严,他还是在靠那些纵横家的雕虫小技治理着他的国家,靠那些流氓的恐怖手段威慑着他的民众,他失败了,民众对他既没有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也没有不由自主的敬畏之心,而是一直在与他的治理方式抗争。民众,包括他手下的官员,都在敷衍他,都在做那些只对自己有利的事,不做那些那怕对自己无害而对国家有利的事,在他治理的国家里,有许多实际上他管辖不到的地方,如阎锡山的山西,也有他的影响力微小的地方,如桂系的势力范围——广西,更别说其他力量联合的倒蒋行为,时常让他不得不宣告下野,退出权力中心。他自始至终都把自己当作一个最有手段最有实力的地方派系,同其他派别在较量,在搏斗,这是他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也是他的局限所在。在历史上,有人与他有同样的经历,但他们克服了这个局限,获取成功,我们看到历史上有许多出身卑微而名动一时的人物,他们的成功得自于他们能跟随他们的地位上升而将眼光和格局同时放大,及时适应新的需求,新的生活。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不胜枚举,光是近代就有张作霖和杨虎城,他们都出身贫寒,没有读过书,因生活的逼迫还不得不做起打家劫舍的山大王,通过一次次打拼,终于成为近代影响深远的人物,从土匪到将军,他们的地位每上升一次,都将自己的格局放大一次,以适应新地位和要求,这在杨虎城身上最为明显,看着后来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吃上西餐,你在杨虎城将军身上根本就看不到土匪的痕迹,活生生地一个名门之后,此时的杨将军,没有一个人不从内心深处把他当作将军来尊重。相反,处于人上人的蒋介石和宋美龄都没有完成这种兑变,尽管他们处于权力的顶峰,但他们的思维还是成功前的思维,行为方式还是争夺最高权力前的行为方式,相当于杨虎城以带领土匪的方式来统率军队,如果这样还能获得成功才真是怪事。
地位的变迁,伴随而来的是格局的改变,心胸的开阔,只有如此才能适应新的环境,新的生活,才能获取最终的成功,才能保持这个成功长久不衰,对个人是如此,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在伴随我们经济越来越发达,国力越来越强大,我们的国家将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这时,格局放大的问题就日益突显在我们面前,成为需要我们越来越重视的问题。在我们成为世界强国的途中,我们要相对应地改变我们自身,我们的国家战略也应相应宏大而辽阔,民族心境也应博大而宽容,有着大家的风范和大国的风度,不再小鼻小眼的小心眼,不再一天到晚处于自己总是被欺凌的凄凄惨惨戚戚的自怜之中,这种兑变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事情,也不是政府一纸公告或一则法律可以做到的事情,这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制定长远规划与实施方略,更需要发动全体民众共同努力,力求改变整个民族的心境以适应大国地位,让全社会的综合素质得到极大改善,国家的软实力得到大幅度的提升。毛泽东在由西柏坡进京时,说他们的行为是赶考,希望考个好成绩,不要退回来,今天,我们在应对格局改变的过程中,面对同样一个问题,希望我们能顺利地通过这个考验,成为真正的大国,不要再一次退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