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纳粹时期知识分子的命运

                          许锡良

   今天读曹卫东先生的《权力的他者》（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第194--197页。）在书中曾提到德国一个研究报告说：“纳粹执政期间，并没有知识分子因为政治主张而身陷囹圄，或被投入集中营，甚至死于非命，除非像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犹太知识分子，即便他们也只是被迫流亡而已。而纳粹向他们下手的原因，并非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的缘故，而是由于他们出身犹太家庭。换言之，纳粹是‘反犹主义者’，但不是‘反知主义者’。”原因呢？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纳粹主义者并没有制造出一套哲学体系与文化体系，他们更多的只是在政治与军事上的运动，而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与社会文化的改造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当然这里的重要原因又是因为，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领袖群体说到底都是一些缺乏思想文化底蕴的人物。如希特勒只是一蹩脚的三流艺术家，戈林只是纯粹的军事家，戈培尔是一个不入流的作家，都不是喜欢搞学术思想的人，更不是思想文化界的行内人物。正因为这样，在纳粹专制独裁统治的时期，那些潜心搞学术思想研究的知识分子，仍然有非常巨大的活动空间。这也不难理解，即使是在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其无论是科学研究、哲学研究、文学艺术发展等领域，仍然是处于世界前沿的。德国战败后，是苏联与美国瓜分了德国最顶尖级的科学家，并且发展了至今仍然是世界最先进的航空航天技术，在哲学界也仍然能够出现像胡塞尔与海德格尔这样的思想巨人。

    这实在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社会只能是专制社会，与其让哲学思想界的行家里手来当专制独裁者，不如让一介武夫莽汉当这个独裁者反而会好一些。在专制社会里，一旦出现类似柏拉图所说的哲人王来统治是恐怖的。那将是知识分子灾难深重的命运来临之际。因为，哲人王的哲学思想体系将会用来充当改造知识分子思想灵魂的方式与方法，将那些凡是胆敢保持自己独立思考、保持自己独立人格的人会来一个一网打尽，凡是不肯转弯的，或者转变不及时的知识分子，一律就地处决掉。这个悲剧已经在前苏联悲惨地发生了。那是因为，前苏联的两位领袖：列宁与斯大林都是哲学思想界的行家里手，而且又是强势人物。尤其是斯大林，其对知识分子的惨烈摧残简直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在这方面比希特勒要惨烈何止上万倍。

  这还让我想起了中国北洋时期的一些军阀，那些武夫莽汉们办大学的情景，也挺有点意思的。他们手里有枪，只懂得弄枪弄棒，但是一到思想文化领域，他们由于完全是门外汉，所以不得不对一些读书人表示深深的敬意。至少，你往讲台上一站，屁话也讲不好的时候，还得佩服那些大牌教授们的。这个时候独立思想家们反而有一个相对比较自由的空间。北洋时期的大学办得还不错，学术思想得到空前的繁荣，应该与这种情况有关。

  台湾时期的蒋介石父子对知识分子也有过迫害，与希特勒相比，可能就要严重一些，但是，我看来看去，蒋介石父子在台湾迫害过的几个人，最高量刑，也就是十年有期徒刑而已。而且大多都没有坐满就提前释放出来了。雷震算是严重一点，坐完牢还是出来了，没有惨死在牢狱里，而且还活过了八十岁。李敖与柏杨都是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的，但是都没有坐满期刑就出来了。柏杨在牢里还可以继续搞研究，翻译完了《资治通鉴》，著有《中国人史纲》，李敖在牢里继续当《星岛》杂志的主编，并且为多家杂志撰稿，赚稿费以为出狱后生活所用。出版书籍保留版权并且可以收到版税。殷海光是蒋氏父子当时最为痛恨的知识分子，因为他最厉害，最有头脑，而且最坚决，对蒋氏父子最具有杀伤力，但是蒋氏父子对他的迫害也不过是撤销其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职务，同时改任为“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级别与待遇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只是不能给学生上课了，而视培养年轻学子为天职使命并且对教学活动有浓厚的兴趣的殷海光当然不干，最后因长期郁闷而得到胃癌。如果殷海光不是在蒋氏父子的迫害下，而是换成那个时候的大陆，殷海光得到这样的待遇，应该是感激涕零了，而不是得胃癌而死。现在想起来蒋氏父子均非哲学思想界的人物，说到底对于知识分子与思想家在骨子里还是保持了一份敬意的。如果不是这样，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那些大学校长如胡适、蒋梦麟、梅贻崎、傅斯年、刘文典们不可能那么放肆地公开出面保护那些被国民党通辑的学生与教师。

  当然，最好的办法还是实现民主法治的自由社会，人人都享有思想言论自由权，没有谁会因为说话写文章，搞学术研究而触犯法律入到监狱去。一个学术思想繁荣的国度必定是实现了学术思想自由，并且有宪法保障的国度。如果实在做不到这样的社会，那么最好也要在专制社会里，让哲人王远离政治。现在想来当年的纳粹没有让海德格尔代替戈陪尔出任宣传部长，这既是德国知识分子们的幸运，也是世界哲学思想界的幸运。

2007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