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从语言的改进开始

钱  宏

主席，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今天，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了2008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中国语言生活状况的报告”，或者说“报告中国语言生活的状况”，是件细致、敏锐而有意义的工作。盖因语言生活状况直接与世道人心、社会生活、思维方式的状况与变化紧密相关。

  下面我想说的内容，可能和中国名博沙龙会前发给我的五个关注点有所不同，不是别的意思，主要是我觉得这五个关注点比如国家评委、商务印书馆所做工作，若干领域的语言生活状况，语言生活中的热点，用数据来反映相关领域、行业中语言文字使用的状况等等，我都不太熟悉。

那么，今天正好有教育部、国家语委的负责同志在，我想说一个语言变化与文明进程的关系，并提出一个对官方语言、媒体用语特别是主流媒体用语进行一番全面梳理、规范和纯化的问题。如果可能，也许我们的《语言生活绿皮书》可以增加一个C系列。

变化、改变需要智慧引领，中国和世界都需要新的智慧引领向前，而这一切都是从语言的改变开始的。关注语言生活的变化状况，无疑有助于“语言的改变”，所以，我对《中国语言生活状况绿皮书》的组织者表示由衷的敬意。

诚然，我们的着力点显然不会止于此，否则，伟大的“路德改革”就将被目光短浅的人们批评为“冒失”。然而，历史却公正地评价了马丁·路德的伟大功勋——他对德语的纯化、规范、通俗化工作诞生了一个全新的德意志民族，也将其承载、复兴、创造的思想理论和哲学传遍了欧洲……所以，我坚定地相信，从人类新的生产、生活、生态转变中锤炼出来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亟需新的语言来承载。因此，我们在关注中国语言生活状况的同时，积极、主动、自觉地对我们百年以来至今天，官方语言、用语进行一番全面梳理、规范和纯化，实属一件必要而必然的事情。

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是人类独一无二的创造，是由人类之间最初无意识的声音交流演变而来的一种特定的表达方式。虽然动物之间也有声音的交流，但只有人类才会把无意义的语音按照各种方式组合起来，来表达某些具体意义，通过特定的组织方式来表达和记录人类特有的思维活动。随着人类千万年的发展，语言作为人类的一种交流工具，从最初的简单交流逐渐演变为一种复杂的系统。按照背景主义的观点，对语言可以按照三种不同的形态进行分类：一是按其物质文明形态分为：文字、语汇、声音、符号（图腾、徽章、Logo）等；二是按精神理念形态分为语义、象征、指令等；三是按其工艺组织形态分为语法、规则、约定俗成、语境等。另外，语言演变的复杂性也体现在其种类和数量的变化上。据统计，目前，世界上大约有3000~4000种语言,其中使用人数超过100万的语言有100种左右,超过5000万人的有20种左右。

语言本来是人类自身的发明和创造，是人类交流的主要方式，也是人类传递经验的主要方式，是与社会文化密切相连的，因而被创造者——语言，逐渐开始发挥它对创造者的反作用。人类的一些文化传统，通过语言的进一步加工，部分很好地传承了本来的意思，但有一部分由于特定的原因，可能跟具体的社会情况相结合，产生变异，而这种变异有时会被吸收进产生这些变异的文化传统中去，并再一次的被后世所承继，一代一代地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因而虽然语言是人类自己的创造，但这个被创造者并不是无生命的东西，它自己也在不断发展并影响创造者，要真正探究和表达人类自身独立的观念，就必须对表达观念的有生命的语言进行剖根究底的研究，从而更加精确地表达人类要传达的“心声”。

中国在1911年之前两千多年间的宗法专制时代，庙堂之上传播的都是“以民为本”的君权理念，在君主与臣民“信息不对称”的年代里，也形成了一整套官方和官场的“高端”传播用语，在语言形式上，主流媒体使用的基本上是一般人民不容易明白的“之乎也者以焉哉”这些个所谓文言。

1912-1921年，孙中山派蒋介石到俄国考察之前，中国处于一个看似理念混乱而新的社会生机孕育时期，共和、公民、民权、民生、宪政、政党、民主、科学、自由、立法都开始被传播流行开来，只是还没有真正落实到有效的制度安排，主流媒体开始使用年轻人喜欢的充满活力极具批判性的白话，即复兴了过去不为称道的杂剧、小说家言。

1922-1937年，中国进入一个国家主流媒体的“党国”（party-state）理念与社会传媒的“自由”、“平等”、“民主”、“宪政”理念相互叫板的互动时期，尽管国内战争频仍，可语言上已经有了很大创新，并在中西文化的交融整合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由于日本人的侵略，一切都被严酷地打断了。

1949-1978年，由于世界1945年后出现“两大阵营”的格局，而由于各种原因，中国被迫采取了向前苏联一边倒的国策。社会传播语言单一化，导致词汇的贫乏和定格化，正如我的一位朋友许知远先生所说的，当描述人的笑容时，总是用“灿烂”，在比喻祖国时，总是用“母亲”（党是“妈妈”），在中学的课堂作文上，不管你写作的是什么题材，结束前都要点题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我曾经把它叫作幼稚园“乖孩子语言”或“喉舌性语言”。

1978-2009年，中国进入主要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资本实践阶段。1990年代开始，由于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一反既往，“说新闻”和王朔小说的出现，以及后来网络语言、手机短信语言的比较“随性”，而进入一种解构性或享乐性的“消费性语言”或“娱乐性语言”充斥视听的时代。所谓“空洞的危言耸听和低级的煽情主义结合到了一起”，正是“消费性语言”或“娱乐性语言”的表现。说这是一种由中国社会的“先富阶层”、商家和传媒人（广告人）及“港台岛民”搅拌起来的奢侈而空洞的语言滥情现象，也并不过分。

无论“乖孩子语言”或“喉舌性语言”和“娱乐性语言”，在占据人们思维空间上取得怎样的辉煌胜利，但它们同样是匍匐在地上，而望不见新思想的天空。如果说“娱乐性语言”是卡夫卡说的将“情感的枯燥掩藏在热情洋溢的风格背后”来逗你玩儿，那么，“喉舌性语言”，则是如语桥先生说的将“思想的贫困掩盖在煞有介事的气势之下”唬人。都只是充当了某种既定意志或设定程序的“传声筒”。可是，互联网和卫星电视时代的到来，延续了几千年的“凭借信息不对称”对受众进行愚弄的统治，将成为不可能，“统一口径”的传声筒式的传播方式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所谓“网络民主”的传播时代。于是，知远先生所说的“语言的变革”也就是势所必然。

语言是思想、理念的空气，思想理念的天空有赖于语言的支撑，普及和传播的效果和效率，首先在于传播人（主体）使用什么样的语言。旧有的思想理念，不足以催生和包容清新精准的语言，而旧有的语言，更不足以支撑和显现新的思想理念蓝天。我们很难想象，在一个社会传媒人，记者、编辑、作家、主持人、名人笔下和嘴里充斥着和“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共享共栖”乃至“共生价值”理念相悖用语的传播氛围中，能够真正作出与民主、科学、法治精神相匹配的制度安排，并在全社会得到实行。在这个意义上，说“理念比制度更重要”一点也不过分。

著名媒体评论家许知远先生提出，“还是让这一切从语言的改进开始吧。端庄、清晰而精确的语言是必需的”，这正是一种基于“建设性思维”的时代呼唤！

转变观念必定要改进我们官方文件、文本和新闻传媒中已经习惯了的语言、用词、用语。如用“执政”、“共和”取代“专政”、“一元化”；用“国务活动家”“政府首脑”取代“国家领导人”；用“行政长官”取代“领导”；用“官员”、“公务员”取代“干部”；用“人民”、“民众”取代“老百姓”、“群众”；用“规范”取代“带领”，用“公民”、“纳税人”取代“子民”、“老板”；用“人本”、“兼爱”、“民主”取代“民本”、“仁爱”，用“良知”、“公意”取代“党心”“民心”；用“文明”、“和解”取代“野蛮”、“斗争”，用“共生共栖”取代“二元对立”……总之，与现代政治文明不相适应的，与人民共和国不相匹配的，与中国国家大法相抵牾的，需要改进的语言和用词很多，需要进行全面梳理。

严格说来，这是一项重塑国家形象，树立国家权威，明确国家战略的工作，应当热情、严肃、认真展开专项调研。如果纳入咱们《中国语言生活绿皮书》作为C系列，将只会增光，毫不逊色。

这项梳理工作不只是国家语委和理论工作者的任务，更是我们媒体人特别是主流媒体如中央电视台的名嘴们的任务。比如语词的选择，我们的传媒人应当静静地想一想，明明已经有“公民”、“普通公民”、“公众”、“公仆”、“国家公务员”、“人民当家作主”，为什么还要那么媚俗（“媚官” ）地使用“老百姓”、“父母官”、 “为民作主”这些充满宗法专制时代色彩的词语？现代国家以公民为本位，任何人都无权为公民做主。“领头羊”、“群众”与“老百姓”，都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应该废除的称谓。

再如，言说语序的排列。国家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并由“最高国家权力机构”“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自然就是中国现任领导人的最高职务和身份。因此，无论中国最高领导人兼任多少职务有多少社会政治身份，“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这一职务和身份应当排序在最前面。所以，我们的新闻传媒，尤其是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也应当以宪法为最高准则，改变过去“党和国家领导人”这种习惯顺序。如果我们的新闻传媒人，在报导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国务活动、外交活动涉及职务排列时，自觉地把实际违宪的颠倒的顺序，再颠倒过来，如这样排列：“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不是更符合宪法、更能体现坚持“社会主义”精神、确立“国家权威”（不是“权力”），也更有利于提高公民素质，在全社会树立“共和意识”、“宪政意识”、普及“国民意识”、“公民义务”吗？这远不是“一碗豆腐”和“豆腐一碗”的语序游戏，而是事关我们的传媒人代表着一种什么样的国家观和社会理念，说得严重一点，是生活在社会高端的现代传媒人自身是否具有基本的“公民意识”的问题。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需要“从语言的改进开始”因此，我想，坚持“以人为本”也好，坚持“社会主义”也好，且不说传媒应当如何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如果能从中国现在拥有主流话语权的传播者的用语开始，那也将是中国人、中国社会的一大幸事，是一种看得见的不小的进步。

的确，2009年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将超越过去所有时代，进入一个“以自主创新为出发点”的社会建设时期。在经济方面，中国将超越过去30年以“效率为主导的改革”，而进入“以公平为主导的改革”，并继续效率改革、法制改革与国际接轨；在政治方面，中国将开始实现“宪政文明”；在社会方面，中国将全面开展“公民社会”的建设；在文化方面，中国将接纳融合人类世代为之奋斗的“普世价值”的同时，创造一整套以价值理念为核心的超越整合西方科学、法律理念的新思想、新理论、新哲学……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以“自主创新”的建设性思维方式为出发点。而“语言的改进”就是这一出发点的先导。

在我们的主流文化主流传媒的词典里，甚至在最新版的《辞海》里，还找不到“公共空间”，甚至“公众”这些个词语。但是，且不说中国早已是“共和国”，就说现在，在中国已然“入世”8年、经济全球化、传媒跨国化，从而建立世界性“公共空间”亦是势在必行的今天，我们中国公民还不需要享有自己国内的“公共空间”吗？我们的主流媒体和传媒人，还有理由排斥建立“公共空间”的思想平台和制度平台并习惯使用“公众”、“公民”、“公仆”、“公权”……这些现代词语吗？

我们要建构和谐社会，就再也不能没有社会公共空间，“社会主义”首先要有“社会”。社会公共空间，是一种对政治事务进行公开、理性、批判性和人性化讨论实践的制度化，这是一种社会性“沟通行动”。公共空间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作为一种社会整合模式的潜在功能。公共空间原则上对所有公民开放。它一部分是在日常对话中建构起来，“私”人们走到一起，组成一个“公”众社会，之后，他们不再作为商人或专业人员从事他们的“私务”，也不像法律专业人员那样受制于国家官僚机器法律管理并且被迫服从。

这不正是我们当前“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需要的吗？文化交融，说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而人类沟通行为总是要借助一定的平台作为媒介才能进行。“公共空间”的建立，源于18世纪。从18世纪的英国咖啡馆、法国的沙龙、德国啤酒馆，到各种各样的国际性论坛和娱乐节目，从互联网的虚拟空间到卫星传播，直到大型立体的跨国传媒的出现，人类通过这些沟通平台，逐渐从“私”人一步步走向“公”人，从“受众”变成“公众”，世界由小变大由大变小，文化从一元走向多元融合。这个跨国、跨区域、跨人际性的公共空间，远远大于哈贝马斯式的公共空间——即国家和社会的调解空间，这是一个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个人的调解空间、和解空间及融合空间，人类将由此走向“世界大和”、走向 “共栖生活”、走向全新的“共生时代”。

我们今天终于说出了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可实际上我们只是基于对痛苦历史有反思，从反向思维上比较笼统地明白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专制不是社会主义”、“野蛮不是社会主义”、“恶耗不是社会主义”。那么，真正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建设，有着许多具体细致的工作要做，还需要建立在现实的公共思想平台和公正的制度平台上，这就是作为现代社会政治文明的基础之“共和”理念的普及与“共和”制度的落实，让一百年来、六十年来、三十年来无数革命先烈与和平建设者们用鲜血、汗水、脑汁换来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明规则在我们现实的语言生活中名副其实地运用和运行起来！

而这一切改变和变化，还需要“从语言的改进”开始。语言的变革，非易事，一旦有了实际的社会性、实践性改进和改观，将功莫大焉。

   谢谢大家！

（本文是2009年10月29日在教育部、国家语委、商务印书馆、中国名博沙龙联合主办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8》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作者钱宏，系：世界共生价值研究院院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CCG）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凤凰新媒体凤凰博报首席评论员、中欧社会论坛首席顾问，《双休日》杂志社社长、总编辑，编审，曾主持国家九五计划重点图书《国学大师丛书》，“全国优秀中青年编辑”称号获得者。近著《和解的年代：从共产主义到共生主义》和《一个民族的灵魂：从文化再造到中国再造》两本书，先后被中国现代文学馆、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和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