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的日美学生如何看待“东亚共同体”?
本学期选修了哈佛大学政府系(Government Department)开设的“日本与东亚安全”一课(Japan and East Asian Security),任课教师由哈佛大学政府系访问学者Christopher William Hughes担任。授课方式为seminar讨论课的形式,即课前完成阅读后,课堂上由教师组织学生讨论,议题涉及安全,经济,政治诸多层面,每周选择某一特定话题展开讨论。上周四的课程话题为中日关系,也是本学期所有周课程众多与日本与东亚安全相关的话题中的重头戏之一。
鉴于授课方式为讨论课,选课学生包括美国学生6名,日本学生5名,而作者是唯一一名中国学生。课堂人数虽有限,但课堂之中半数以上学生都曾经或现任职于政府机构或社会团体,例如其中美国方面包括几位军方人士,日本学生则分别来自朝日新闻,财务省、总务省等政府部门,并且其中不乏现居高位或未来大有政治前途之人。可以设想若干年后其中很有可能出现日本或美国的相关政府部门的决策者,因此其观点不可小觑,也多多少少代表了两国政治精英对于东亚国际局势的看法,这更使得作者倍加留心。
2小时的课堂讨论相当一部分时间集中在鸠山首相提出“东亚共同体”的建构上。自民主党上台以来高调抛出“东亚共同体”设想,鸠山首相本人也借出席东盟峰会之机兜售日本领衔的“东亚共同体”蓝图,甚至美国也表态企图从“东亚共同体”之中“分一杯羹”,再加之媒体的宣传攻势辅助,使得关于东亚共同体的辩论成为近来东亚国际局势的热点之一,或多或少的在中国民众之中塑造出这样一种形象:即日本正在摆脱自民党时期的亲美路线而重现亚洲化的倾向。况且,鉴于中国政府对于民主党的高调宣传始终并未正式表态,这在无形之中也给中国政府施加了更多的舆论压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舆论宣传毕竟是舆论宣传,外交政策的制定更多的是一个谨慎和协调过程,学者可以疾声呼吁,而政治家大概更多倾向于保守,“东亚共同体”的祸福旦夕尚有待考查,这也正是课堂之上日美两国政治精英的思维逻辑。
首先来看日本学生的观点。相对于“学生”,应该说是“政府人员”更为妥当,在座的日本人对于鸠山的“东亚共同体”几乎是清一色的排斥态度。以作者的观察作简要分析,如果把日本人的安全观和战略观从中美日三方博弈的角度进行分类,大概可以有如下的四种:
1.反对修改宪法,严格限制军备,对华友好,逐步“亚洲化”
2.反对修改宪法,严格限制军备,但在战略上紧随美国,以“美日同盟”实现自身的安全
3.改善“美日同盟”,反对唯美国战略利益适从,但是追求日本的“正常化”,主张修宪,扩充军备,以日本自身的军事力量实现本土的安全
4.战略上紧随美国,以“美日同盟”实现自身的安全,同时追求日本的“正常化”,主张修宪,扩充军备
当然,第一种虽然对于中国最为有利,但是多多少少是中国的“一厢情愿”;第四种过于激烈,即使当权者有意为之,在短期内并不会得到国内民意的支持和准许,因此日本战略观和安全观的选择倾向大概存在于第二种和第三种之间。以这种分类来看,课堂之中的日本精英明显更为偏重于第二种,可以明显感受到其思维的保守成分;而时下的民主党的战略思路似乎隐隐约约倾向于第三种。正因为如此,在座的日本学生普遍排斥鸠山的外交路线,这其中自然包括“东亚共同体”,具体来说,原因有二:
1.外交思维仍然相对保守,甚至某种程度上仍然带有“冷战”的阴影
2.鸠山的“东亚共同体”设想太过于宽泛而没有任何具体的实施框架,诸如这种“共同体”建构于经济贸易形态之上抑或是深入政治领域等等。
另一方面,或许是因为对于东亚国家历史文化了解相对有限的缘故,美国学生对于“东亚共同体”和宏观上的中美日三角格局的看法更多集中在战略层面,诸多设想更多的是理想化大于现实化。
最为典型的例子诸如美国人对于几年前中国集中爆发的反日情绪表现出极大的不理解,继而由此,美国人也无法理解历史问题在中日关系中的位置。与日本学生的对于“东亚共同体”的极端不信任,将其看做“乌托邦”相比,美国学生对于“东亚共同体”大多持有双重态度:一方面同样怀疑“东亚共同体”的可行性,虽然这种怀疑明显要低于日本人;另一方面,美国学生普遍认为站在美国立场,如若“东亚共同体”具有可操作空间,美国政府应该积极斡旋并参与到“东亚共同体”的架构过程中。
另一方面,针对“东亚共同体”的架构,美国学生提出的几个宏观战略问题确相当值得深思。比如当讨论到中国应该如何回应民主党的“东亚共同体”设想时,一名美国学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的核心利益究竟是将美国排斥在东亚之外,抑或是将美国引进到东亚之中?当然,这样的问题也不可能得到确切的答案,不过却可以鸣警于今后中国外交战略制定中的理性程度。
当然直至目前,中国政府还没有对鸠山的“东亚共同体”有过正式的实质性的回应。上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谢锋公使来到哈佛肯尼迪学院讲演,讲演题目虽为中美关系,但是有关“东亚共同体”的问题还是被涉及到。谢锋公使的回答与几日前温家宝总理在东盟峰会上的表态如出一辙,即“东亚共同体”的建立应该首先立足于当前已经存在的各种东亚区域合作机制,诸如东盟+中日韩贸易合作等等,而立足现实,强化已有的合作机制理应是规划发展未来的“共同体”的基石。结合哈佛课堂上所观察到的日美政治精英的对待“东亚共同体”的相应态度,作者认为暂且不论中国如何应对,上述构想似乎在日本和美国还远远没有形成民意的共识,更无法谈及上流政治家们的规划和推动,因此作者认为保持低调,立足现实的处理有关“东亚共同体”的舆论压力,体现了中国政府的外交明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