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劳动保障新闻网报道：浙江省四成企业出现 “招工难”。[1]

 从行业看，招工困难企业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纺织业、鞋帽制造业、机械工业，以及有一定技术要求的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产品制造业，这些行业有招工困难的企业占比均超过50％。从企业外向度看，出口型企业招工困难的比例达44.3％，高于内销型企业9.9个百分点。

这说明的是什么呢？

后金融危机时期，首先淘汰的是劳动密集型产能，“招工难”给不少企业带来损失。有的企业不敢接订单，劳动力成本上升；或接订单需要转给别人做。因招不到工人而对生产经营造成损失的企业占84.8％，其中造成较大损失的企业占26.1％。

摆在企业面前的是两种选择：如果是先进产业，就应该用更高的待遇吸引农民工，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条件下才能取得市场竞争力；如果是落后产能，则应考虑转移，到中西部去寻找新的发展空间。

无论是何种的选择，都会加大劳动力用工成本。

其实，从《劳动合同法》和《就业促进法》颁布以来，我国企业就面临着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劳动力成本往往是作为反映企业竞争力和生产率的指标，它是由雇主担负的所有与雇佣关系有关的支出的总额，包括工资、补贴、雇主对社会保险的支付以及其他雇员福利等发生的费用。

随着人民币汇率上升，劳动力成本上升将是长期的趋势。

这是因为，当薪酬与福利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时，单位劳动力成本就会增长；如果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同时，工人的薪酬保持不变，那么单位劳动力成本就降低；如果劳动生产率与工人的薪酬和福利增加的幅度相同，则单位劳动力成本维持不变。

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增长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快于生产率的提高，这会使企业的竞争地位受到影响。在当今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情况下，企业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才能获得利润最大化。

因此，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如何转变我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如何应对和引导劳动力成本变动，是企业提高竞争力的关键环节：[2]

1、完善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资源和有效配置和就业增长。完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体系，逐步整合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将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及其他非国有企业职工、大量处于待业状态的大学生和农民工纳入统一的政策体系，使人力资源达到最优的配置。

2、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劳动力成本形成机制。加强政府监控，引导和监督建立合理的工资决定机制，通过最低工资标准制度、工资指导线制度、以及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以及人工成本预测预警制度，指导企业依法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工资分配共决机制和工资分配监督机制。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建立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特别是发挥工会在劳动维权和工资协商中的作用，增强工会维权和谈判能力。

3、利用成本落差，通过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成本因素是引起产业结构变动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劳动力成本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绝对水平较高且存在内生的增长动力，而中西部地区绝对水平相对较低，且劳动力供给更为充足，劳动力成本提高的内生动力不足。

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低端产业面临更大的成本压力，将促使其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在劳动力成本上升过程中，中国可以凭借大国优势，加强政策引导和调节，在促进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促进区域间协调发展，通过区域之间的产业承接，消化劳动力成本上升可能导致的就业减少和资本外流等现象。

4、通过发展方式转变，将劳动力成本优势转化为国际竞争优势。在充分利用中国劳动力资源优势基础上，把提升劳动生产率作为增长方式转变的核心，将粗放式劳动力成本优势转变为集约式技术优势。以贸易战略转型推动带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逐步从以劳动密集型产品替代劳动初级产品出口阶段，向以技术密集型产品替代劳动密集型出口阶段升级，国际贸易政策应鼓励以技术含量高的制成品替代技术含量低的制成品出口，并在引进外资时要相应调整产业选择范围。

5、提升人力资本，转化劳动力成本提高的影响。通过发展教育和培训，加大对劳动者本身的投资，加在人力资本积累，以劳动力质量替代劳动力数量，是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劳动力短缺的根本举措。

一是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教育经费；二是调整教育投资结构，确保义务教育投入，增加中等教育投入；三是鼓励社会化、多元化投入，形成政府办学为主，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四是以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劳动力市场需求为导向，重点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

制约中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原因，除管理体制和教学模式外，最重要的是学生实验实习场所和设备不足、陈旧。可以考虑运用国债投资等手段，加大对实验设施和实习设备的投资，推动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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