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睡衣睡裤不能出门”。这是2010年上海召开世博会之前，该市政府对居民的要求。而这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一方面，穿睡衣确实不符合国际礼仪，但有声音也认为，如果政府连睡衣都管，社会的自由度就会降低。（《中国新闻周刊》10月29日）

      外地人很难弄明白“穿睡衣睡裤不能出门”规定的“意义”，一来恐怕没有这种习惯，二来可能不会认识到这关乎形象。但是，上海人素有穿睡衣上街的习惯，而在被称为代表现代文明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即将召开的时候，市民的“陋习”——“穿睡衣睡裤出门”无法再被容忍。用官员的话来说，就是“这是国家的脸面问题”，“上海市民们必须经受住这种国际化目光的打量。”

        面对“脱的不是睡衣，是自由”的争议，面对政府之手伸向睡衣，人们感觉到社会的自由度在降低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穿睡衣上街”真的是陋习吗？真的关乎文明素养吗？甚至这是一个道德问题吗？归结到一点就是公民穿睡衣的习惯有必要被政府强制纠正吗？公民穿睡衣上街影响到了那种“国际形象”？

         事实上，以形象的名义或者更堂皇的名义，对公民的习惯进行强制的逻辑，在现实并不少见。只是，在这种惯性逻辑中，我们看到的形象都是抽象的，都是官方说法，是一种宏大的命题，相反，公民被损伤的权利却是具体的，受到的利益损失是明显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产生了争议，有些还导致了公民的消极反抗。

            “穿睡衣睡裤不能出门”，看似占据了“形象”的制高点，具有了说服公众的力量，其实不然，任何形象都不具备天然的正当性，形象不是公民权利让步的理由。如果一种形象不足以担当起维护公民权利的任务，不足以对公民权利的提升发挥作用，我们有什么说这种形象是公众需要的形象呢？有什么理由可以认为形象就比公众权利重要呢？尤其是在公民权利迫切需要张扬的当下。

         “穿睡衣睡裤不能出门”之所以产生争议，在笔者看来，这是以“形象”之名裹胁权利的短视和自负的显现。“穿睡衣睡裤不能出门”是权力者习惯于强制思维的表现。殊不知，在“不能”的背后，隐藏着一种错位：公权和私权的错位，有的时候甚至演变成了一种颠倒。而“穿睡衣睡裤不能出门”无视现代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也没有尊重人的自由本性。要知道，社会事务的复杂性、多元化和自主性空前提高是现代社会生活的最大特征。可以说，不确定公权力边界，就无法使公民权利得到有效保障。这对于时下公权力经常以公共利益为名侵犯公民权益的现实来说，显得尤为重要。更重要的是，无论以什么名义或者良好的动机，公权力都不能随意对公民的私权利进行限制，否则就意味着公民权利的萎缩。对“穿睡衣睡裤不能出门”，同样应给予理性的审视。

         必须明白，政府不能单单因为对统一性的追求而对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方式予以裁剪或人为的重新整合。公权力是保障个人权利实现的手段，换句话说，公权力存在的边界是依经验和理性所确立的个人权利可能发生冲突的领域。不能让“形象”的制高点成为权利的消失点。从深层次上来说，“穿睡衣睡裤不能出门”显现了公权的短视和自负：短视在于没有认识到这是对公民权利的侵蚀和漠视，自负在于显现了公权的习惯性霸道，是权力全能思维的折射。

       因此，应认识到“穿睡衣睡裤不能出门”背后的的权力叙事学，更要看到政府以“形象”之名裹胁权利的短视和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