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注意到了乔治•索罗斯为英国《金融时报》撰写的《别把金融改革抛诸脑后》的文章，文章的主要目的还是在督促西方改革金融市场，重要是要加强金融市场监管。

    文章开始说道：“无论我是作为一名对冲基金经理在赚钱，还是作为一个以政策为导向的慈善家在花钱，对我有帮助的那套哲学都与金钱无关，而是关乎思想与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2008年的崩盘让我确信，这套哲学为我提供了一种宝贵的洞察力，使我得以谙熟金融市场的运行方式。有效市场假说认为，金融市场总是趋于均衡，并能准确反映一切有关未来的信息。失衡是由外部冲击引起，并随机发生的。2008年的崩盘证明这一假说并不成立。我认为，金融市场总是在扭曲地反映现实。此外，金融资产的错误定价，会影响资产价格理应反映的所谓基本面因素，这就是反身性原理。金融市场不具有趋于均衡的倾向，反而有生成泡沫的倾向。泡沫是非理性的：从众总有好处，至少短期内是这样的。因此，监管机构不能指望市场来纠正自身的过度行为。”

    索罗斯的文章让我看到了一个金融大鳄的反省，或许是岁月催人老，或许是良知的觉醒，总之索罗斯在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更加不遗余力地宣扬他的“反身性”理论，索罗斯在自己纵横驰骋的金融领域里用自身的实践有力地驳斥了有效市场假说。

    我先不去评价索罗斯的“反身性”理论是否正确，因为任何一种假设都可能是一种虚伪，我们只不过用各种所谓的假设去不断地解开一个又一个虚伪，就如牛顿的万有引力被爱因斯坦打破，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今天又被新的原理所替代，所以我们做的事情只是在层层剥开虚伪力图接近事实真相而已，但是索罗斯的文章至少让我看到两个问题：

    一是有效市场假说存在着明显的漏洞，凭市场自我的发展不可能构筑平衡有效的经济循环。

    二是金融市场必须要有严格的监管机制，不然金融市场就是一个反复制造泡沫的过程，就是一个豆腐渣工程，经济将受到严重地破坏和打击，所谓的金融大厦将会崩塌。

    很显然索罗斯的论点很多是针对格林斯潘过去所推行的自由市场理论而言的，他更客观地认识到市场操控问题乃至社会群体的情绪被操控集团引导向错误的问题，所以索罗斯在文章开头说的话意味很深，他说“2008年的崩盘让我确信，这套哲学为我提供了一种宝贵的洞察力，使我得以谙熟金融市场的运行方式。”言外之意就是他通过自己操控市场的过程验证了有效市场假说是一种悖论，如果这个市场缺乏对国际投行、对冲基金等的有效监管，操纵行为就必然会打破平衡的市场关系，市场将被金融寡头恶意操控和误导而走向歧途，就像股市的“羊群效应”一样，主力先将市场的情绪引导到一个高峰，之后任意宰割投资者，而投资者在股市上涨的过程中获得的只是暂时的情绪快乐而已，一旦股市泡沫破灭，账面数字大为缩水，一切快乐情绪也将如流星般滑落，股市泡沫的破灭过程可以说就是现代金融市场的缩影。

    索罗斯显然在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中用实践验证了整个操纵过程，或许他就是操控过程中的主体，或许与这些操纵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不论怎么说，索罗斯深刻明白了这个金融市场是：以货币媒介为推力，以浮动汇率为杠杆，以大宗商品价格宽幅波动为诱饵，以社会财富为饕餮目标，通过恶意制造通胀和通缩为手段，西方金融寡头们就可以完成狩猎世界利益的任务。

    很多学者都写过关于金融寡头操控2008年经济危机的文章，但还是有一些人始终对这个问题抱有怀疑，当你看穿索罗斯文章中深层含义的时候，这个在国际金融市场中游弋了数十年的金融大鳄的反思就会让你们对操控问题有更深刻地认识，一个亲自操控1997版亚洲经济危机，一个亲自切入2008版世界经济危机的金融大鳄的话，也许比其他人都更具说服力。

    索罗斯的观点可以说给中国金融市场提了醒，中国目前的资本市场的发展越来越缺乏监管，市场陷入越来越混乱的局面，市场要么很快局部泡沫化，要么很快全面泡沫化，在这个过程中人为的操控和引导成为主流，高度投机破坏了整体市场的均衡发展，金融市场是在所谓的公平游戏规则下潜规则地运行，这点在中国目前的资本市场中表现的非常突出，尤其是在期货市场中表现的更为恶劣，操控现象可以说是明目张胆地摆在台面上，中国经济发展为此付出了沉重地代价，将众多商品的定价权拱手让给西方资本。不得不庆幸得是我们的货币市场改革还在探索中，人民币国际化还有个过程，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为我们的经济快速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正是这点让我们在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中规避了相当大的金融风险，所以我们都在密切关注人民币改革的动向，期望我们的人民币改革之路走的更稳健更坚实，货币市场的改革不要造成人民币汇率的大动荡。

    金融市场涵盖了货币和资本市场，而我们资本市场目前的许多现象犹如暗夜梦游一般，如一个梦游者僵尸般平举双手在陡峭的高楼墙壁上行走，诸多强行扩容的手段令我们触目惊心，我们只有祈祷这个梦游者不要醒来，不然梦醒后就是高空中的坠落。我时常有种感觉就是我们的资本市场改革已经不再是中国人的脚步，而是一些国际投行等给我们划定的方向和步伐，我们就像日本电影《追捕》中被灌了神经药物的“横路敬二”一样，随着医生催眠般声音的指挥，神志不清地一步步走向楼顶的边缘，我不知道中国是否最后会像“杜丘”那样的清醒，抑或还是像昭仓、唐塔那样地跳下楼去，但是我听到了摩根和高盛那些为中国金融市场治病的医生们的声音：“杜丘，你看，多么蓝的天啊……走过去，你可以溶化在那蓝天里……一直走，不要朝两边看……快，去吧……”“从这儿跳下去……昭仓不是跳下去了？唐塔也跳下去了……所以请你也跳下去吧……你倒是跳啊！”

    近日《２１世纪》记者在采访美国前总统经济顾问保罗.皮尔泽时问道：“你的“创新”理论让我想到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恰好是因为过度的金融创新。”

    皮尔泽回答道：“华尔街的金融创新与我说的创新不一样，它的创新并没有给社会带来实际的经济价值增加，没有创造实际财富。一群数学天才在不断设计模型，把各种金融产品组合打包成让人无法理解的所谓高级衍生品，这本身就是个疯狂的行为。”

    正当美国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官员乃至评论人士在不断反省他们的金融创新的时候，中国却走了一条相反的道路，金融市场在大刀阔斧地改革中前进，甚至忽略了重要的产业结构调整，没有抓住机遇加大加深实体经济的改革，却相反更注重资本市场的改革，这是令很多经济界人士看不懂的地方，资本市场的改革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是一夜之间做大的过程，我们宁可去不断地扩大一个增长泡沫的改革，但是我们却不去踏实地做第二次农村改革。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开始的，由此推导中国工业现代化改革乃至城市化改革等，让中国走向了世界，当我们的改革发展到一定的瓶颈的时候，我们始终在寻找方向，似乎迷茫，但是有什么迷茫呢？路还在我们的脚下，当农村土地改革打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枪的时候，我们的经济改革走了一圈最后还要回到土地问题上来，这就是中国农村的第二次深化改革，就是农村的股份制改革，让分散的经营方式集中起来，焕发出新的经济推动力，将中国整体的经济良性循环串联起来，让整体的经济平衡起来，让社会财富有机地平衡流动起来，就会带动一连串的产业结构调整，而且是自然地调整。

    而现在我们的改革却是让大量农村人口城市化，中国农业人口巨大，在中国目前保障体系很落后的前提下，让大部分农村人口城市化是一个危险的过程，一旦中国经济出现问题，大部分城市化的农民失业，他们既失去了土地又没有较好的社会保障，中国经济的难题就更加难以解决，我们的政府要充分地想到土地是现在农民的财富也是他们的命根子，其实就是他们最牢固的社会保障，把大部分农民从土地上渐渐剥离开，等于间接剥夺了他们的财富，剥夺了他们的保障，这到底是错误还是正确的呢？

    很多人会说只要建立完善地社会保障体系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国家要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加大投入，很多人都曾问过我这个问题，总是问我为什么老闭口不谈这些问题，是我不懂这些问题吗？是我没思考这些问题吗？其实我长久以来从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都做过思考，从经济保障、服务保障到精神保障都在认真地学习和探讨，我也向一些人讨教和学习他们所研究的各种社会保障体系和模式同时对比西方的模式做参考，但是我始终找不出好的答案，为什么呢?因为我不管研究多少种模式，似乎这些模式建立起来的管道也很完善，但是这个管道里都缺少流动的内涵，这个内涵就是资金，也就是说健全保障体系的一切都要围绕着“钱”这个字，没有这个字一切就是空谈，而我们这个社会的钱在哪里呢？大部分的钱在新兴资产阶级和权贵手里，请问朋友们，难道你们让我去谈阶级斗争和劫富济贫吗？如果不能谈这些，根本问题就解决不了，保障体系就是空架子，微薄的资金完全不足以保障中国广大人口群体，那我就只有闭口不谈这个问题，人有的时候也是难得糊涂。

    有人也曾问过古梵先生这个问题，古梵先生说过一段话，我觉得很精彩，古梵先生说：“工业革命打造了实体经济，金融创新构建了虚拟经济，网络信息化革命完善和贯通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整体架构，从此世界经济进入到了全息化模式，很多人说未来经济创新是健康产业，我说他们说错了，精神不健康身体就永远不会健康，当世界经济进入到全息化时代的时候，未来的创新乃至革命必然是精神创新和革命，当富人集团深刻地认识到是他们的贪婪造就了这个社会痛苦的时候，并勇于将手中的财富流向贫穷的人民，那一切所谓的保障体系都可有可无了，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保障体系，我这样谈问题虽然有些理想化，但是没有理想化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是办不了的，最起码是办不好的。”

    我也用古梵先生的这段话作为此篇的结尾吧，因为每个人在内心安静的时候都可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虽然明日醒来我们又抱着贪婪而活着，但是在富人的觉醒中不乏比尔.盖茨、巴菲特、陈发树这样的人，理想离现实其实并不遥远，有的时候就在一念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