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有一个在大学里要好的同学叫石衡谭，品学双优，甚至为了学习苏联的的共产主义原著居然选择学习俄语；当时笔者也跟他学了几句诸如“打袜底系打死位大娘”（“同志再见”）、“牙留不留鉴别你牙”（我爱你）之类的注音俄语。他毕业后考取了研究生，天各一方再无联系，现在据说是在河南某大学当教授。日前，在笔者博客的留言板上，忽然发现他的留言，说什么笔者成了“政论家”，并给我灌输了一通基督教的道理。笔者不知道他的联系方法，所以没有办法回答。但他从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大学生，30年后转变为一个信奉基督的中国大学教授，却令笔者长久难以释怀，心里有说不出的怅然。
近日，美国多维社报道，近年在大陆的中国人经常会发现身边的同事或亲朋从无神论者转变为忠实的基督徒，或放弃对道佛两教的信仰转而开始信奉上帝，或者成为了慕道友，正在通过阅读圣经、参加慕道班的学习或者家庭教会的活动等多种途径认识基督教。该报道令笔者想起同学石衡谭。笔者也发现，常常身边的人，不知觉间就从无神论者转变为基督徒。
这一变化只是个别现象还是已经普遍存在？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已经在中国绵延几千年的民间信仰、传承至今的道教与佛教对其发展有否阻碍？《多维时报》就此采访了北京大学基督教与宗教原理教研室教授孙尚扬以及其他宗教界人士，以期解答这一系列问题。
基督教在中国大陆的发展状况可以从西什库大教堂的主日活动窥见一斑。这座紧挨中国权力中心中南海的天主教教堂虽然只有1100多个座位，但在礼拜日的时候一天就会有2000多教徒参加。而散落在中国广袤土地上的天主教村庄也可说明基督教的影响力。从东北到西北，从中原到华北，从沿海到内陆，这样的村庄经常可见，一般来说，天主教村庄绝大部分家庭都是天主教徒。其中，河北省东闾村、山西省六合村、湖北省土家族的中溪村山寨等都有一定知名度。
目前，大陆究竟有多少人是基督徒？要准确回答这一问题存在相当得难度。一方面政府当局并没有持续进行跟踪统计，另一方面还有所谓的地下教会。各界对这一数据的调查和估计也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具体数字从几千万到超过1亿的都有。孙尚扬表示，学术界比较认可的中国基督徒总数为1亿左右，大体占中国总人口的8%。
香港《南华早报》在4月的报道称，根据最近开展的几次抽样调查结果，中国的天主教和各派基督教信徒加在一起超过1.25亿。该报还将这一数字与中国共产党总数（7400万）进行了对比，并强调约有十分之一的中国人信教，比共产党员数量还要多。
与中国官方在90年代公布的数据相比，显然，这些年基督徒数量有了急剧增加。国务院在1997年发表的《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显示，中国宗教徒信奉的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信徒合计有1亿多人。
伴随中国基督信徒数量的大幅增长，成员也日益多样化，已经不再局限于老人、妇女及穷人，而是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年轻人开始信教；也不再局限于农村地区，城市里信教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孙尚扬指出，中国基督教发展最快的地方当然还是在农村，但是城市里也有越来越多的基督徒，以前有个现象是老年人多、文化低的人多，现在信教的高级知识分子、大学教授、大学生也越来越多。
一份刚刚在台湾《辅仁宗教研究》上发表的调查也可以说明这种变化。这份由孙尚扬主导的对北京大学信教情况的抽样调查显示，北大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合计占在校学生总数的4.7%。对于在历史上发起过非基督教运动的北大，调查结果反映出青年学生对宗教的态度更为理性客观、亦能以信仰自由原则对待不同宗教信仰。这些新的信徒有相当数量来自于“三自”教会。所谓“三自”教会是指，由中国政府和共产党领导的，不受国外教会的管理和干预的“自治、自养、自传”的中国基督教会，既有基督新教也有天主教。新中国的“三自”教会始自1950年，后因各种运动逐渐减少，在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全面停顿，后逐渐恢复。中国基督教发展到今天，信徒已经不仅仅来自“三自”教会，更多则是来自家庭教会。孙尚扬说，“现在，家庭教会信徒的人数已经比‘三自’教会多得多”。这些家庭教会分布在农村及大中小城市中，但没有在政府机构进行任何登记，当局尚未对风起云涌的家庭教会做出明确的规定或定位。
杭州的一位家庭教会成员表示，他们的教会已有60人，大多是在这几年开始信奉主，若不是受到聚会场所的限制，人数有所控制，否则会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目前，这个教会的成员从2岁到80岁都有，从事的职业也是五花八门。平时除主日活动外，同一教会的弟兄姊妹每周还有一到两次的聚会，一起学习圣经、交流心得。这位家庭教会成员是在四年前从一名佛教徒转变为忠实的基督徒。
从其他家庭教会了解的情况亦如是。以北京为例，家庭教会发展都不错，基本都有固定的聚会场所，同时有专职和兼职的牧师讲经，每周皆有主日活动，信徒会在一起唱诗歌，听牧师讲经，彼此交流。除“三自”教会、家庭教会外，“地下教会”也在长足发展。一般来说，“地下教会”专指忠于罗马教廷、不承认官方中国天主教爱国会领导的天主教会。
美国多维社还报道了美国法拉盛圣公会圣佐治堂华人牧师谢松龄的经历与对中国人信仰基督教的原因。58岁的谢松龄表示，信众增加“是神的带领”，然而无可否认，对大陆文化理解深刻，以同理心牧养信众，也是吸引慕道者的一大要因。
青年时代，谢松龄的兴趣广泛，从人文学，心理学，到医学都曾涉猎。他写过《天人象：阴阳五行学说史导论》、《阴阳五行和中医学》、《残疾与性：残疾人的性康复》等书，并担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
不是生长在典型的基督教家庭，但谢松龄很早就有接触基督教的机会。他的母亲自教会学校长大，熟习许多圣经的赞美诗，时常教导孩子唱颂。家里有几本圣经，父母会以之为教材，他自己也会主动阅读。然而，他的阅读不是基于信仰，而是基于对知识的兴趣。“我把圣经当历史书来读”。谢松龄说，圣经中耶稣受难，基督徒受迫害的故事让他印象很深。当年在大陆，他身受迫害被下放农村劳改，受尽苦难时，就常以圣经故事自我劝勉。
然而那时在他眼中，耶稣基督是个伟大的人，但不是神之子。“我欣赏他（耶稣）的为人，敬佩他的作为，但并不信仰他，”谢松龄直率表示，他那时觉得耶稣是个“了不起的征服者，他比恺撒、屋大维还伟大，凯萨是用武力征服领地，耶稣是用信仰征服人心，而且是全世界的人心！”他比喻。至于圣经中跛者得行，盲者得见的神迹记载，谢松龄觉得纯粹是“心理治疗”所致，他在医科大学任教时，甚至发表了一篇关于耶稣如何用心理治疗治愈病患的研究文章。由于长久接受无神论教育，与科学思考的训练，让谢松龄虽然认识基督教，但从未打心底信服。圣经记载的一些基本信仰，如童女怀孕，死人复生，在他当时看来是“不科学”的事。他觉得，只有软弱无用的人，才会倚靠信仰过活。
他从医学转念神学，起初也是基于学术研究兴趣，与信仰无关。谢松龄坦言一开始受洗是基于非常“实际”原因——必须是基督徒，才能读神学院。当时他只是想研究宗教，甚至到出国前，谢松龄直言自己都还不是一个有“坚定信仰”的基督徒。然而，在俄亥俄州阿诗兰神学院的求学期间，在全校只有不到20个华人的环境，已届中年的他经过挣扎与思考，逐步建立了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原本对圣经疑惑甚至怀疑的部分，也在信仰成熟时获得解答。“人类无法用有限的理性，思考上帝的无限，”他双手一摊表示，上帝既能创造世间万物，当然能让童女怀孕，死人复生。
回首前尘，谢松龄觉得上帝一直在默默引领著他的人生方向。他说，从工作中他发现，除了语言一致，同为新移民，来自相同的土地，让他与信众沟通特别有效。“有时人说是一回事，想是一回事，中国大陆特殊的文化背景，让我能理解走进教堂的人，真正的想法与需要。”在圣公会圣佐治堂服侍转眼即将迈入第八年，谢松龄笑称这是个“关怀他人，造就自己”的工作。因为教堂不比大学讲堂，来的人形形色色，怀抱不同的目的与需求，做牧师不只要讲道，更要具备关怀与倾听的能耐。谢松龄曾在半夜接到教友电话，呼天抢地哭著说丈夫去世了，要他和来收尸的消防队员解释，他也接触不少忧郁症患者，受家暴，身体病痛者，甚至走进教堂来“借钱”的人。“牧师是个奉献的工作，一定要有坚定的信仰与爱心，”谢松龄表示，自己过去是个“想到什么说什么”的好辩之人，当了牧师后，他学会在开口前耐心聆听。他学会凡事感恩，一扫过去爱抱怨，喜好论断他人的习性。而信仰赋予的确定感，也让他从过去压抑忧虑的桎梏中挣脱，重获平安喜乐。
至于基督教之所以能在中国大陆取得如此巨大的发展，背后的推动因素究竟是什么？对此，北京大学基督教与宗教原理教研室教授孙尚扬孙尚扬表示，原因非常复杂。
首要的是，中国人对宗教的需求在增加。一方面宗教性本是人性的基本内核之一，人在很多时候都需要表达其终极关怀，会追求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会试图对自己的人生际遇进行各种解释；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思想在解放，百姓生活水平在提高，但这个社会并不是没有了风险，人们仍会遭逢如爱的缺乏、灾难疾病等，这些却不是科学能够帮助解决的，因此当在世俗的意识形态中找不到答案时，人们很可能会走向宗教。此外，宗教在中国是多元发展的局面，但是，基督教在组织形式上较中国传统宗教更有优势。
对于基督徒，只要几个信徒在一起就可以成为一个教会，就可以定期开展活动，而聚会的地点不是非教堂不可。中国的传统宗教却需要固定的宗教场所，比如寺庙、庵堂，再如民间信仰的村庙，一旦缺乏这样的动场所，有信仰需求的人可能就会转向基督教。
另有教会人士总结基督教发展快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本土宗教的被破坏。他们说，“某种程度上，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障碍就是本土宗教传统——民间信仰、佛教、道教等，中共做到了一件我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那就是在文革时期，民间信仰及佛道两教遭到毁灭性打击；由此，改革开放后基督教得以迅猛发展。”
传统宗教发展的情况会对基督教产生何种影响，可藉由港台两地做出反解。在台湾和香港，宗教市场非常开放和自由，但基督徒比例却很小，台湾基督徒在总人口中不到4%，香港大概在6%左右。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两地本土宗教的传统方式保持的非常好，没有受到什么伤害。也有观点指出，过去一段时间政府对基督教采取的非“疏”是“堵”的管理政策，导致灰色地带反向迅速发展，越“堵”发展越快，因为被打压者可以在道义上获得更多的支持。甚至有家庭教会公开表示，不怕政府打压，就怕政府不打压。
不过，中国政府越来越开放包容的政策也是基督教发展的推动力。杭州的一位家庭教会成员表示，以前还会有派出所到聚会点突击检查，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很少发生了。因被打压而蜚声国际的方舟教会也在固定场所如常进行主日活动。靠近中南海的西什库大教堂连续举办慕道班，为慕道友提供免费学习的渠道。在北京的街道上，时有家庭教会的成员派发祝福卡，并毫无怀疑的欢迎任何慕道友参加主日活动。
此外，从教义的角度看，基督教也非常具有吸引力。基督教倡导爱，爱上帝、爱人如己，并能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尤其是同一教会的弟兄姊妹，彼此关爱互相扶持。这就使得基督教在一些地区填补了原来由官方主导的部分职能，特别是在农村。比如，因为青壮劳力外出打工而没有人干农活的家庭，会得到同一教会的教友主动帮助，这些教友甚至优先帮助困难家庭而搁置自己的农活。
北京近郊一个基督教会的负责人以斯拉·金神父认为，随著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各个社会阶层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基督教能给人们带去一种安慰与精神力量。
而笔者认为，基督教在大陆的蔓延，最重要的原因是，官方的信仰宣传往往言不由衷，嘴上说的和实际做的，往往脱节甚至完全相反。相信共产主义是虚无缥缈的，相信上帝同样虚无缥缈；但世界上的共产主义理想殿堂苏联，早在20年前就已经倒塌，而基督教诞生了2000年，至今还不见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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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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