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夸大的“陌生人恐惧”

周英杰

不能不承认的是，虽然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已经沐浴在一个开放的现代信息社会的阳光里，但由于我们这个社会毕竟经历了数千年安土重迁、自我封闭的农耕文明时代，所以在我们民族的血液里至今依然流淌着那个时期所独有的某些精神气质。譬如，对于陌生人的根深蒂固的恐惧和防范，便是其一。

实证的例子俯拾即是——

最近，媒体纷纷报道说在汉口火车站随处可见的是当地公安部门悬挂着的蓝色提示牌，上书一行大字：“请不要搭理陌生人问话，谨防上当受骗。”

而《重庆晚报》日前的一则报道则披露说：在重庆市某中学的一次安全教育课上，学校保卫科新制订的《学生安全须知》第五条就赫然规定：“不要和陌生人搭话，以防受骗。”

汉口和重庆，地区不一；发布警示信息的是一个公安机关，一个是学校当局，部门不一，但对于发自骨子里的对于陌生人的恐惧和防范，则是高度的统一。

正所谓“无风不起浪”，类似于上述这样的警示用语，当然并非是空穴来风。且不说，如今千奇百怪、花样不断翻新的各种街头骗术、小偷小摸乃至打劫行为，多都集中于各个城市的火车站一带，而这些违法犯罪行为百分之百都是由陌生人所导演实施的。退而论之，即使那些看来没有什么攻击能力的陌生人有时也能成为一颗“意外的炸弹”。

到如今还余波未息的南京“彭宇案”不就是这样的一个显例吗？因为在挤公交车时搀扶起了一个被挤到的老太太，并将她送往医院，南京市的彭宇硬是被那个老太太和其家属说成是造成伤害的直接责任人，由此陷入了一场官司中，最后被当地法院判处了4万元的赔偿金。

此事后来虽然以庭外和解而告终，但这样一个事件经过媒体热炒，无疑强化了公众对于陌生人那种已有的恐惧感。所以，当今年9月19日的上午，重庆市南坪区的一位八旬老翁在公众场合摔倒在地时，现场围观群众竟然无人敢扶，不少人甚至互相提醒：“不要扶，扶了要遭殃”。

诚然，与陌生人搭话和交往的确存在着不能不重视的风险，但显而易见的是，并非所有的陌生人都是作奸犯科者，也并不是所有的摔倒在地的老人都是些以怨报德、恩将仇报者。而且，如果计算一下概率的话，陌生人中肯定90%以上都是中规中矩的好公民。因为陌生人中有个别害群之马而将所有的陌生人全部打入另册，某些管理部门的这个思路显系以偏概全，因噎废食，明显失之简单和偏颇。

事实上，对于陌生人问题的正确解决之道，并非是“一棍子式打死”式的禁止与之交谈，可能告诉大家一些同陌生人交流时所必备的“技术”更加重要。只要应对得体，相信即使是有些风险，也会从容而化解。

但是，某些机构不仅不这样做，而且还在有意无意地加剧这种对于陌生人的恐惧感。最近在媒体上炒得沸沸扬扬的上海等地的“钓鱼执法”就是如此。

统而论之，所谓“钓鱼执法”所下的“钩子”，其所利用的就是公众对于落难的陌生人的同情心理。当“他胃痛与你有什么关系”之类的不近人情的言语从执法机关人员的口中说出来时，“钓鱼执法”的荒唐之处，便不仅仅只是“诱人以法”的卑劣，更有对于社会基本道德准则的挑战和践踏。这种荒唐的“执法怪招”可能的确给这些执法机关带来了一些意外的收入，但是它必然会加重整个社会早已存在的“他人即地狱”式的冷漠和麻痹，其所付出的社会成本是巨大的。

正像前文所云，对于陌生人的恐惧感乃是封闭的农耕文明时期的产物。先秦时期的中国思想家老子就极力赞扬过所谓的“小国寡民”的生活状态，叫作：“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事实上，在中国农村生活过的人，并不难体会老子所赞美的这样一个社会的境界，因为这样的“熟人社会”一直就存在在中国的不同的地域。譬如，一个只有几十户的落后而封闭的小山村往往就是如此。在这里大家声息相通，终生的活动范围不超过50华里，村里的每个人都能排上个辈分，目力所及之处不是“爷爷奶奶，叔叔婶子”，就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宛如一个扩大了的家庭……

但问题在于，我们当下所处的社会早已不再是那个自我封闭的小社会。尤其是如今的一些大都市，纯然是一个十分开放的商业社会。而商业社会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就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一个建立在契约之上的社会。可以想见的是，在北京和上海这样每天的流动人口都在500万以上的现代化大都市里，要求不和陌生人搭话即使有百条理由，事实上也绝无可能，徒然增加的只能是一种以邻为壑、人人自危的恐惧感而已。

在人际交流日趋频繁的现代社会宣扬极端的陌生人恐惧论，倒不如更加极端一些，索性号召大家都回到那个交通阻遏、信息不畅、足不出户的封闭的“小山村”时代。在那个逼仄的“熟人社会”里，终年难觅一个陌生人，一举省却了交流沟通的繁文缛节，整天“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优哉游哉，省心省力，不亦乐乎？

                                              2009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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