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刊亚洲版曾在2004年关注过韩寒等四位中国的“80后”，而且他们都被该杂志贴上了“另类”的标签，以致韩寒事后颇觉不爽。那次成为封面人物的是北京少女作家春树。不过，美国人对韩寒的关注度似乎正在升级。据悉，11月2日新一期的美国版（还是亚洲版？）《时代》周刊将撰文介绍韩寒，标题为“中国文坛的坏小子”。当然，我们并不知道韩寒能否成为《时代》封面人物。

21世纪荣登美国本土版《时代》周刊的中国人好像只有章子怡一个人。而这个世纪以来，上过《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的中国人则不少，但他们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文艺界、娱乐界或体育界的明星（诸如巩俐、王菲、舒淇、张惠妹、章子怡、周杰伦、张靓颖、周润发、杨紫琼、姚明、刘芸等）。《时代》周刊做出这样的安排，和以往的只是关注中国的政治人物（主要是上个世纪的，诸如吴佩孚、蒋介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的安排，很不一样。它似乎是一种“时代”背景已经发生重大转变的预言和暗示。是否意味着，伟大的政治人物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时代正在成为过去，决定中国未来的将是能够与国际口味更好地“接轨”且充满个性的，正在大量涌现的新一代的非政治人物？或者说，应该对中国的现行政治及其社会进行一种新的描述？

不管怎么说，鉴于《时代》周刊的权威性和巨大影响力，我们有理由相信，其所推介的人物都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风向标，也是代表时代变迁的重要符号。例如，2005年10月10日登上亚洲版封面的李宇春，可以看着是普通社会个体同样可以凭借个性和实力而猛然崛起，并且获得社会认知和认同的标志。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期杂志中，和李宇春一样被评为“亚洲英雄”的人还有演员张静初和轰动一时的《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陈桂棣、吴春桃夫妇。

实际上，对文艺界的充分关注，历来就是美国《时代》周刊的传统。首先，文艺界的公众人物都可看作新时代的精神符号；其次，比起中国，美国人才是真正的认真实践着“文以载道”的族群。我们知道，美国是奉行民主、自由信念的国家，然而，颇为吊诡的是，美国同时也是一个不迷信任何抽象的哲学理论或者概念的国家。哪怕对于“民主”、“自由”这些信念本身，他们似乎也不准备寻找一种最终的答案。因此，美国人才发明了看起来不像（传统）哲学的实用主义哲学。他们主张以文学代替哲学，以心理代替伦理，以生活代替理论。这是一种纯粹的“人文主义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中，占据核心位置的就是文学文化。

例如，美国最重要的哲学家，新实用主义的代表罗蒂认为，“承担（人类团结、社会正义等）这项任务的，不是理论，而是民俗学、记者的报道、漫画书、纪录片，尤其是小说。狄更斯、施赖纳或赖特等作家的小说，把我们向来没有注意的人们承受的各种苦难，巨细靡遗地呈现在我们眼前。拉克洛、亨利·詹姆斯或纳博科夫等作家的小说，把我们自己所可能犯下的各种残酷，巨细靡遗地告诉我们，从而让我们进行自我的重新描述。”

一个哲学家将文学艺术放在这样的高度（——即让文学艺术成为接近人类创造、幸福和社会正义的最重要的手段和路径），这在奉行传统哲学的国家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然而，通过罗蒂的话语，我们还是能够发现，美国人追求的是一种自由的、民主的、审美的、人道的文化。这样的文化，肯定需要极其丰富的文学和艺术来支撑，需要充分宣扬人文主义，其核心是肯定人，注重人的个性、价值与尊严，把人、人性从宗教以及其他各种版本的形而上的传统哲学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否定抽象的、集体的、附庸的人。实际上，这就是美国《时代》周刊遴选时代符号的标准，也是其之所以关注文艺界人士的社会思想渊源。

尽管《时代》周刊一直对中国文坛颇为关注，然而，真正纳入其视野的中国作家并不多。对于这一点，韩寒看得颇为准确，他在即将刊出的“中国文坛的坏小子”一文中对《时代》记者说，“美国读者应该不会对中国文学有兴趣”，事实就是如此！中国人的文学艺术之所以衰败，中国本土之所以无法产生伟大的作家，最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文艺界不敢或不能描述和呈现“人们承受的各种苦难”，更不懂得如何“把我们自己所可能犯下的各种残酷，巨细靡遗地告诉我们”共同的人类。

而韩寒应该是一个例外！尤其是，在韩寒身上，我们没有看到对于社会丑恶的暴怒式的责难，或者，对于苦难的义愤填膺的控诉式的描述，这既是一种写作策略，同时，也是人类团结所需要的一种精神境界——通过反讽，而不是通过革命化的暴力手段，去揭露“我们自己所可能犯下的各种残酷”。

“中国文坛的坏小子”一文的部分内容已经曝光。这篇文章花了很大的篇幅介绍了韩寒的成长过程和生活现状。文章给韩寒的头衔包括：畅销书作家、业余赛车比赛冠军、最受欢迎的博客作家、中国媒体最关注的叛逆明星。哥伦比亚大学汉语比较文学的刘教授（本博猜测，此人应该是大名鼎鼎的学者刘禾女士）如此评价韩寒：“他很乐意参与到实现自己民主权利的过程中去。他写作小说的语言非常平实易懂。”

在这篇文章中，韩寒看起来很“狂”。当《时代》记者要他评价自己作品时，韩寒回答说：“如果你太谦虚，大家不把你当回事，但如果你自视过高，你也没有什么好处。”“那如何评价其他作家呢？”该记者继续追问。韩寒只是说：“美国读者应该不会对中国文学有兴趣，而我也不会对美国文学感兴趣。”然后他依然诚实表示，他已经七八年不读小说了，只看杂志，“因为我认为我已经读够了。”

不过，本人认为，这才是原汁原味的韩寒！他对美国文学不感兴趣，不是试图说明美国文学不行，而是暗示中国文学应该有着自己的特殊任务，甚至隐含着这样的一种意思：中国文学也许能够比美国人做得更好，至少它有这么一个社会空间。这是一种巨大的自信！然而，韩寒并没有说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这又是一种与自信相互吻合的非常认真的“虚怀若谷”。在中国，好像只有韩寒能够将说话的分寸拿捏得那么好！同样的道理，韩寒之所以说“我认为我已经读够了”，这可以算是一种美国式的务实态度——以生活，以亲身的实践和主动的作为代替理论。实际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活态度一直比较随意的韩寒，并不怎么在乎自己能否贡献几部“伟大的”作品——以达到我们的社会精英们所梦寐以求的“巨大成功”。他更加注重的是生活本身。这也是成就韩寒极为特殊当然也是难能可贵的个性的原因。老实说，本人还没有读过韩寒的文学作品，但韩寒在博客中的文章，不仅仅是对公共政策的一流水平的批评，也有难得的文学价值。

我认为年轻女作家张悦然对韩寒的概括是相当准确的。在那篇文章中，《时代》还采访了这位颇有社会洞察力的80后代表作家，她说：“他就像《皇帝的新装》里的小男孩，他激进的态度是不想让人们自满。”

对头！我们之所以自满，原因就是我们（中国人）经常性的自欺欺人，用假大空的东西代替生活本身，代替我们的真实心理，直到搞出一种非驴非马的“文学艺术”。也正是这样的自满和自欺欺人，我们经常性地实践着残酷——将本该个性化的人看成类型化的动物。

为此，我衷心期待将来《时代》周刊能够出一个新的全球版，其封面人物就是：韩寒。感谢一直关注中国人命运的美国！正是在韩寒等文艺性的而非政治性的“《时代》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困难重重的中国，其未来正在被逐渐增强的希望之光所照亮。就像罗蒂说的那样，“用希望代替知识”。如果有了希望，中国人的愚昧无知、麻木不仁以及崇尚权威、缺乏公德等所谓“国民性”就会自然而然地从我们身上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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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本博以往关于韩寒的文章：

韩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