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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胡新民《真实的反右 深刻的教训》(上篇)

2014-08-09 00:21:03 编辑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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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应学俊 )

【内容提要】胡新民认为存在一场“真实的反右”,即当年确实有“右”须反——可一场“扩大化”反错了99%以上的“反右”是“真实”的吗?此论难道不是以偏概全的典范?胡氏认为“深刻的教训”是“反右运动群众化”惹的祸,可胡新民怎能忘了这“运动群众化”是发动的,又是谁的拿手好戏?

前一阵发现一个在网上怎么也查不到确切身份的“王小石”。最近又发现一位同样也查不到确切身份的“胡新民”。难不成都与笔者一样,是一退休在家的老人?但胡新民最近发表了不少把已经拨乱反正的历史又大部分颠倒回去的文字,读来常令人汗颜。

毋庸讳言,胡新民也会承认:在政党、国家、伟人成长过程中,由于种种可原谅和不可原谅的原因,总会有一些“历史病灶”的——它使多少平民百姓、爱国知识分子乃至革命队伍中的许多战士们蒙受不白之冤,也使革命或曰社会变革大业遭受重大曲折与莫大损失,它迫使执政党必须正襟危坐,认真反思,以获镜鉴,不再走弯路……随便列举:井冈山时期打AB团、延安整风中“抢救失足者”运动、肃反以及反右等诸多“运动”几乎无一不“扩大化”,还有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等等,更不用说“文革”……这些都是一触碰便会引发国家和百姓剧烈痛楚和纠结的“历史病灶”,那里面有执政党付出的巨大代价和国家发展的曲折与磨难,更有数千万平民百姓的血与泪!

对这样的“历史病灶”,要么彻底医治使其根除,要么暂时不去触碰它,岂有在不思疗治的前提下随便“激活”之理?甚至如糊涂虫一般声称“病”得“很正确、很有必要”?胡新民先生就总是要千方百计“激活”这些“历史病灶”并扩散之,好像生怕这些“历史病灶”因被疗治而消失。

胡新民2013年4月发布的《真实的反右 深刻的教训》就是这样的文字。面对溃烂流脓的“历史病灶”,胡氏硬要说明它生得“很有必要”,很“真实”,而“发烧”过高那都是“群众运动”搞的……似乎想把病种很好地保存起来,以备后用,岂不滑天下之大稽!

于是,我们不能不好好说叨说叨:胡氏所言真实的反右”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而真正“深刻地教训”又应当是什么?

一、这才是“真实的反右”

胡文所说“真实的反右”,意指1957年那阵子确实有“向党进攻”妄图改变“国家制度”发表“极端言论”的人,也就是说确有“右派”须反。所以“反右运动”师出有名,很“真实”很“正确、很有必要”。一句话“反右”没错。那么,按胡新民所言,请看——

其一、被毛泽东点名、至死(至今)未获正式平反或改正的全国第一号“大右派”章伯钧的骨灰已于1982年11月15日移存“八宝山革命公墓”(新华网的报道。国人皆知什么人才能进如此“革命公墓”)。1985年11月11日,农工民主党中央和民盟中央举行纪念章伯钧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当时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杨静仁出席并讲话,对章伯钧的一生给予充分肯定,连“错误”两个字也没提到。而罗隆基则是至今也未获平反和改正的全国第二号“大右派”,但1986年10月24日,在北京召开了由民盟中央主办、专为缅怀罗隆基的纪念大会。当时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严明复也出席并发表讲话,对毛点名批判的所谓“章罗联盟”之罗隆基一生同样给予充分肯定,同样连“错误”两个字也没提到。

对某些知名“右派”不予平反的道理国人皆“你懂的”,个中缘由“不好说太细”。但是,从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对章、罗的公开评价来看,难道不是对“不予平反”的章罗实质性的平反吗?——只是“大右派”罗隆基于文革前夕去世,至今竟无法找到骨灰在何出(足见当年之境遇),否则没难道准也会安放入“八宝山”?因为罗隆基毕竟解放前是上了蒋介石政权暗杀和逮捕黑名单的,是非常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做过许多有益中共和中国发展进步的事情。

胡新民为何大搞“历史虚无主义”,忽略上述如此重要史实?胡新民如何解释对毛曾钦点狠批的全国第一二号“大右派”如此礼遇和评价?这就叫“真实的反右”吗!?

其二,据中共中央公布的资料,1957年和1958年共划右派552,973,1978年后“改正”552,877,不予改正96人,占右派总数的0.02%;若再按胡新民所说全国大小4000“右派”不予平反或改正计算,也只占当年“右派”总数的0.7%——这就是“真实的反右”!也就是说,譬如发动一场战斗,消灭对方100人,结果发现99个都是不该消灭的,杀错了,但还要一遍遍坚持说:组织这场战斗是很有必要的,没有错,错误只是杀人“扩大化”,扩大了99%……若此比方不属于类比不当的话,那就啥也别说啦。“反右”反错了99%以上,我们不知这“真实”在哪里?

我们说反右属于“历史病灶”,那是因为即便执政党虽坚持“反右没有错,错在扩大化”的观点,但也绝不会以“反右”作为政绩而引以为荣,因为毕竟“扩大化”反错了99%以上。胡新民能否认这正是“真实的反右”吗?胡氏所谓“有必要”的“真实的反右”难道不是伪命题?

其实,关于一言难尽的历史病灶——“反右”,真是不说还好些,越说越不成,越说越捉襟见肘无法自圆其说。所以笔者认为胡文标题如这样拟倒更加符合实际:《真实的反右——扩大化了99%以上;深刻的教训——“以阶级斗争为纲”害民害国害党》。胡新民能否定这一判断吗?还需要连篇累牍为“反右”正名、背书吗?

除了上述数据,笔者对胡新民的其它所谓论据和论点将一一反驳。

二、请出示数据,当年多少人要“改制度”?“硕果累累”便一俊遮百丑吗?

1957年前后,在全国,究竟有多少人“要共产党下台”,要“改国家制度”?请胡新民出示数据——否则便是以0.X%之偏而概全,以个别代替一般。退而言之,即便6亿人口的中国有几十个或几百个“真右派”,就需要在党内党外开展毫不讲法治的“反右群众运动”吗?如果硬要说那样的“反右”没错,那么当今腐败官员有多少?是当年“真右派”的多少倍?我们今天为何不也来一场如当年“很有必要”全国性的反右那样的“反腐败群众运动”呢?

此外,我们再看胡氏荒谬的“‘累累硕果’论

胡氏开篇便用1949到1957年中共新政的“硕果累累”为重要“依据”研判反右的“真实性、正确性”。胡氏逻辑俨然是:既然中共执政“硕果累累”,证明制度很优越,所以凡论及“制度”问题就是居心叵测的,是有“颠覆”意图的。然而这逻辑是多么幼稚而荒诞!多么“非黑即白”的片面简单!

请问胡新民,从反右以后到1976,咱伟大国家两弹一星上天,《东方红》乐曲响彻宇宙,既无外债又无内债,是不是更加“硕果累累”?可为什么执政党自己对“制度”进行了近乎“颠覆性”的改革?从农村土地承包到“流转”,从计划经济为主到市场经济为主,从批判个人发家致富到鼓励党组织带领村民发家致富,从限制或禁止个人市场交易到允许个人开公司办企业和雇工,哪一点不是毛泽东生前大批特批的?哪一点不是对“制度”进行了大的“颠覆性”改革?而胡耀邦总书记主持全国冤假错案的平反并非仅限“文革”——这与罗隆基提出的“成立平反委员会”又有多少本质区别?可按胡新民“改制度”便是“右派”便是大逆不道的逻辑,这该如何解释?难不成真是胡氏所言之“右派”上台当政了?

一言以蔽之:难道经济科技方面“硕果累累”就意味着国家发展不存在任何问题?在中共号召“帮助党整风”的前提下,国人也不能从问题而追问制度缺陷吗?胡新民如何理解习主席“问题倒逼改革”的讲话?此其一。

若论“硕果累累”,前苏联强悍到与美国争霸全球,航天技术令世界瞩目,强大到几乎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这是怎样牛的“硕果”?但是,即便苏共仍在执政,即便苏联也没解体,难道他们的制度就毫无问题而无须改革吗?而苏共的腐败和垮台难道不与其制度弊端密切相关吗?此其二。

再请问胡新民:希特勒也曾让“国家社会主义”之德国“硕果累累”,失业率一度低于美国,德国老百姓甚至也呼唤他们的元首为“大救星”,难道德国的“制度”因此就没有问题?历史证明,他们的“制度”正是出了大问题,导致了希特勒政权的彻底破产!日本二战后也是从国力耗尽、满目疮痍开始建设的,他们恐怕更加“硕果累累”吧?但他们的制度是否因此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呢?此其三。

因为经济和科技建设“硕果累累”,于是便可以一俊遮百丑?于是任何涉及改革和完善“制度”的言论就都成了“阶级敌人向党进攻”,必对其“专政”之压迫之?联系上述历史事实来看,这还要有多幼稚多荒谬?

三、好一个“极端言论”!胡新民怎能昧着良心又拿葛佩琪佐证“反右”正确性?

胡文专设一标题,曰“坚持极端言论导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明显表现出胡新民的居高临下和对许多错划“右派”的揶揄与嘲讽,而且好像那场全国动员的“反右”就是因为有些人的语言“极端”引起的。但可惜的是,不仅胡文所引也只是对个别人的言论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的零散摘录,而且,我们还是回到前面论述过的观点:即便在6亿国人中有几个人、十几个人有“极端言论”,这就是要在全国党内外掀起毫不讲法治、乱象丛生的“反右群众运动”的理由吗?为何要通过《人民日报》放大少和扩散少数个别人的“极端言论”,为他们大造声势呢?此举用意何在?

什么叫“极端言论”?在整风开始时很多人不敢给执政党提意见,毛泽东多次鼓励民主人士向党提意见要“大鸣大放”时,强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多么感人!可什么叫“言无不尽”?——这里面设定了什么样的话不能说、说了就要治罪吗?

什么叫“极端言论”?1976年以后中共正式“彻底否定”毛泽东亲手发动和领导的“文革”,否定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若以1957年的标准,这是多么极端的“极端言论”?最近中纪委研究室领导在论及反腐败时说:“体制障碍是最大的障碍,机制缺陷是根本的缺陷。”这若在1957年“反右”中难道不是涉及“改制度”“触底线”的准“极端言论”?胡新民如何解释?

胡新民甚至还“谆谆告诫”当下的公民:“哪个地方的言论自由都是有限制的,请好自为之。还有,最好不要发表有威胁内容的东西,否则说不定会有人请你喝茶。”——呵呵,连“请你喝茶”都出来了,我们真得谢谢胡新民的“威胁性提醒”了。胡氏竟然巧妙地将1957年的所谓“极端言论”之说移用到当下,并威胁性暗示:如今虽不会搞那种“反右运动”,但小心“请你喝茶”!笔者想补充一句,恐怕还有“寻衅滋事”吧?呵呵,好一个“聪明”的胡新民!

可是,胡新民又太不聪明了,对似乎有点儿像的“极端言论”的例子一带而过(大约也找不到更多),却昧着良心而又愚蠢地花大篇幅再拿明明已获平反、改正的错划“右派”葛佩琪说事儿

确实,不熟悉那段历史的人兴许真的会被胡氏忽悠了,因为“混杂部分真相的说谎比直接说谎更有效”——说真不全真,说假不全假——这是高级的诡辩、说谎技巧。于是笔者也就不得不说葛佩琪了,诡辩和谎言掩盖不了事实。

葛佩琪一个战斗在敌人心脏为中共革命屡做贡献的地下党员,由于深入国民党军队隐蔽时间很长,解放后单线联系人丢失,外界无人知晓葛的实情,葛佩琪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成立了,可他却成了“党外人士、国民党军官”——无法得到党组织对其中共党员身份的确认。葛佩琪在“反右”中说了并没有什么错误的话(充其量是修辞问题),竟然被人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变成葛佩琪“要杀共产党人的头”,登载于《人民日报》,全国大批判(后来还被编入文革电影《决裂》的台词)。最终葛佩琪被以“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罪名判处无期徒刑锒铛入狱,后改判18年,又因毛特赦国民党罪犯而捎带上他提前获释(葛佩琪作为国民党军官一类关押),身体被折磨得几乎没有一个好“零件”,形容枯槁。

断章取义的所谓葛佩琪“要杀共产党人的头”之言论,由于当年刊于《人民日报》,尽人皆知,葛百口莫辩,故葛案几成“铁案”。在葛佩琪自己不懈努力的前提下,得到胡耀邦总书记的关注,几经波折,终获复查并平反。法院经缜密查核中央档案、延安档案、敌伪档案和走访诸多证人,最终确认了葛佩琪地下党员的身份,宣告“葛佩琪无罪”,该判决书尚在(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80)高刑监字第893号《刑事再审判决书》);而所谓“右派”的复查予以改正的结论也有案可考(见中共北京市委“京常字(82)2号通知”)。

就是这样一位受尽冤屈和谨慎、肉体折磨但的确是中共革命的有功之臣,胡新民竟然还要拿来转弯抹角地说事儿,有意让一些读者步入胡新民重新制造的历史迷雾,往葛佩琪以及几十万蒙冤受屈者伤口上撒盐,胡新民良心何在?用意何在?胡新民以及执政党在葛佩琪冤案中难道不恰恰应当深刻地反躬自省:究竟是什么使葛佩琪错化为“大右派”?究竟是什么错误地将一地下工作者收监服刑18年,做了蒋介石国民党想做而做不到的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当年外媒就已有这样的评论)?究竟是什么使“反右”和历次“政治运动”中构陷成风?——即典型的葛佩琪一案而言,“反右的正确性、真实性”何在?胡新民拿葛佩琪案来说“极端言论”难道不是自找尴尬的?胡新民还要絮絮叨叨什么?

四、胡新民为何不断唠叨“第三条道路”?为何不断拙劣地重演刻舟求剑闹剧?

胡新民为何在多篇文章中不止一次拿章伯钧的“第三条道路”振振有词不惜篇幅地说事儿?因为这可足以证明章伯钧等与共产党“不是一条心”,说明章伯钧有“政治野心”,打成“右派”并不冤枉。——可是,现在是文革那阵可以任由姚文元式的人物颐指气使、指鹿为马舞“大棒”的年代吗?

所谓“第三条道路”,即指为救国图强和人民福祉而走一条“既不同于国民党,也不同于苏俄或中共的政治道路”。不错,章伯钧确实曾经有这样的思想。但那是1948年以前的事儿。

1947年,“民盟”因反蒋亲共而被蒋政权非法解散,罗隆基险些被暗杀和逮捕押送台湾,章伯钧被迫出走香港。1948年1月,他和沈钧儒在香港主持召开了民盟中央全会,并代表中央常委作报告。会议通过了《三中全会宣言》等三个重要文件,重新确定了民盟的政治路线:一、主张彻底推翻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二、赞成土地改革和没收官僚资本;三、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四、放弃中间立场,支持武装斗争,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见人民网《章伯钧:拒蒋高官 出任新中国交通部长》)这就是章伯钧,这就民盟!这难道不是正式放弃“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宣言?

胡新民还要说什么呢?——把章伯钧及其领导的民盟正式放弃了的思想路线,煞有介事、言之凿凿地在60多年后拿来再分析批判一番,对于不熟悉历史的人来说,这与说谎有何两样?这不是当代刻舟求剑的典型又是什么?章伯钧等民盟领导在行动上也实践了民盟决议,章伯钧、罗隆基、沈钧儒等积极响应中共的召唤,来到解放区,代表中国的重要阶层与中共一起谋划新政协和“建国大业”,拥护中共领导党的领导地位,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这不是历史吗?《建国大业》电影中也有所反映。面对如此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胡新民似是而非的说谎伎俩是不是太拙劣了?对民盟和章伯钧60多年前已经放弃了的“第三条道路”进行煞有介事地批判,这难道不是自取其辱太过可笑的闹剧? (未完,待下篇,论及所谓“运动群众化”等问题)

2014年8月8日  

【附录】

   有资料显示:对右派分子,1957年5月中旬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原来设想是:除个别外,不必具体点名,给他们留一个回旋余地,以利于在适当条件下妥协下来。但到6月29日,中共中央改变了这个设想,指示需要在各个范围点名批判的右派和极右派人数,北京大约400人左有,全国大约4000人。这表明斗争重点已不是批判政治思潮,而是侧重具体点名了,不过在人数上还有所控制。而到1957年7月,中共中央又指示,把准备点名批判的人数扩大了一倍。到8月1日,中共中央要求把反右派斗争进一步向地县、市区、大厂矿(后来又提到向中小学教职工)深入展开,并提出要“深入挖掘”右派。到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时统计,全国已划右派6万余人。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通知》原意要控制范围,防止多划右派,但其中一些提法不尽科学,加上许多地方已划了右派,为了不挫伤这些地方和单位的积极性,这个通知并没有普遍传达,更谈不到贯彻执行。(见网易历史:http://news.163.com/05/0426/01/1I7QG7KS00011247.html)

【部分参考资料索引】

1、胡新民:真实的反右 深刻的教训

2、胡新民:梁漱溟眼中的“章罗联盟”

3、应学俊:梁漱溟眼中有“张罗联盟”吗?

4、反右扩大化:江苏省委书记领袖强被逼“你到底反不反右派?”

5、【凤凰卫视】我的中国心:越是崎岖越平坦——章伯钧

6、葛佩琪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

7、中国网/应克复:反右斗争的历史后果

8、章伯钧:拒蒋高官 出任新中国交通部长(人民网)(另:中国经济网

9、【汇编】千古奇冤:“章罗联盟”

10、《人民日报》上的历史记录:从整风到“反右”/“右派”言论

11、中央党校韩钢教授:“反右运动”的前因后果

12、【札记】不可忘却的“夹边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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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退休。无门无党无派。独立思考者,独立撰稿人。担任几个网站专栏。(本博除另有署名外,均为原创。如有转载,请保持原作全貌并署名,如有明显修改请征得本博同意。纸质媒体如选用请事先与本博电邮联系。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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