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15日《长江日报》发了题为“90后女大学生奇怪白毛女为何不嫁黄世仁”的报道：“现在大学生找工作这么难，嫁给‘黄世仁’，等手里有了钱，可以再自我奋斗，实现自己的理想，这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当年的白毛女也可以这样规划自己的人生，可她偏要和黄世仁对着干。”14日《文艺报》资深编辑、著名文艺评论家熊元义到华中师范大学汉口分校讲学，和学生探讨流行文化相关话题。熊元义提到“白毛女应该嫁给黄世仁”的观点，近来在年轻人中流行；这表明人们由上世纪40年代对群众疾苦的同情，演变成而今对权钱的膜拜。现场，“90后”女生小谢站起来说：“如果黄世仁生活在现代，家庭环境优越，可能是个外表潇洒、很风雅的人。加上有钱，为什么不能嫁给他呢？即便是年纪大一点也不要紧。”文学院蔡姓大一女生的想法让现场一阵骚动：“如果我嫁给有钱人‘黄世仁’，可以拿他的钱捐给慈善事业，帮助有需要的人。”接着多家媒体跟进，平媒、网络热议，焦点是“喜儿”到底该不该嫁给“黄世仁”？

　　一、《白毛女》的故事情节
　　《白毛女》是1945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根据1940年流传在晋察冀边区一带“白毛仙姑”的民间故事加工改编集体创作出的歌剧，《白毛女》剧本的故事情节是地主恶霸黄世仁逼死佃户杨白劳又污辱其女喜儿，喜儿被迫逃入深山成了“白毛女”，八路军来后喜儿重见天日。剧本通过杨白劳和喜儿父女两代人的悲惨遭遇，揭示了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尖锐矛盾，控诉了地主阶级的罪恶，揭示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建国后歌剧《白毛女》又被改编成电影故事片、京剧和芭蕾舞剧，文革中芭蕾舞剧《白毛女》被确定为八个样板戏之一，另七个是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二、阶级斗争背景下的文学人物
　　《白毛女》是阶级斗争理论时代的意识形态的产物，带有明显的政治说教色彩。当一个文学人物背负起一个阶级价值选择的重担，其一举一动皆会被赋予象征意义。按照当时的主流价值观，白毛女与黄世仁是阶级斗争背景下的两个文学人物，他们是作为两个水火不相容的阶级的代表出现的，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于是，白毛女“喜儿”成为电影、歌剧、芭蕾舞剧中最悲情的女子，喜儿的顽强反抗精神，凝聚了我国农民妇女在恶势力下不屈不挠的反抗意志和复仇愿望。喜儿的命运半个世纪多来曾感动过无数中国人，在几代人心中留下了经典的印象。

　　2009年9月25日四川新闻网报道说：“白毛女”孙女文清华9月24日考上村官了却奶奶遗愿。四川宜宾县凤仪乡农民罗昌秀是真实版的“白毛女”，临终前曾嘱托孙女文清华考大学、回宜宾县农村工作。据《北京晨报》报道，“白毛女”罗昌秀1923年出生，恶霸地主逼死她爸爸打死她哥哥。16岁的罗昌秀被迫躲进四川云南交界处的深山老林，过了17年野人般的生活，1956年33岁的罗昌秀被救下山时已是满头白发。1958年罗昌秀与小河社联合生产队长文树云结婚生下一儿一女，罗昌秀曾被选为宜宾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四川省人大代表，2002年12月31日因心肌梗塞去世。

　　显然，歌剧《白毛女》中所描述的故事并非以罗昌秀为“原型”的，因为罗昌秀1939年才躲进深山，1956年被救下山时歌剧《白毛女》已经问世11年了，只是罗昌秀的悲惨经历与歌剧《白毛女》类似。白毛女的时代早已远去，白毛女的故事也开始变得模糊。如今，人们关注的已经不再是作品以及人物本身，而是现实生活中的“喜儿”与“黄世仁”，面对信仰的迷失和对金钱的膜拜所装扮的新角色。

　　三、乱点鸳鸯谱
　　90后大学生与白毛女，时下的富人与黄世仁，二者无论内涵还是外延都是不同的。“白毛女应该嫁给黄世仁”的观点，如果换在那个“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的年代里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不被允许的。学者在后现代语境下提出“白毛女应该嫁给黄世仁”，将旧时的阶级斗争语境下的标签人物白毛女与黄世仁硬搬到当今，让白毛女嫁给黄世仁是对特定历史时期价值观的恶搞，实在是十分滑稽十分不靠谱的乱点鸳鸯谱，又是标新立异语不雷人死不休的浅薄做秀和媚俗。

　　我们强调精神世界的圣洁与凝重并非打算去制造一个图腾，强调尊重历史并非想把历史凝固和僵化不允许回顾和思考，而是反对学者放弃对更有价值命题探究，把视点和精力放到猎奇与做秀。离开时代背景颠覆样板戏中的人物除了挑逗社会神经、冲击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承受能力再没有特别的意义，白毛女和黄世仁已经成为特定的历史记忆和那段历史的特定符号，在他们背后是人们的基本价值观念。

　　当然，经过90后女大学生的一番主观的悉心剪裁之后，“90版黄世仁”早已不是那个恶霸地主，而可能是郎朗、费翔、黄晓明甚至是盖茨、巴菲特，此时此地的“白毛女”和“黄世仁”不过是个代称罢了。但是，这也毕竟折射出某些90后女大学生宁嫁有钱人也不愿吃苦受累的那种贪图享受、爱慕虚荣的心理和拜金主义的价值观。世界观的苍白使其对权钱的追求如此丢弃原则，历史知识贫乏以及对历史的反转、归零、遗忘就更是令人担忧。追求时尚和利益没有错，重要的是应该坚守住精神操守，承载起文化担当和历史责任。

　　四、耗子不会给猫做新娘
　　作为《白毛女》剧情里的人物喜儿与黄世仁有杀父之仇，她怎么会嫁给黄世仁呢？对于黄世仁而言，他又怎么可能真心爱喜儿呢？喜儿与黄世仁两人间根本就可能不存在爱情关系。现实版的喜儿与黄世仁我们有理由宽容，但何必拿《白毛女》中的喜儿与黄世仁说事？有人假设黄世仁不是通过放高利贷、逼债的方式，而是主动给杨白劳家里挑水、砍柴，向白毛女脉脉传情，也许白毛女早就欢天喜地嫁给了黄世仁了。这种假设也只能是凭空设想，完全违背了剧情中人物性格发展脉络，是意淫经典中的人物。

　　地主黄世仁是那个时代的的富人，绝对算得上是个“大腕”。喜儿是一个十分贫穷人家的女儿，凭父亲杨白劳的条件，是永远不可能过上富裕的生活。如果喜儿嫁给黄世仁，喜儿就会从此一步登天，再不用扎上二尺红头绳就乐得欢天喜地了。什么进口化妆品法国香水意大利唇膏、出则豪车入则豪宅应有尽有，那些在他们穷的时候不理睬他们的亲戚朋友也该都会来巴结她。这又何乐而不为呢？现实版的喜儿完全可以这么想或做，但遗憾的是剧中的喜儿绝不会这么想。

　　现实版的“白毛女嫁给黄世仁”，也许人们无可厚非。为什么要渴望嫁给黄世仁？大学毕业生就业难，而黄世仁们可以给她们提供机会，嫁给黄世仁就等于自己有了钱，有了钱再奋斗岂不是更容易成功么！现实版的喜儿嫁给现实版的黄世仁后就能真地能幸福吗？将自己的身体和青春物质化，当这些物质被消费完的时候就是该换的时候。随着人老珠黄青春不再，既便黄世仁们不把她们处理掉，也势必会被小三、小四、N奶挤兑走。所以，喜儿嫁给黄世仁只能过着没有尊严的日子，那种嫁给黄世仁后有了钱捐助慈善事业更是驴唇不对马嘴的无稽之谈。

　　仅仅因为黄世仁们有钱，而丧失人格尊严去享受有钱人家的生活，体现了价值观的浅薄与贞节意识的缺失。人的生命价值、人生意义难道就在这里吗？如果人们凡事都只讲实惠，什么情感、正义就都会变得一文不值。所以，进一步加强对年轻一代的传统教育，使他们不忘历史，不忘尊重特定历史时期人们应当持有的处事观念，记住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主要还是要靠自己去创造。

　　五、瞎子摸象以点代面想当然
　　10月24日武汉长江大学10余名大学生结成人梯营救落水少年，年仅19岁的陈及时、何东旭、方钊３名“90后”大学生牺牲，引发社会关于“价值”的广泛讨论，也再度引发人们对被称为“迷失的、自我为中心的、无社会责任感的、垮掉的”“90后”的重新认识。

　　这个群体曾因“90后裸背门事件”、“90后贱女孩”等倍受诟病，熊元义在华中师范大学汉口分校讲学，现场两名“90后”女生的观点是个例，并不能代表“90后”的所有女大学生，更不能代表所有年轻人的价值观、恋爱观。而且这两名“90后”女生也只是脱口而说出自己心中所想，90后新一代有着张扬和发散的思维模式，他们敢于向传统和教条亮出自己的想法，不唯书不盲从敢于质疑勇于创新，而这恰是中国式教育所欠缺的可贵品质。如果现在的年轻人一见到“黄世仁”三个字便血压上升，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那反倒令人不解了。

　　近年来我们对这个群体的评价太依赖个例，在没有看清这个群体全貌的情况下就妄下结论。说现在的年轻人是没有历史感和道德负担的一代，说现在的大学生非常天真、非常现实、没有人格、没有信仰、没有坚持、功利至上，甚至危言怂听上升到了“中华民族的悲哀”的地步，这显然是十分片面的也是不负责任的。

　　每个群体都有一些人会做出一些有违常理的事情，找到这样的例子并不难，但要是通过这样的例子就对这一群人进行整体性评价则是不客观的。以个别人的行为推定为这个群体的普遍行为，这是形而上学和经验主义。我们应当运用精确新闻学中调查、实验和内容分析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来收集资料、查证事实从而报道新闻、分析新闻事件。个别专家、学者在没有进行深入调查和思考的情况下就通过媒体发表意见，因为他们是公众人物话语权重就更容易形成一种误导。

　　六、财富与爱情的纠结
　　“没啥不能没钱”、“有钱能使鬼推磨”，我们不能不承认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仍然是当下的一种客观存在。从阶级斗争为纲到实行市场经济，从追求绝对公平到推崇效率优先，社会对待财富阶层的心态已不再是势不两立，而是从法律的高度保护私有财产，尊重富人创造价值的社会地位，成熟的财富观已经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合理追求财富已成为民众的共识，让人惊诧的是金钱已经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甚至成为判断一个人是否卓越的唯一令人信服的依据，人甚至被物化被异化。物欲的膨胀与泛滥，过度的现实主义和极端的历史虚无主义，已经让一些人变得浮躁、肤浅和短视。

　　特定年代诞生的文艺作品，变化中也存有永恒的成份，即一个社会所尊崇的基本道德价值，这些经久不变的价值理念，同样是今天生活的道德基础。“爱情”或者“权钱”无疑是打着特定时代烙印的，但一经语境转换，所有的情感与行为方式，都难免接受时代的重新拿捏。在90后一代的眼中，“权钱”是中性的，他们可能都无法理解“对权钱的膜拜”有什么错？把人与物质的关系简化为人加上财富，却容易忽略人的财富是如何取得的。每个人获得财富的途径都是不同的，有的人拥有财富值得尊敬，而有的人拥有了财富却未必光明正大。几代人痛恨带有政治标签的黄世仁，并不是金钱本身有多大的罪过，而是他攫取金钱的过程充满了罪恶，痛恨的是他肮脏的灵魂。

　　现代白毛女嫁给黄世仁是一种个人的自由选择，“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曾经是几代人耳熟能详的择偶术语。如今的女大学生傍大款、大款到高校校园内征婚，一如当下女人谈婚论嫁早已不再仅仅停留在穿衣吃饭的温饱浅层面上了，财富与爱情纠结得错综复杂令人眼花潦乱。爱情与物质既是胶着的，因为财富影可以响婚姻观；二者又各有独立的一面，所以不能把爱情和婚姻简化为获得物质的一种工具。伏明霞嫁给梁锦松、翁帆嫁给杨振宁昭示：与财富或名流阶层通婚并无须背负道义的十字架，反倒成为通向成功的有效路径而屡被效仿。只要两人愿意，我们既要为简单闲适的普通夫妻鼓掌，也该为美色与财富的结合喝彩。但是，嫁入豪门有风险“投资”须谨慎，嫁与权贵或许会承担更大的婚姻动荡指数。

　　七、“恶搞”不能离谱
　　恶搞被称作“Kuso”文化，是一种以爆笑、搞怪、恶作剧为主要特征的另类创作风格。人们习惯把那些经过一段时期淘洗后流传下来的具有较高的文学乃至文化价值的作品称为经典，并将其作为一种价值参照的标准。红色经典则是指上世纪50至70年代曾产生巨大影响的一批革命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红色经典集中体现了特定的历史时期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的美学特征，表达了关于正义、理想、信念的深刻主题，是那个时代的主流文化意识。

　　然而，从《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恶搞了影视大片《无极》之后，恶稿越来越离谱，恶搞之风举凡流行歌曲、热门节目、古典名著乃至标志性图像、主旋律影片、英雄人物无不涉及。而红色经典中的人物更是被折腾得面目全非，吴琼花与洪常青凭空出现情感纠葛，阿庆嫂摇身变成情妇，杨子荣一身匪气，其私生子成了坐山雕的干儿子，黄继光因为跌倒才去堵枪眼，董存瑞没有舍身炸碉堡，刘胡兰是死在乡亲的铡刀下，潘冬子的父亲成了地产大鳄潘石屹，还硬给雷锋安上不伦不类的初恋。如今又抬出黄世仁的僵尸，随意编排白毛女的婚嫁。

　　用“恶搞”的方式随意娱乐化、庸俗化甚至任意篡改和践踏那些严肃的经过长期历史考验留下来的红色经典，亵渎革命历史，贬损社会大多数人所遵从的主流价值观，另类解读那些我们早已熟悉的英雄人物，这对于纯洁人们的心灵，提高人们的精神情操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人们应当学会如何去尊敬英雄，而并不需要用将英雄搬下“祭坛”的手法来涂黑他们。英雄人物身上凝聚着人类最宝贵的进取和奉献精神，这些高尚的精神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帮助人们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一旦他们被冷落或亵渎，就将失去曾经激励我们前行的力量与衡量是非的标准。

　　红色经典事关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安全，是当然不容亵渎不容践踏的，也是不允许任何形式的曲解和颠覆的。至于恶搞文化经典之风或可采取宽容态度，因为从文化发展史的角度看，颠覆、戏谑、解构是对于经典的一种新注解，表达了另一种或另类观察经典的视角，既打下当下文化的烙印，又具备扩展原有文化资源的可能性，因为强大的颠覆力意味着强大的创造力。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仅需要宽容多元，还需要在多元中塑造主流精神和核心价值观。那种靠着口水浇灌骂名，恶搞红色经典以追求商业利益或赚取私利将注定为人们所不耻。

　　2009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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