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陈寅恪

将于11月1日出版的《侨报周末》刊发题为《“美国化”：文化的误读》署名萧冬的评论员文章，指出，中国的复兴，并不需要奢华来证明。相反，奢华往往是掩盖自身缺陷的“一袭华美的皮袍，里面长满了虱子”。因此，笔者以为，鲁迅说：“不错，中国的文化也有美丽的地方，但丑恶的地方实在太多，正像一个美人生了遍体的恶疮。若要遮她的面子，当然只好歌颂她的美丽，而讳隐她的疮。但我以为指出她的恶疮的人倒是真爱她的人，因为她可以因此自惭而急于求医。”。原文如下：

一、“美国化”：文化的误读

金秋季节，从洛杉矶飞到上海，再从上海到杭州，再广州，再北京。这既是一次跨国界的行旅，也是一次文化间的寻访。

短短十几天中，一时在星月下的黄浦江畔、东方明珠旁喝咖啡，一时在细雨中寻访西湖的绿柳，一时在羊城的公共汽车上挥汗寻找立足之地，一时在北京的观礼台上看磅礴的大军行进。经常有时空错乱的感觉：醒来不知身在何处，在上海？在北京？ 在美国，在中国？

确实，今天的中国更中国了。富起来的中国人底气十足，看到来自“危机之国”的海外来客，甚至透露出怜悯之情：“金融危机把你们害苦了吧？”。但另一方面，中国也更美国了。不仅麦当劳、肯德基开到了每一个角落，美国做派，美国品味时时处处冒出。

在杭州，听到杭州市委王书记说，“在中国的城市化推进中，最大的弊病就是‘美国化’。” 书记评论的是钱塘江畔的钱塘新城，高楼大厦富丽堂皇，气势逼人，不输于纽约曼哈顿。但不似西湖，只能浓妆，不能淡抹。他后悔先让我们看了新城，而不是先看旧迹，使得对杭州有先入为主的错觉。

用“美国化”形容中国的变化不很准确，却也说明一些问题。但一路看去，总觉中国的“美国化”有些变味：多了点奢华，少了点简约。多了点折腾，少了点平衡。

美国本来是简约的。乘坐“五月花”来美国的是清教徒。他们的宗教，直接与上帝对话，他们的人生，更接近事物的本原，也就是朴素，平和，这与“老欧洲人”大相径庭。

今天的美国人，比祖先富多了，但简约之风也是随处可见。美国的奥运会，尤其是1984年洛杉矶奥运，就是简约之风，加上经济头脑的经典之作。

本来，中国人是最先把握了简约的极致的，如国画里的留白，京剧的程式。在西湖，看着她烟雨中的朦胧，感觉远胜过艳阳中的浓妆。但是， 在对现代化的追求中，在对繁荣的追求中， 中国正在失去简约，失去平衡。即使是由美国搬到中国的场所，也变了味道，“上了档次”。在美国的星巴克，大学生随意而坐，带有小资味，而在中国的星巴克，白领盛装而来，染上贵族气。不知这是否是一种文化的迎合，还是别的什么意味？

其实，现代化并不是对简约的否定，而往往正好相反。各种文明或者文化的高峰期，人类都试图使自己从多余和繁琐中解脱出来。欧洲的文艺复兴是如此，美国的现代化过程也是如此。而对奢华的迷恋，往往是文明不成熟阶段的表征。

中国的复兴，并不需要奢华来证明。相反，奢华往往是掩盖自身缺陷的“一袭华美的皮袍，里面长满了虱子”（张爱玲语）。现在，地方办的全运会，豪华程度已在向奥运会看齐。而亚运会，当然要“更上一层楼”。更何况，这种奢华不需要以一次次的折腾，一次次的“破旧立新”来实现。在上海，为了世博会，风情万种的外滩成为尘土飞扬的工地，在广州，为了亚运会，繁花似锦的羊城处处翻修马路，处处成为塞车场。

当然，中国国情是，借助一次次“全运会”、“亚运会”、“奥运会”，城市建设，乃至市民风貌，才会在短期内有所突破。正如没有世博会，上海人是不会理会穿着睡衣上街的旧习一样。问题是，这种“运动式”的发展模式，所带来不仅仅是民众的非常规折腾，还有资源的非常规分配，距离发展的本质，距离文明的本质，是近了，还是远了呢？

由是，笔者想到“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m）与“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辑此就从《美国式文化旗帜，超验主义喊出精神独立宣言》，来谈《文化相对主义的困境：冲不破的全球化瓶颈》。全文如下：

二、美国式文化旗帜，超验主义喊出精神独立宣言

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m）是美国的一个重要思潮，它兴起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新英格兰地区，但波及其他地方，成为美国思想史上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是与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以及梭罗相关的一种文学和哲学运动，宣称存在一种理想的精神实体，超越于经验和科学之处，通过直觉得以把握。

一般认为，爱默生是超验主义的倡导者，他的散文，特别是他的演讲，令人感到亲切，富有一种奇异的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声音；他的散文在端庄凝重的说教之中每每流溢出特有的富有魅力的睿智、幽默感和文学、哲思的深度来。他的言词文本雄辩有力而辉煌，语调变幻莫测，显示出他的深奥的文学技巧来。

1831年，爱默生辞去波士顿第二教堂的圣职到欧洲去旅游。其间，他会见了不少当时的文学名人，诸如英国诗人、散文家瓦特·兰德（WalterSavageLandor），诗人柯勒律治（SamuelTaylorColeridge），华兹华斯（WilliamWordsworth）和苏格兰散文家、历史学家卡莱尔（ThomasCarlyle）。特别是他在苏格兰乡间会见了卡莱尔之后，开始了两位文学家的终生友情和通信。

1837年，当爱默生作《美国学者》演讲时，另一名超验主义的集大成者梭罗刚从哈佛大学毕业。对于很多人而言，梭罗是一本教科书，通过他，人们可以用自然界发生的事实来理解世界，于是世界便成了一个供人阅读、品味、咀嚼的整体。他希冀过简单的生活。

梭罗说过：“我之所以走进林间并不是想生活得便宜些或者更昂贵些，而是想以最少的麻烦做些个人想做的事。”因此，他的文字细腻而自然，充满了一个敏感的作家和一个深思熟虑的哲人对大自然的至诚的感受和感动。

比起爱默生的演说和写作，梭罗更多地是实践和行动，在他的性格中，那种崇尚生命和自然、崇尚自由和独立的精神，和那种曾经在美国的开发，尤其是西部的开发中表现出来的勇敢、豪迈、粗犷、野性的拓荒者精神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

从现在的历史资料来看，人们无法了解梭罗是否亲自聆听爱默生的演讲，但梭罗一生实践了爱默生在《美国学者》中的召唤：更多地关注美国本土，追求美国本土的独创性。

作为一场融欧洲与美国思想潮流于一体的思想运动，它催生了美国散文一系列经典之作：《自然》（Nature，1836）、《美国学者》（TheAmericanScholar，1837）、《知识的自然历史》（NaturalHistoryofIntellect，1893）、《瓦尔登湖》（Waldon，orLifeintheWoods，1854 梭罗著），等等。

十九世纪的美国被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是独特的美国文化诞生和成长的时期，是继政治独立之后美国精神、文化从欧洲大陆的母体断乳而真正独立的时期。正是在这样的特殊时代，以爱默森和梭罗等为代表的“超验主义”思潮“破空出世”，成为美国人的精神独立宣言。

超验主义追求人的自由的精神成为美国文化中一个重要遗产。这种思潮发源于单一神教，同时又接受了浪漫主义的影响，强调人与上帝间的直接交流和人性中的神性，其结果是解放了人性，提高了人的地位，使人的自由成为可能。超验主义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其社会目标是建立一个道德完满、真正民主自由的社会，尽管带有乌托邦的理想色彩。

超验主义的核心观点是主张人能超越感觉和理性而直接认识真理，认为人类世界的一切都是宇宙的一个缩影——“世界将其自身缩小成为一滴露水”（爱默生语）。它强调万物本质上的统一，万物皆受“超灵”制约，而人类灵魂与“超灵”一致。这种对人之神圣的肯定使超验主义者蔑视外部的权威与传统，依赖自己的直接经验。

爱默生有句名言——“相信你自己”，这句话成为超验主义者的座右铭。这种超验主义观点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有助于打破加尔文教的“人性恶”、“命定论”等教条的束缚，为热情奔放，抒发个性的美国式文化奠定了基础。

正因为爱默生的超验主义观点摒弃了加尔文教派神为中心的思想，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人”就上帝，才使得超验主义明显地烙上资本主义上升期的时代轰烈：“一个人一定能够成为他想成为的人。”而这种素来被称为美国平民宗教的自立自强，激励了美国民族精神的发展完善。

因此，超验主义者的贡献就在于在理想主义的旗帜下重新审视了“美”的哲学命题，解放了美国思想，也使美国文学（包括散文创作）从模仿英国及欧洲大陆的风格中脱颖而出，开创了美国文艺复兴时期。

其实，“超验主义”作为一种并不确切的戏称，也许只在认识论的意义上表现了这一思潮的一个特征，即崇尚直觉和感受，而这一思潮的意义也许更重要地是体现在它热爱自然，尊崇个性，号召行动和创造，反对权威和教条等具有人生哲学蕴涵的方面，它对于美国精神和文化摆脱欧洲大陆的母体而形成自己崭新而独特的面貌产生了巨大影响。

三、文化相对主义的困境：冲不破的全球化瓶颈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西方学者怀着对种族主义、文化殖民主义的厌恶和对落后国家文化的理解与尊重，建立了“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其中以美国人类学之父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 ）为个中翘楚。

文化形态无高低之分

博厄斯认为，19世纪要发现文化进化规律的企图和把文化发展的阶段模式化的企图，都是建立在不充份的经验、证据之上的；而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长期形成的独特历史，其形态并无高低之分，“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这些术语只是反映出某些人的“种族中心论”观点，这些人以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比其他人更正确。

他还认为，任何一个民族或者部落都有自己的逻辑、社会思想、世界观和道德观，人们不应该用自己的一套标准来衡量其他民族的文化——衡量文化没有普遍绝对的评判标准。

继博厄斯之后，许多文化人类学家都从文化和个性发展的角度阐发了文化相对主义观点。例如，露丝在《文化模式》一书中指出，各种文化同样都是有效的，现代文化和原始文化都是同样的实现人类潜力的方法，不能认为现代文化比原始文化更为先进高级，不同的文化并无优劣高低之分。而行为的是非标准也是相对的，被一种文化当作异常或病态的行为在另一特定文化体系内却具有特定价值。

她还举了以下例子作为自己的旁证：希腊人把同性恋视为理想人；刻于异性装扮（berdache）者在新墨西哥州的祖尼文化中有重要的社会地位；对温哥华岛的夸库特耳人来说，征服竞争对手、获得殊荣的重要手段莫过于彻底的毁坏行为；对加州印第安人的萨斯塔部落来讲，迷狂与癫痫不是疾病，而是获取权力与地位的重要途径。

对于文化相对主义的“本性”，赫斯科维奇曾有一段精辟的描述：“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的一种社会训练。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评判甚至摧毁那些不与自己原有文化相吻合的东西。”

民族化与全球化的冲突

如今，文化相对主义与经济利益的差异、民族文化情结和政治实用主义等一道化身日益风行的全球化的“阻挡者”，因此而成为众多学者的批判目标。

反对者认为，尽管文化相对主义突破了西方中心论的模式，肯定了异质文化的多元存在，有利于比较文学在向比较文化学拓展时，正确对待不同民族的文化。但其观点中也潜藏着一个悖论：如果所有的文化系统都满足于自身的价值标准，必然推导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最优秀的文化，于是会固守自己的文化方式，盲目排斥甚至压制其它文化，结果导致文化孤立主义。

他们还认为，文化相对主义无视基本的事实，看不到历史上所有文化的发展都是同纵横交错的各方面因素的作用，包括异已文化因素的渗入分不开的。以文化相对主义来进行文化比较，会采取静止的片面的观点，沉迷于封闭的环境中虚构一个又一个“文化原貌”。这只会阻碍比较研究得出正确的结论。

长期以来，中国人都在寻求文化的发展与变革，并为之论争了百年，其焦点主要集中在“体”与“用”的关系上。其实，这种用二元论看问题的方式实际上暗含着文化相对主义的认识观。对此，当文化相对主义渗入中国，引起反响时，激起反对文化民族主义学者的不满。

他们指出，文化相对主义的立足点是民族，而不是国家和阶级。但民族并不是一个有意义的概念，这个世界上没有抽象的民族，只有具体的民族，在一个具体的民族中，必然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必然有阶级或者利益集团的划分，文化相对主义抹杀了民族中的这种划分，将一个民族抽象地看成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仿佛只要是属于一个民族，人们的利益就是一致的、同一的，人们就拥有一致的风俗，一致的信仰，一致的价值观念，这只是一个谎言。

中国学者马庆钰认为，文化相对主义对多层次文化形态采用了简单单一的整体主义认识方法，在强调“小文化”的差异时故意忽略了“大文化”的国际认同，同时也回避关于文化目的性的思考，因此而日益凸显出它的破绽以及软弱性。

事实上，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改变着人类的生活，重塑着人类的文化。而文化相对主义将自己局限在一个封闭静止的哲学思维框架内，似乎难免要陷入衰落乃至消亡的结局。

四、结束语：两大误读影响中国人对世界认知

两百年前，中国近代改良思想先驱魏源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力主“睁眼看世界”。两百年后，站在中国的视角表达中国立场的前提，依然是要对这个世界有着客观和理性的认知。“我们误读了世界，却还说它欺骗了我们。”泰戈尔当年的提醒在今天的中国依然有着特殊的意义。当“世界误读中国”为国人义愤填膺时，人们可能忽略了自己也在某种程度上误读着这个世界。比如新华社多位驻外记者曾撰文介绍了中国人误读的世界包括“伊朗人恨死美国”、“韩国人爱国不买日货”、“印度远落后于中国”等。 而寻找“误读”的根源，原因大致有以下两个方面：

1、中国盲目跟着西方媒体走，中国人盲目跟着中国媒体走

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流动自由度相当大的时代，媒体不是只有一家两家，声音日渐纷繁多样，了解事实真相的机会并不十分匮乏。可是，每个人都会受时间、精力、经历以及手段的制约，我们最终接受信息的渠道可能还是有限的，误读的发生当然就在所难免了。

目前国际新闻基本上仍被美英等少数西方国家所垄断，这使得西方媒体对他国的报道偏好和误读很容易扩展到世界其他地方。比如媒体刻意选择往往就会忽略了更加真实的全部。中国媒体是政府管理，更是中共直接掌握，以偏概全更是无以复加。比如在中国媒体的报道中，中东似乎总是和恐怖袭击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中东地区的犯罪率要比美国和西方国家低得多。

2、偏激的民族情绪易让人误读，将一厢情愿的幻想当真实

国人在国际问题上存在诸多误读，比如说，以为俄国人总要摆出架势同美国佬对着干等等。之所以产生此类误读，原因之一就是把自己一厢情愿的幻想和希望当成了事实。有人不愿抛弃冷战思维，错误理解韬光养晦，以为既然美国跟我们过不去，最好别的国家也去同老美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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