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元勋从何而来？

——钱宏周纪安“抬杠万岁”之二

题记：前天，美国的曹鉴钦兄长看到我与周纪安先生《关于“社会元勋”与“民权”的通讯》之后来信说：你和周的“抬杠”，他说的有一定道理。社会的演化，犹如一个人的发育生长，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你呼吁的“元勋”，实际是什么呢？从你要求的几“大”素质，那是“圣人”的品格。所以周没说错。但周的思路，骨子里是一套西欧近代社会的演变模式，中国，或东方，大概不会遵循同一道路的。一百多年日本就是一个例子，近几十年的俄国是又一个例子。美国社会发展模式只适合北美洲的美国。

我只给鉴钦兄长回了一句话：唉,没想到你也是如此望文生义说事。

他马上回复道：那你就不望文生义地简要说一说，以免大家都误会了你的意思。比如，呼吁“元勋”的实质指的是什么？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元勋”与“圣人”的不同在你看来又包括了什么？你的那三条社会发展的要求，依据又是什么？为什么不是四条或两条货五条？这就是真正的 discourse。不是扯皮，也不是争艳斗胜。总不能只埋怨别人没听懂或看懂你的东西，而不去帮助别人了解你的本意。是不是？

也好，今天又接到纪安兄的大作，我且顺势作答，算是“抬杠万岁”的第二回合吧。我们先请欣赏纪安兄的“杠”兼答曹兄，呵呵。

全能的“社会元勋”从何而来

        钱宏兄复函称，在“开民智”“争民权”方面与我并无任何不同意见，歧义是我有意无意地把必将在特定历史阶段起特定历史作用的特定历史人物即“社会元勋”改换概念为“圣人”。如此，似乎是我抬杠指错了对象。那好，我再接钱宏兄话题，讨论一下“全能的社会元勋”从何而来（姑且不用“圣人”字样），以探究此次抬杠是否真有意义。

       钱宏兄在前述数文中提出，因为中国尚处于“没有社会的社会阶段”（此地不用那个主义问题不大吧），其表象大致为：底层缺乏公民基础（纯为叙述简便使用此词）；中层缺乏具有独立意识的中产阶级（照理还得讨论何谓中产阶级，为省事姑且免了吧）；上层问题更多，不仅缺乏完善的社会理念，同时缺乏相应的执政机制（还是为了叙述方便，我使用习惯性话语，或不至于有偷换概念之嫌吧），故必须大声呼唤“有大智慧.大勇敢.大慈悲的社会元勋”，干什么，“济世救民”呗。顺便点一下，济世救民是本人概括。其实真要弥补社会阶层的缺失不足，又要完善能为最大多数公民认可接受的社会理论，更要具备绝对的执政手段能力包括相应的制度以贯彻建设之，也即完成钱宏兄所言“共和国的国家权威.公民意识和行为实践.社会精神文化建设”三大方面任务，这样的“社会元勋”，不管是钱宏兄曾明指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或是又言的具有政府公权力的一批真正的精英，大白话，不是“圣人”又是什么？这样的过程，不就是“圣人”在“济世救民”吗？不提，再述。

       我的看法是，凡社会的存在，必有其相应的意识反映之。同时，凡存在的社会意识，又必定影响现实的社会存在。按我们所知的现代社会理论，中国社会确实存在种种不足，有如上述底层中层上层的缺失。不过问题来了，我们所知的社会理论，从根本上讲，是从西方发达（相对而言）的工商社会套用过来的，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只反映宗法等级制的存在，而全无可堪一用的分析方法和可作参照的理论体系。进一步言，举凡今天我们所使用的一切概念方法体系，无一不从西方理论中蜕化而来，仅在语言上还用汉语词汇，其实与老祖宗所言已大相径庭了。由此，我们可知，任何理论的分析及阐述，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天下并不存在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出于政治的需要那也只是宣传）。也就是说，我们所言的种种社会缺失，在表述上只是或然的，对于其他不以为然者或全无实际意义，而至多只作就事论事的认可。这不正是时下的现实吗？须知，要每一个社会成员认可同一的方法理论（哪怕只是最广义的相对而言），那是不可能的。历史上曾经风行一时的西方基督教文明中那个无所不知无处不在的万能的上帝，中国传统文化中被儒生们一再宣扬的三皇五帝等“圣人”，昔日未能统治一切，今日还能主宰人们的思想文化吗？没有的事。那怎么办，一句话，“开民智”“争民权”。因为一切概念方法规则标准乃至理论主义，本质上是斗争的结果。

        再就三大任务方面而言，共和国的国家权威的确立.公民意识和行为实践的丰富完善.社会精神文化转变，无疑是绝对重要的。我们姑且不论这三方面本身就是互相联系的有机整体，倒可以再看看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过程（暂且撇开不认同者）。中世纪早期，这三方面在西方并无痕迹，占主流统治地位的是“神学至上”。后有文艺复兴的人文思想影响，贸易发达又带来交通需求，反过来导致科学兴盛，逐渐奠定工商社会的法制地位。期间经过教会分裂.诸多战争.科学文化全面更新（仅指旧时代神学一统而言）等等，逐渐形成民族国家.公民社会，也产生了各不相同的民族文化（西方文化也不是铁板一块）。这一过程，时间上有几百年甚至千年，地域范围上波及整个欧洲美洲大部及亚非相邻地区，最终结果是产生了迄今为止影响最大也是最强势的以科学技术为先导以金融资本为核心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如何解释阐述是另外一回事），而进一步形成了今日的“全球化”趋势。应该承认，这期间重大事件层出不穷，做出重大贡献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举不胜举，后人带褒义地称其中一部分人谓“社会元勋”或不过份，但不是全部！因为，即使被称为“反面人物”者，影响历史过程的同样大有人在！这一过程如同整个人类历史过程一样，充满了有时甚至是极为惨烈的血淋淋的斗争！也正因此，由社会分化产生诸多需求，才有互相矛盾冲突又彼此融合承继的各家之言有产生发展的可能，也才有大科学家.大思想家.大军事家.大政治家等等有了一试身手的大舞台！由此，我们又可以看到，是民间的种种需求竞争在先，而后才有诸多影响人物的出现，这就是因果相循的历史。再言之，影响人物的存在和发展是有条件的，而每一历史时期的条件因素又是不尽相同的。

       回过来看中国。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文明史上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承继传统文化思想的民族国家。大体上说，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经济社会结构，与家族式的宗法制度合为一体，特别自秦始皇以后以“中央集权制”的形态，经历了上千年历史。期间虽有“士农工商”的演变发展，以及无数仁人志士还包括“草莽英雄”的努力奋争，但总体上未脱离皇权至上的家天下范式，并无类似西方中世纪意大利“城邦国家”及相应的市民社会的存在，也无人文思想的复兴科学思想的发展，尤其不存在民族国家概念.公民社会意识，当然谈不上社会精神文化的整体性转变。没办法，社会存在的情况不同，历史的发展也不同啊。所以，尽管中国曾有过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也存在具有世界影响的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大军事家.大政治家，但与“武装到牙齿”的西方文明一旦遭遇，确实不敌而败下阵来。原因很多，归结到本质上，通常的说法是“缺乏先进的生产力”（马克思主义之说。现在批评质疑的意见也不少，姑且存疑）。再后来的历史过程世人皆知。总之，废除“家天下”的皇权国家，建立共和制的民族国家才不到百年，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文化发展.全面的经济社会建设才几十年，已知的所有概念方法规则标准乃至理论主义等等，实际都在重新整理更新解释阐述之中。在如今被称作“转型时期”的社会阶段中，需求的种种激烈竞争其实才刚开始（相对于过去而言），社会文化精神的转变大概还难以定性，若要说会产生各行各业的“影响人物”或有可能，但是否一定是“社会元勋”，怕难以论定，更何况界定为执政党的最高领袖或政界的一批精英，岂不难煞人哉。须知，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任何一个政党，只能是一定（部分）民众意愿的汇聚体，其领袖讲到底也只是这一汇聚体的核心人物而必定受到种种制约（否则做不到领袖）。在“争论刚刚开始，真理尚未明确”的情况下，企望代表部分民众意愿的核心人物带领体制内的一批精英，去担负改造国家改造社会改造思想文化精神的历史重任，可能吗？更何况其个人的思想.代表的政党.存身的体制，本身就在被改造之列！（——今天的中国“国家公权”就如此被“私”人化？钱宏插问）

       总之，接受西方社会理论学说者，或会有当下中国“社会缺失”之感，也会有要完成三大任务之说（我个人接受此说，所以我在此讨论）。而对不接受者，未必有效，因为任何存在（包括过程）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凡存在必有斗争，斗争中必有若干“影响人物”应运而生，其中部分可称为“社会元勋”。而在当下的中国，建设或改造刚开始（骨子里还是竞争或斗争），原有一切尚待全面更新，可能的“影响人物”（其中部分可能成为“社会元勋”）尚在萌芽状态。企望执政党最高领袖统帅大批精英担负全面的建设或改造重任并完成之，或有塑造“全能的社会元勋”（圣人？）之嫌，其实无此需要也并不可能。

       最后，还是想用恩格斯的“平行四边形原理”作结语：在历史的进程中，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以各不相同的意愿参与之，形成社会综合力，而得到的结果是包含每一个人的意愿又不同于每一个人意愿的社会总意愿（大意）。

（再说上几句。多指教，周纪安）

社会元勋，来自生命自组织力足够强大的人们

纪安兄啊，你又在我的“社会元勋”前设定一个你的“全能的”，然后围绕是否有“全能的”展开这一回合的“抬杠”。没关系，我还是说说，何谓“社会元勋”，以及他可能从何而来吧。

简单说，“社会元勋”，就是在把没有社会或公民社会不健全的“社会主义中国”，转变成为有社会或公民社会健全的“中国特色新社会主义”即“共生主义”过程中建立功勋的人。

而且，既有“社会元勋”之说，就无所谓“体制内”、“体制外”之分，这种划分方法本身，就是问题，是“社会主义没有社会”的现实表征。这里的“体制”大概指的是“国家公权”或“政府公权”。我确实有“中共社会元勋”的提法，但“中国共产党”并不必然等同于（政府）“体制内”，即使其在(政府)“体制外”也不影响这个提法本身，关键词还是“社会”。加上“中共”这一修饰定语，强调的是一种希望，一种可能，甚至一种概率。我想，只要大家正视现实，承认事实，况且许多优秀中华儿女聚集在中共组织内，所以，我想只要不怀偏见（自有其合理的历史现实原由），谁也不会否认，这是在众多成为“社会元勋”的人们中，成就概率最大，社会成本最小的一种。前提是遵循“共生价值”导向，遵守与共和国相匹配的法规行事。

那么，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要‘有’社会”，这个“有”从哪里来？我想，它需要一种内在机制来获得。这个“内在机制”，不是外在的诸如“武装到牙齿”的西方文明或“先进的生产力”什么的因素，更不能凭空想当然，也不是把现成概念或者模型、模式（不管其来自东南西北中左右，或江湖庙堂农工商）拿来就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事到如今，中国人依旧只会笼统地重复说“开民智”、“争民权”不但毫无信息量，而且还可能误导，乃至诱导中国人再次陷入“新缸装旧酱”的“黄炎培周期率”而难见天日，且与过去时代的所谓“济世救民”大概更不是一回事儿（最多只有一小部分意义重合）。

这个社会内在机制，就是一个个有生命自组织力的个人。有“生命自组织力的个人”，必会从其自身“感知亲历”的现实生活背景（物质的、精神的、工艺的）出发，借助各种可能的“社会公权”（战略思想、媒体传播、国家机器、社会组织、公共空间等）各自一以贯之地“自觉觉他”诚挚笃行，其结果就将形成一种所谓的社会总合力。这其中，最有自组织力，且最有影响力的人们，就是我呼唤的“社会元勋”！

从共生哲学的意义上，任何社会集团的人，也无论精英、草根，都有权利使自己成为“社会元勋”，只要他有自觉觉他的足够强度的生命自组织力。

请纪安兄注意，这里说的是“‘社会’元勋”，不是“‘一般’元勋”（如圣上、大元帅、三皇五帝，也非“国家”元勋、“城市”元勋）。正如我20年前动议搞《国学大师丛书》时，首先是想到要发掘中国文化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从帝制思维方式到共和制思维方式的转变，决非“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那种“神迹”似的就转过来了，这期间一定是有某种内在机制在起作用，最后，我发现了一群特殊的国人，在熟谙亲历了东西文化撞击后，通过自身生命自组织力，在各个领域“开风气之先”，正是这些人形成的总合力实现了这一转变，而他们，就是我所谓的那一群“‘国学’大师”（亦非“‘一般’大师”，如和尚、老道、武林高手）。顺便说一句，《国学大师丛书》之所以得以成形，首先得益于我们在北京大学策划会期间，得到张岱年、季羡林、任继愈、周一良、庞朴等老先生对于我在《重写近代诸子春秋》中表述的这一概括的认可，更得益于诸多作者对于这一表述的认同。

至于这样的人，是叫“元勋”，还是称“圣人”，是一个人或一群人，是不是“全能”，如果纪安兄愿意，你完全可以自己去下判断，不是吗？我只提出这样一种假设性命题。正如我只会作这样的假设性命题一样：（去年我提出）中国GDP自2009年始保持5%的增长率而将政府一部分能量资源或“公权服务”转到社会建设、主动扶持公民社会成长上来，天会不会掉下来？我当然认为天不会掉下来。如果我有资金请人，我就会请人来做论证、做模型……可我没有，也就是提提而已。

所以，我只能“呼唤中国的社会元勋”，而不想也做不了中国的社会元勋，但你、或他当中，完全有可能不只是呼唤，而是“自觉觉他”的身体力行。只是首先得要有人来呼唤。倘若众多的你、他，当然也算上我吧，都来发挥自身生命自组织力（呼唤的背后也是），朝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要有社会”的方向努力，特别是国家公职担任者尽快果敢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社会建设为中心”上来，发动良知，发现良心，发挥良能，去各尽所能，各显神通，由此形成“社会总合力”，那么，天地间那位伟大的时光作者，就可能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蓦然发现，这个或那群“社会元勋”就在“灯火阑珊处”呢？

我本人再次声明，我无意于任何什么学或派的，我是无党派、无学派、无专业、无“一亩三分地”、无“寸土片瓦”的“一根筋”的五无人。我认为我和纪安兄讨论的不是什么“学术问题”，而是中国现实问题，所以，我不想象通常的“学术讨论”那样去调用所谓的“知识储备”（草根语谓“吊书袋子”）进入我们的讨论。我注重的是在这片土地上对世界的感受、感知、经验、阅历和思想，我的所谓“呼唤”，亦由此形成。这也是一个存在，有无思想力，是我的问题，而对错与我无关。

我没有个人的野心，只是我也有一个梦想，正如当年美国的马丁·路德·金说的“I Have a Dream”（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this nation will rise up and live out the true meaning of its creed：“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And if America is to be a great nation this must become true.）那么，请允许我引述我对自己梦想的一段描述，来结束这一回合的“抬杠”：

我也有一个梦想。

我梦想有一天，中国近百年来、六十年来、三十年来，无数革命先烈、无数和平建设者，以及当下中国的全体精英-草根们，用鲜血、汗水、脑汁和身心灵焦灼换来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明规则，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名副其实地、文信忠行地运行起来！

我梦想有一天，中国与世界一同走进共济、共栖而共生的时代！

为此，我将全身心致力于影响有影响力的人们的事业。我对此坚信不疑：如果中国注定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这个梦想就必须实现！如果中国有影响力的人们足够自雷、自律而自信，这个梦想就必定能实现！！如果要问中国如何影响世界，那么，就让这个梦想变成现实吧！！！

当这一切变成现实的时候，我和我的家人，将重新正常地行走栖息于自然山水天地人间……

弟：钱  宏

2009年10月31日于北京团结湖东里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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