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锡良:因“自虐”而生的日本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犯下了与人类为敌的滔天罪行，而事后居然没有一点忏悔意识，也没有一点改变的迹象，那么，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要走出那样的罪恶的阴影是不太可能的。日本从1928年大规模派兵外出侵略开始，一直到1945年二战战败结束，历时18年时间，这是日本历史上最为黑暗，最为残暴,也最为罪恶滔天的时代。无论用什么罪恶来形容这段时期的日本，都是不为过的。但是，关于日本战败后的忏悔问题,在我们国内一直是一个含糊不清的概念,更多是认为日本是不忏悔的,其实这个问题认真研究起来还是比较复杂的。要把德国人的战败忏悔方式来要求日本,显然,日本人是差了许多,但是,如果就此认为日本人完全没有忏悔也不是事实。那么,日本人的忏悔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呢?重新理解日本，这是发展中国，振兴中华民族的需要，我们不能够总是停留在愤怒与谴责的层次上，因为这对我们自己的发展无益。

　一、从“一亿相哭之秋”到“一亿人总忏悔”

   1、日本侵略及战败的由来

　　日本人自明治维新，执行教育家福泽谕吉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教育的主张，也就是“脱亚入欧”的治国方略，逐步走向“君主立宪制”，虽然，仍然带有深厚的封建专制色彩，但是毕竟是取得了辉煌的建国立业的成绩，本来日本人还是比较安心在自己的这块土地上寻找幸福的生活的。但是，1923年东京的那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使整个东京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废墟，死伤几十万人。这场天灾，后来就直接换来了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田中奏折中说，日本国土面积小，资源贫乏，人口众多，同时地震、火山、台风、海啸，各种自然灾难不断。日本只有转移到一个大陆，比较安全的地方，才会有安全感。然后建议天皇，中国的东北是最理想的定居之地。

　　田中奏折中说：“ 而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倘若中国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印度、南洋等地异服的民族必然会敬畏我国而向我投降，使全世界认识到亚洲是属于我国的，而永远不敢侵犯我国。这是明治大帝的遗策 ，也是我大日本帝国存立的必要大事。”

　又说“所谓‘满蒙‘就是指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外蒙古而言。这里，不仅地广人稀令人歆羡，农矿森林的丰富也是世界无比。因此，我国为了开发其资源，以培养帝国永久繁荣，特设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中日共存共荣的名义，对该地的铁路、海运、森林、铁矿、农 业、畜产等各方面投资达四亿四千万日圆，这个企业实际是我国企业中规模最庞大的一个。回顾在华盛顿会议签订九国条约以来，我国向“满蒙”的扩展事事受到限制，因此国内上下 舆论为之哗然。九国条约本来是在美国的主持下签订的，附议各国对我国在满蒙势力的增长并不反对，而认为国际贸易及投资利益借此可以得到保护。“就是由于这个臭名昭著的奏折，唤起了日本蠢蠢欲动，想侵略中国，霸占世界的野心。接着，日本在希特勒纳粹势力的蛊惑下，侵略的野心更是迅速膨胀起来了，接下来就由日本首相、兼陆相，后来成为甲级战犯的东条英机提出的建立东亚共荣圈。接下来，直接导致中国的“9.18”事变的国耻日的到来，拉开了日本侵略中国的血腥历史。按照日本当时的国力与发展水平，灭亡处于四分五裂的贫弱中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国际风云变化莫测，中间美国人的插手，罗斯福总统出台租借法案，暗中帮助英国、苏联与中国的同时，还划定了日本在太平洋上的禁运线，日本这个完全依赖进口原料维护的国家，一旦被切断了海上运输线，其实就等于掐住了其咽喉，只有等死，这种禁运如果维持半年，日本的工业、军事，甚至日常生活都要完全停止下来。但是，美国的租借法案对日本又是非常苛刻的，停止禁运的唯一条件就是日本从中国、朝鲜及太平洋上一切被其侵占的国家与地区无条件撤军。因此，日本在明知不是美国人的对手的情况下，被迫狗急跳墙，1941年12月7日突然发动了袭击美国太平洋上的重要的海军军事基地的战争＿＿＿珍珠港事件。美国在第二天，立即正式向日本宣战，经过近四年的艰苦战斗，美国摧毁了日本几乎所有的海军。美国在正式参战之前，已经派驻了一支拥有二千架飞机的志愿军飞虎队在云南昆明，还有飞越喜玛拉雅山高峰的运输队＿＿驼峰航线，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那时的飞机，尚且不能飞越这样的高峰，只能够从山谷飞越，故称之为驼峰航线。）为中国的军队运输战略物资，以这种方式支援中国的抗战。在临近二战结束时，苏联在中国的东北消灭日本在中国境内最精税的关东军70多万。如果没有这些因素，以中国的国力，那时要战胜日本几乎是不可能的。那时，中国以空间换时间的的“持久战”的目的，也只是拖延时间，以待国际援助，并没有指望依靠自己的力量就能够战胜当时强大的日本。这个历史是必须交待清楚的。

　2、反思从如何告慰亡灵开始

　日本战败，中国作为交战国，与受害最严重的国家，自然也是战胜国之一。但是，在战后，要日本承认是中国人打败了日本是困难的。因为，中国虽然也抗日，但是，要伤到日本的元气，特别是要迫使其投降，以当时的实力其实是不可能的。因此，日本在考虑战争因素时，首要考虑的是美国，然后是苏联。如果单独对付中国，则绰绰有余。但是，历史不可假设。日本毕竟战败了。日本人战败宣布投降的当天，日本报纸社论写的是“一亿相哭之秋”，“国土遍起无声的号泣”，作为战胜国死去的英灵已经可告慰了。日本人投降了，你们的灵魂可以安息了。但是，日本作为战败国，日本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以战胜国的眼光来看，无疑是死有余辜的战犯。但是，站在日本的角度来看，战争虽然败了，但是，那些死去的人毕竟也是他们自己的同胞，如何来告慰那些因战争而死去的亡灵，就成了一个复杂而敏感的问题。无论怎样，日本人告慰亡灵的方式与方法，不可能是去为那些为日本国战死者的“勇气”与“光荣”唱挽歌。此时，因侵略战争而死的数百万的日本兵，成为了一个时刻在纠缠着活着的日本人的烫手的问题。

　反思与忏悔就从如何为这些战争罪犯定性开始。作为战败国，既不能给那些亡灵涂抹上英雄的色彩，因为，这是当时的美国占领军所绝对不允许的。但是，对他们的死又要有一个说法。毕竟，日本是一个有神民族。绝多数信奉佛教与神道教。而且，这些因侵略战争而死的亡灵，也是在一套蛊惑人心的说辞的鼓动下走向战场的。这些人，也曾经是生活在一个家族，生活在亲属、朋友、同学中熟悉的一员。那么，把灾难的罪过完全归咎于这些已经死去的人身上，显然于情于理，都难以接受。但是，战争的罪责必须有人出来承担，亡灵需要有人来告慰，告慰就得有一个说法。担当，这个反思重要职责的，只能够是日本的思想文化界的精英人物。

　3、从思想文化精英的反思，到政府的反思，再到普罗大众的反思

在日本反思战败的精英人物，有两个人特别值得一提，一个是基督教徒，教育家，东京帝国大学校长的南原繁，另一个是日本京都帝国大学著名哲学家佛教徒田边元教授。这两个人的对日本战争罪恶的反思最能够代表日本思想文化教育界的精英的思想观点。基督教信徒南原繁，作为日本最重要的大学，东京帝国大学的校长，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支持学生参军上战场的。但是，在远在二战结束前，南原繁就开始转变为战争的批判的先导者与传道。经历了一个从理论到信仰上的大飞跃。南原繁在1945年9月1日在《帝国大学新闻》的评论中这样反思道：自从这次大战将战争的不人道与惨状以空前的方式呈现出来，教育面临的重大课题，就是要实现与世界宗教的普遍原理基本一致的根本的“人性理想”。复兴日本，需要靠真理与正义。一场战争的真正胜利者，是理性与真理，但是，这个伟大理想的担负者不是日本，而是英美。因此，日本作为战败国，只有投入到英美国家所代表的“人性理想”之战中，才会有出路。1946年3月，南原繁在著名的《文艺春秋》杂志上指出：慰灵祭基本上是非宗教的“精神”方式，对战死同胞进行追悼，其主要目的不是追认他们为英灵，而是，为了唤起对罪恶、忏悔和赎罪的思考。在这个时候，日本人需要的是忍耐与基督徒一样背负“现实的十字架”，日本战争的罪恶，是“少数无知无谋的军阀和极端民族主义者将日本引向了战争”。这场战争的胜者是英美，真理与正义也在英美一方，但是，这并不是说，战胜者一方一定是真理与正义。日本人现在的愤怒，不应该指向敌国，而应该指出自身。只有这样，日本才能够在战后重新获得新生，才有可能重新站在真理与正义的一边。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亡灵，他们是为日本的罪恶而赎罪的牺牲品，因此，这些亡灵并没有白白死去。但是，南原繁的反思并没有触及被日本侵略伤害的亚洲国家与民族的伤痛。而是着重指出日本今后的发展道路，就是重新献身于建设与和平正义的事业中去。南原繁的反思把战争的罪责安全归咎为少数几个战争极恶分子。确实，那时，日本普遍的认识就是“对A级战争罪犯的憎恨。我们全体国民被他们利用和欺骗，并且不知真相地在战争中协力。现在回想起来，这是由于无知和被蒙蔽。”

对日本之所以会战败，就是因为日本奉行集体主义，而集体主义就是容易被非理性地利用的。信息容易被遮蔽，人心容易被极少数人蛊惑和利用。另外，日本人从这场战争中，最直接感受到的就是美国的科学与制度都明显优越于日本。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美国人能够发明原子弹，而日本人不行。美国人的科学、技术与组织能力，及其他方面的创造发明，都是日本所远远不及的。因此，他们认为，日本今后就是要在科学技术与民族精神力方面努力发展到最高水准。战后的教育体系将“尽力关注基础科学”与基础教育。日本人所关注的科学，不是狭义上的科学技术，而是总体意义上的。包括了管理与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层次的。特别是养成国民的“科学思维能力”与“建设文化日本”，而且大力致力于促进一般日常生活的科学化，包括国民饮食健康营养科学化。这里日本人的反思，还更多的是倾向于自己的罪过与少数人的误导，同时确立了日本今后需要努力的方向，一是重视教育，二是重视科学，三是重视制度重建，而能够代表真理与正义和力量的制度就是战胜国的那种多元、民主、平等、负责任而且理性的社会。也就是当时美国占领军所期望日本建立的社会。因此，战后的日本再次掀起了赴美国留学学习的热潮。向战胜国学习真理、正义、科学、理性和制度。

在这些忏悔中，比较特殊的算是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的哲学家田边元。这是一个有着深刻思想的思想家，对日本的教育界及青年学生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他的基本态度就是接受战败，承认罪恶和绝望，请求忏悔，展望新生。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在一个有着千年佛教基础的日本，当然，更容易被人接受。田边元是一个早年在德国接受过胡塞尔教育，也是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同学，对康德哲学与黑格尔哲学都有深刻的研究与特别的感悟,他为人性格古怪孤僻，从来不笑，从来不随便交谈，从来不因为琐事走出家门，从不旅游，可以说因为受康德的影响，他甚至也成为了日本的康德。当基督徒南原繁校长倡仪追求科学与理性是日本赎罪的关健所在时，田边从欧洲的理性与佛教信仰的对比中获得了“西洋哲学的诸体系不易求得的积极原理。”反思与赎罪，本身被认为是日本佛教的传统文明，这种文明，不仅能够为日本战时的愚蠢行为赎罪，而且能够孕育救赎世界的潜力，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日本无需向西方学习“自由”，同时也不必向另一个战胜苏联的社会主义学习“平等”，因为前者有“自由”，而没有“平等”，后者有“平等”而没有“自由”。而日本，正是要在这个问题上寻找到自己的理想与希望。要在日本实现“自由与平等的统一”，而超越两个战胜国，这反映了战败的日本仍然有重建，甚至有拯救的信心。今后的日本，既不能够走向美国的完全享乐主义，也不能走向苏联式的完全没有自由的社会主义平等。同时田边元还极力主张，日本战争的罪恶，天皇是最应该忏悔的人，天皇应该为这场战争在全所有的受害国的国民面前担负起责任来。只有这样日本，才能够作为一个有深厚传统，与优良文化的日本形象，才能够对得起日本历史上的文化英雄。田边元毫不迟疑地就承认了日本战争的全部罪过与恶行。因此，全日本确实是很有必要来进行忏悔。但是，田边元同时也认为，全世界并不只是日本是有罪恶的，其他的国家也应该对自己的过失与罪恶忏悔。他说：“显然我国不是唯一有必要忏悔的国家。其他国家也应当对自己的矛盾过失罪恶，进行正直而谦虚之忏悔。忏悔是世界历史中今日诸国国民之任务。”这样，一边田边元在倡导自己的忏悔的同时，又顺手拉了他国来一起忏悔，这为日本人的战争罪恶减轻负担，提供了心理资源。最典型的说法就是，日本，固然是对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杀害了无数中国人，但是，在这之前，中国人对自己人的杀戮也没有停止过。中国以前也受人侵略，并且占据数百年，日本入侵中国之前，中国军阀混战，互相杀戮，日本撤军之后，中国人也还是互相残杀。因此，日本人需要忏悔，而中国人也需要对自己的罪行忏悔。

日本二战战败之后，先从精英开始反思与忏悔，继而扩大到日本政府与普罗大众。日本政府提出的日本人的“一亿人的总忏悔”，时任日本首相的东久迩在回答日本记者，日本的战争的罪恶究竟应该由谁担负的时候，这样说：“军、官、民全体国民必须彻底反省和忏悔。我相信一亿总忏悔是我国再建的第一步，也是国内团结的第一步。”这种总忏悔当然有为当时的日本政府减轻罪责的一种策略的一面，但是，在客观上却促进了整个日本社会的忏悔。但是，开始的时候，日本的民众是坚决抑制日本政府这种忏悔要求的。当时一个乡下男子就呼喊着：“这场战争在我们农民一无所知时开始，又在我们开始相信将要获胜时败北。我们不需要为自己没有参与的事情忏悔。那些背信和欺骗国民的人才有忏悔的必要。”更有单刀直入地投书报社说“如果一亿总忏悔意味着战争当局如今企图向国民分配责任的话，那就太卑怯了。”

       但是，随着战争罪恶，通过新闻舆论的强大机器，不断地把血淋淋的事实展示于日本普通民众面前的时候，日本民众开始接受日本政府提倡的“一亿人的总忏悔”的要求了。当时日本最有名的反战小说《听，海神之声》和《缅甸的竖琴》，里面拥有众多的绝望悲剧的战斗画面，还有用生动的血淋淋的事实教育日本民众，里面甚至有因饥饿而人相食的描述。这些反战小说很快就被拍成电影，改编成少年儿童的读物，在当时的日本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此外，富有影响力的还有《在远方的山河》，南原繁校长的《告战殁学生》特别向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推荐《听，海神之声》，随后美国好莱乌电影拍摄的《祼者与死者》进一步从根本上否定了战争,反映了战争的无意义与反人类的罪恶。日本作家大冈升平的杰作《野火》直接描述了日本一个掉队的士兵在菲律遭遇了日本兵因饥饿过度而互相残杀，然后相食的惨烈场面，最后，这个掉队的日本士兵发了疯。

这些写实性的电影、小说的出现，在日本国民中所引起的巨大反响是无以伦比的。他们对以前日本新闻舆论对日本民众隐瞒真相，表现了极大的愤怒。他们同时也开始反思自己的罪过。当日本七名甲级战犯被处决的时候，日本民间开始反思，当时大阪师范大学的一名教授在报纸上这样表达自己的心声：“领导者自身不可能打这么大规模的一场战争，国民被操纵并且踊跃追随迈入错误的侵略战争，由此招致悲惨的战败。有罪的并非只是指导者本身，全体国民都必须承担责任。”“今后，国民必须自我裁判，永远反省自己的战争责任。”为达此目的，他提倡将战犯的死刑日定为国民反省日。当日本在南京的大屠杀与在菲律宾马尼拉的大屠杀在日本公之于众时，日本民众受到强烈的刺激，对新闻媒体隐瞒真相，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往日那些被迫隐瞒真相的报纸，如著名的《朝日新闻》这样反思道：“报纸上没有一行真实的报道，真是可耻。”日本民众此时，才对战争的真相有了一个具体的生动而非虚构的事实。当日本东京审判结束时，日本军队的所有暴行都得到了广泛的报道，使日本民众对战争的罪恶极其的厌恶。一位日本的士兵的母亲，在看了南京大屠杀与马尼拉大屠杀的录相后，向全国性的报纸寄去了一封惊人的信：“如此残暴的士兵即便是我的儿子，我也不可能让他回家，就地射杀就是了。”人们开始在报纸上发表感想，“当我听到这件事时，第一次明白了‘总忏悔’的意义。”日本的当年的“皇军”，被日本民众改称为“蝗军”，并且说“这次战争的责任，实在于全体之国民。”有一位在观看了南京大屠杀的资料片后，这样忏悔到：“过去我们吃的每份食物、我们穿的每件衣服当中，都浸透着一滴中国民众的血。这是我们国民的罪恶，必须由全体国民来负责。”人们纷给向中国人谢罪，并表示如何才能够补偿日本人的恐怖行径，给中国人所带来的创伤。这种轰轰烈烈的全国性的忏悔运动，历时有五年时间左右，直到朝鲜战争爆发。

当时日本纪念南京大屠杀的类似这样的诗歌到处都是：

                    日本兵的罪

                    在南京和马尼拉

                    他们犯下了

                    难以言喻的暴行

                    一定要进行偿还

                     在孩子面前

                     侵犯他们的母亲

                     哪管夫与妻

                     强占已婚的妇人

                     这就是帝国军队

　二、从天堂，到地狱，中间通过人间

  日本在忏悔过程中，经历了一个转换程序。第一是把日本天皇从“现人神”拉回到现实中。1945年8月15日，美国开始占领日本本土之后，美国占领军司令部就开始要求日本天皇向全国发表《人间宣言》，声明自己只是一个凡俗之人，并不是什么“现人神”，打破日本神道教将天皇神化的神话。也就是把天皇拉回到现实的人间。1948年占领军司令部（GHQ）命令天皇在全国各地以凡人的身份现世人间，作以新宪法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宣传。同时占领军司令部，明确禁止日本将神道教作为日本的国教，因为“将神道教义和信仰歪曲为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宣传，以蒙蔽日本国民并将其诱向侵略战争的意图。”同时，这里面还包括要废除一个长期以来根深蒂固地占据日本人思想深处的一个观念，就是认为，天皇比世界任何国家的国家元首优越高贵，打破天皇“由于家世、血统或特殊的起源”而形成的关于天皇的神话。同时，美国占领军借用天皇的人间威望，把日本引领到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和平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新日本”。作为回到民间的天皇的历史使命。

　在把日本天皇拉回到人间的同时，日本人，也把在战争中死去的亡灵，和那些在战败初期，初要求承担战争罪恶的战犯，从妖魔的地位，也被提升到人间。他们不是作为特定的妖魔，来被世界所认识，而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凡人来被要求。因此连东条英机这样的日本头号战犯，也显现了他作为人的一面。1953年12月日本出版《世纪的遗书》，广泛搜集了日本因战争罪而被处死的692人的遗书。这部战犯遗书集，毁不是愤怒，也不是为战争辩解，而是充满了压倒一切的徒劳感、常常的忏悔与悲伤。甚至包括了东条英机的遗书。东条英机在1948年被处以绞刑，这是罪有应得的。但是，东条英机的遗书里预言了，当时还没有爆发的朝鲜战争即将爆发，因为英美错误地将朝鲜分割成了南北两半。这将必然会引起新战争。朝鲜战争在东条英机被绞死后一年半，果然爆发。东条同时说，人类要永久性地根除战争，除非排除人的贪婪与欲望。但是，人的本质不可能会改变，因此推测世界第三次世界大战也是不可避免的。同时，留下遗言，希望美国不要把日本赤化。这是他临死之前最大的愿望。同时希望美国就使用原子弹与轰炸日本平民的行为进行反省。书中发表了一个被作为战犯处死的军医在给自己年幼的女儿的最后一封家书中这样告诫女儿：”在一生中尽量不要杀害任何生命，即便是一只蜻蜓“。就这样，日本把战争罪犯，通过他们一个个作为人的特性的显现，而逐渐提升到了人间，并且也被赋予了人的特性。使得战争的罪责，逐渐变得淡漠起来。而且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日本对战争的罪恶感，顿然感觉没有那么严重。这些遗书出版，一方面削弱了日本的战争罪责意识，另一方面无疑也强化了日本为军国主义与战争所付出的可怕代价的记忆。或者，这是忏悔的另一种形式？日本把天皇作为神，降格到了人间，把妖魔式的战犯从地狱里提升到了人间，然后，战后的日本在六十多年时间里，确实做到了将自己的国民当成一个有尊严的人来对待民主法治国家。

　三、重建日本的力量来源

　最后来探讨一下，战后重建的日本的力量来源问题。显然，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是概括起来讲，第一最重要的是日本精神重建的过程。是深厚的日本文化与虔诚的佛教信仰支撑了日本人的精神家园。在最关键的时候，日本的思想文化教育精英，像南原繁、田边元这些思想知识界的精英人物，在关键的时候，给日本人指出了一条精神振兴之路。重新寻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这正如日本明治维新之前，受到美国海军佩里准将入侵时，面临的危机一样，那时，日本产生了类似于福泽谕吉这样的教育家、思想家，为日本指出的发展方向就是“脱亚入欧”，但是，福泽是一个具有深厚的民族主义倾向的人，这种民族主义倾向后来在神道教里演化成了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最后酿成了战争的灾难与罪恶。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要有精神与信仰，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精神家园与信仰支撑，是永远也站不起来的。这种民族文化传统，包括了关于深刻的忏悔与反思的传统和从容应对民族危机的传统。特别是关于学习新的东西的传统。第二，日本确立了民主法治，人性化社会的重建方略。全心全意向战胜国美国、英国学习。第三，日本重视教育，重视文化科学的研究与建设工作。日本战后向美国学习最多的，还不是科学技术，而是以宪法为标志的民主法治化的制度与以人为目标的基础教育和人性化社会。日本二战后的教育，以人为本，全均衡化，逐步实现全国无差异的基础教育。这在物质与体制层面确保了日本的人性化的实施。

（以上关于日本忏悔战争罪行的资料，主要来源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历史学教授，美国艺术科学院院士，约翰.W.道尔著，胡博译，《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三联书店，2008年9月版，第470＿＿509页。有些补充材料则来源于其他章节与历史资料。）

2008年11月5日星期三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