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这种不甘落后、谨防挨打、奋起直追的意识，不仅同他本人对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认识相关联，也同当时党和人民的普遍愿望与迫切要求相一致。特别是他对“大跃进”的解释，有助于人们从近距离理解和领悟毛泽东为尽快实现国家工业化、进而发动经济建设“大跃进”的缘由和初衷。

　　在希望加速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同时，毛泽东已考虑到农业、轻工业等相关产业以及文化事业的同步发展。还在建国初期，他就指出：“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 “一五”计划完成以后，毛泽东更加注重发展农业，强调：“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 “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

　　经过“大跃进”的教训，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建设规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说：“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

　　1964年底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宣布“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个目标的两步走战略。这个目标和步骤，尽管今天看来仍存在某些缺陷，但它毕竟反映了党和毛泽东十几年的艰难探索和实践，凝聚了全国各族人民为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奋斗成果和经验。其间，在一个拥有几亿人口的东方大国，成功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就为后来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条件。

四、“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毛泽东的“百姓情结”

　　在毛泽东心目中，“中国老百姓”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字眼。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用“民众”一词来统称“老百姓”。后来，他经常使用“工农大众”、“人民大众”和“人民群众”等称谓。不管是“民众”还是“群众”，毛泽东对其还有更具体的划分。他提出：“占全人口90%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建国后他又强调：“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

　　后来，毛泽东常用“普通劳动者”来代指“工农基本群众”。晚年毛泽东，甚至讲过自己不及一个“普通劳动者”，明白地表露了他内心的“百姓情结”。

　　长期以来，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最能体现毛泽东这种“百姓情结”的，是他始终关注并抓住不放的干群关系。他一向认为，融洽、和谐的干群关系，首先应当做到的就是“平等”，即领导干部必须尊重群众，平等待人。

　　毛泽东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平等是民主的前提，而民主是政权的保障。他十分厌恶“高贵”、“特权”，而喜欢“普通”、“平等”。这种平等意识，根本不同于历史上农民起义军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一类口号。毛泽东是将这种平等的干群关系，建立在克服“官僚主义”作风，铲除“贵族阶层”土壤，使广大领导干部保持艰苦奋斗、联系群众的传统，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上的。正如他所指出的：“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

　　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此后，他又多次强调：“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　“这个问题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大力倡导各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将军下连队当兵等制度，都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上下级关系的问题。他认为：实行这样的措施，“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　诚然，在当时环境下，确实存在毛泽东过度地估计国内形势、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等错误观念，包括他使用过的某些尖锐、过激的语言(如“官僚主义者阶级”、“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等)，但从中也能反映出他对于切实解决干群关系问题的异常关注和焦虑。

　　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仍十分注意并反复地提醒这个问题。他说：有些干部受到群众批判斗争的原因之一，就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

　　除了解决好干群关系的问题，毛泽东还十分关注普通百姓的切身利益和安危冷暖，并把是否认真解决这些人的实际问题，看作是否切实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是否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检验标准。他认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要为这些“最基本群众”服务。

　　仅以和人们的生老病死密切相关的医疗卫生工作为例，便可略见毛泽东对普通百姓的这种体恤与关怀之一斑。

　　1958年夏，毛泽东读了6月30日《人民日报》关于江西省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的报道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遥望南天，欣然命笔”，一口气写下两首七律诗：《送瘟神》。这两首诗用鲜明对比的手法，一忧一喜，一抑一扬，生动、形象地表达了农家出身的毛泽东，对于长年遭受病痛折磨的广大农民寄予的深切同情，以及最终送走横行一方的“瘟神”血吸虫的无比畅快。

　　1960年3月，毛泽东亲自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其中特别强调开展卫生工作对于保障民生的意义，指出：“环境卫生，极为重要，一定要使居民养成卫生习惯，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懂这个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意义。因此必须大张旗鼓，大做宣传，使得家喻户晓，人人动作起来。”　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至今还能够记得当时流行的“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等标语口号。
1965年6月，毛泽东批评卫生部门的工作只注重为占全国人口15%的城市服务，并主要是为其中的领导干部服务，而忽视了占全国人口85%的广大农民的医疗和健康。据此，他要求卫生部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各级卫生部门定期分批组织城市医疗队下乡，为广大农民看病；城市高干医院设置普通门诊，对一般患者开放。这些措施，一定程度地缓解了普通百姓特别是广大农民缺医少药的状况，受到城乡人民群众的欢迎。

　　五、“恐将夙愿，付诸东流”——毛泽东的“‘文革’情结”

　　“文化大革命”后期，国内曾广为流传一首署名“毛泽东”作的《诉衷情》词：“父母忠贞为国酬，何曾怕断头？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　业未竟，身躯倦，鬓已秋。你我后辈，恐将夙愿，付诸东流！”

　　笔者见到这首传抄词的时间大约在1976年清明节前后，标明词作的时间是“1974年12月26日”，题目是“给总理”。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上流传的其他多首“毛主席诗词”不同的是，这首词的真正作者，至今仍无从知晓。

　　从该词的形式上看，它或许称不上是一首“规范”作品；而从该词的内容上看，它却相当准确且出人意料地揭示了处于晚年最后时光的毛泽东的真实心态(包括“文革”情结)。应该说，该词作者即便不是毛泽东本人，也不应是远离政治高层的人；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位作者所冒的巨大政治风险是不言而喻的。

　　对于该词的真实作者及其创作背景等情况的考证，应属于本文以外的论题。这里，笔者仅就与此关联的毛泽东晚年的“文革”情结，谈一点个人看法。晚年的毛泽东，曾多次谈到自己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一、创建了新中国；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曾不解地问他：“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怎么只有两件？”毛泽东回答：“值得提的就是这两件。”
笔者以为，毛泽东这里提到的第二件大事——发动“文化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具有典型性和象征性的说法。如前所述，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领导的27年里，他念念不忘、所思所患的头等大事，就是如何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防止它得而复失。“文化大革命”，是他为巩固政权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当中，被他认为是最具代表性和“行之有效”的一种方式。毛泽东认为：建国以来虽然采取了很多措施，但都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只有用“文化大革命”这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才能真正解决问题。这也就是他将“文化大革命”作为平生“第二件大事”的主要缘由。

　　实际上，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都在强调这个问题。

　　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他曾袒露心迹说：“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要是按照他们(指毛泽东误认为搞“修正主义”的领导人)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文化大革命”中期，他又提出：“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

　　“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虽然认识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但他仍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基本正确”　的，是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变修正主义”　所必须的。毛泽东的这些论断，很多都是建立在对于国内形势、特别是对于党内状况严重误判的基础上的，因而缺乏准确性和科学性，有的甚至是错误的。但以上无论是私下言论还是公开讲话，都清楚地表明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出发点——巩固政权。笔者以为，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尽管有多种解释，同这个根本出发点比较，都不能不是次要的和服从的。

　　由此，可以用这样一种说法来概括毛泽东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一、夺取政权；二、巩固政权。这也印证了毛泽东上个世纪30年代讲过的一句名言：“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
诚然，良好的动机并不意味着良好的效果。事实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对于它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来说，是一场历史性悲剧。但纵观新中国成立后27年的历史，虽然经历了种种曲折和失误，特别是遭受了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继续保持其领导地位，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

　　从这一点上说，毛泽东长期以来巩固政权的夙愿，在经历了27年的风风雨雨之后，毕竟没有“付诸东流”。其间他所留下的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成为后来党和人民继往开来、持续奋斗的宝贵财富。同时，事实也无可辩驳地证明：毛泽东领导下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以上所述毛泽东的五个未了“情结”，包含以史为鉴，防御外侵，工业强国，贴近百姓和巩固政权等内容，反映了自上个世纪中叶以来，他为了保持来之不易的人民政权，为了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民族振兴，锲而不舍、顽强追求的一个侧面。其中无一不贯穿着他强烈而持久的执政忧患意识。至于在领导党和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的失误甚至严重错误，终归是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发生的挫折。“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今天，可以告慰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遗志，与时俱进，继往开来，“13亿中国人民大踏步赶上了时代潮流，稳定走上了奔向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蓬勃生机，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的中华民族以前所未有的雄姿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安建设，作者为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巡视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