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申报制度未出，反腐制度建设堪虑

王志安

四中全会前，境外媒体纷纷预测，本届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全会，有望出台党政领导干部的财产申报制度。但会议公报一出，一向对中国政情估计尚准的境外媒体，这一次却跌碎了眼镜。公报中仅提出了要进一步加强反腐的力度和制度建设，但在财产申报方面，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在随后公布的中纪委会议公报中，提出在1995年出台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的基础上，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管理，但这些申报仍然是非公开的内部申报。

依循中国共产党全会的惯例，财产申报制度在本届会议没有出台，估计在未来的十年内，这项制度出台的可能性都不令人乐观。因为下一届四中全会将面临换届，不太可能出台大的政策，而新一届党的领导人上台，也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来稳定政情。但不管怎么说，近两年来媒体热议，总理几番表示要推进的财产申报制度未能出台，是一件相当遗憾的事情。

政府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在国外被称之为阳光法案，是遏制权力所有者腐败的利器。纵观从威权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国家和地区，诸如韩国，中国的台湾，香港，都是在阳光法案出台之后，方才有效地解决政府官员普遍的寻租问题。正因为如此，近些年来，媒体和舆论多次呼吁，应尽早出台党政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中国三十年来的改革在经济上取得巨大的成功，但同时，政府官员的腐败始终未能在制度上得到遏制，反而愈演愈烈。实践证明，通过执政党内部的整肃和监督，是无法根除腐败的。只有让官员们的财产全部公开，接受全体纳税人的监督，才是唯一的途径。

其实，从中国改革的时间周期来看，执政者已经错过了党政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的最佳时机，这个时机大致在十到十五年前。因为在一个转型社会推广政府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必须要有相应的赦免制度作为配套，否则根本无法实施。也就是说，法律必须赦免在某一时间点之前，政府官员取得的非法所得。自此以后，一律按照新的法规进行约束。之所以如此，有两个原因：第一，由于从一个威权社会向现代国家的转型过程中，政府官员拥有大量的寻租机会，再加上法治的疏漏，因此，普遍的腐败很难避免。如果从严处理，几乎每一个政府官员都无法脱逃起诉的命运。第二，在社会转型的初期，来自政府部门外部的约束力量仍让不够强大，推行对政府官员自己“有害”的改革，却还需要依靠政府官员自身。这一方面需要政府的领袖有足够的远见，但也必须考虑到来自政府部门内部的反弹和抵触。但需要强调的是，赦免也是有条件的，就是它必须在政府官员腐败的程度还没有足够高，非法积累起来的财富民众还可以忍受的前提下。否则，无论是政府和是民众，都无法在道德上说服自己去原谅那些“人民公仆”。但是，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许多腐败的政府官员已经积累了太多的“脏钱”。仅举两个例子：内蒙古赤峰市原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国元在赤峰市工作的6年间，即狂敛钱财3200余万元，平均每天受贿两万。湖南郴州市原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利用双规的权力疯狂索贿受贿3000余万，同时不明财产高达5000余万。试想，如果这些官员的财产真的被全部公开，无论是谁，恐怕都没有勇气赦免他们。

财产申报制度的出台一旦错过时机，最坏的结果就是，每个人屁股底下都不干净，也就自然都缺乏公开的愿望。如果没有外在的力量（例如人大）介入的话，很可能政府将会在阳光法案方面陷入永久的沉默。由此，腐败份子的个人利益得到最大化的保护，但执政党和政府的统治合法性却必然受到强力挑战，整个国家也有陷入到拉美陷阱当中的危险。

是不是这个问题就真的无解？一旦错过最佳改革时机就永远没有机会？也未必。不久前，有专家在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上撰文，提出在提拔的干部里可以先进行财产公开，这样的好处是，凡是有上进心的政府官员，必须要从严要求自己，而对积重难返的存量腐败则暂时搁置。这样的思路，也符合中国改革的一贯逻辑。其实，除了上述方法外，全方位的党政领导干部的财产申报在现阶段也不是完全无法进行。现实的做法是，对政府官员的赦免设定一定的额度，超过上述额度的，一律不予赦免，而低于这个额度的，一律既往不咎。这个额度可以由人大公开讨论，并通过立法确定下来。与此同时，在赦免期限内，设立专门的廉政账户，让政府官员把自己超过赦免额度的非法所得以匿名的方式汇入，如此，也视同他们符合额度要求。类似的做法其实在早年查处海关腐败大案的时候，就曾经采取过。

总而言之，党政领导干部的财产申报制度，越早出台越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越晚出台则越难以推进。这是当今的政治领袖必须要面对和思考的执政难题，跨越它，中国的改革才有可能平稳推进，也能成就一代青史留名的大政治家。迁就它，整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都堪忧虑，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一个高度腐败的政府领导下，跨进现代化国家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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