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一位接着一位的“大师”离我们而去，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后大师”的荒芜时代。

    7月，国学大师季羡林和任继愈相继辞世；10月，最后一位开国上将吕正操将军和科学泰斗钱学森先生相继驾鹤西游。中国在这一年中，痛失文化、科学、政治三方面的里程碑人物。

    当然，并不是大师们离去以后中国将不再有大师出现，但我们却遍寻苍茫，人海中难觅更多的身影。

    中国文化传统中有三件事是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即“立德、立功、立言”。“立德”，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民族的利益，为人类的进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立功”，就是为民族的振兴、社会的进步建功立业、添砖加瓦。“立言”，就是为兴国安邦，为子孙后代著书立说，指点前程。立德者“名垂青史，万古流芳”，立功者“平凡而又伟大”，立言者“继承传统，光大文化”。这些大师们显然已经做到了，他们将名垂青史、平凡伟大、光照华夏。   

    仔细研究几为大师的身世，无不是出生在上个世纪的初期，1905年的吕正操、1911年的钱学森、季羡林、1916年的任继愈，他们都在自己的人生成长的最重要时期感受国难，以报国为己任，历尽沧桑之后豁达人生，淡泊名利，用丰功伟绩成为中华民族的功臣，也成为现代人心目中的旗帜和丰碑。

    那是个中华民族备受磨难的时代，也是个人才辈出的时代。那个时代的教育虽然简陋，但并不功利，没有奥数的烦恼，没有择校的疯狂，没有分省的高考，没有户口的羁绊。 那是个没有“素质教育”口号的真正的素质教育时代，是真正的孕育大师的时代。

    这个时代的大师们的共同特点还有，在建国之处正值壮年，也是学成报效国家的最好年华，祖国建设为他们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那个童真的建设时代更成为大师们成长的沃土；当文化大革命时代，他们已经是功成名就、学识渊博的不败金身，在学术或者政治上的冲击较小，使得他们能持之以恒的不断进取；当全民浮躁以金钱衡量一切，以充满短视与功利的方法催生科研辉煌之时，他们大多已经置身事外超脱凡尘，更可孜孜不倦的完成人生的最后辉煌。

    而在他们之后，中国还有多少学者能几十年如一日的干干净净的唯学术以为生存之本，还有多少教授能甘居象牙塔而超脱金钱诱惑而专心钻研以求事业顶峰。我们看到的最多的是一些自身不学无术，只靠抄袭和拼凑欺世盗名，为了权力、金钱甚至美色而孜孜以求的所谓“高人”们在误国害民。这些人怎么可能成为万人敬仰的“大师”？以我看，有些无良“科学家、经济学家、金融学家、房地产专家、等等”，不管现在官居如何高位，不管头戴如何光环，不管身价如何亿万，都将成为人生中的流星，甚至其中的一些败类会遗臭万年。

    请记住这些大师们的教诲：

    钱学森：

          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修养。

          高等学校的学习，是打基础的时期，应该强调学好基础课程。

          我作为中国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

    季羡林：       

          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我还发现，坏人是不会改好的。

          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

          生命只有和民族的命运融合在一起才有价值，离开民族大业的个人追求，总是渺小的。

    任继愈：     

          做学问就要立志做第一流的学者，要像上战场一样，义无反顾，富贵利禄不能动其心，艰难挫折不能乱其气。

          年轻人要有一点理想，甚至有一点幻想都不怕，不要太现实了，一个青年太现实了，没有出息。只顾眼前，缺乏理想，就没有发展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