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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捐款与权力打劫
 
　　河北威县前不久择优录用191位应届大学生充实到中小学的教学一线。知情人爆料称，在新教师工作不久

，校方要求他们捐款三万到五万，换取正式编制。
　　(10月28日 新华社)

　　↓被捐款换编制背后的权利断裂 重庆时报 10月29日 作者 李妍

　　[重庆时报一评]

　　以“捐资助学”的名义让新教师捐款换编制，威县教育部门此举与之前频发的教师“上岗费”如出一辙

———要上岗，除了要穿越可能铺着“吃拿卡要”权力关卡的考试选拔，还需缴纳一笔可观的“上岗费”。

　　在当下经济危机中，用人市场的确出现了供大于求的情况。在人们“求职若渴”的语境下，权力寻租可

以更从容地将触角伸入职场的更深处。纵观现实，这并不仅存于威县的“被捐款”上岗，似乎还有着更广阔

的意蕴：它除了是获取普通职位的一种方式，也可以是通过“买编制”获得同岗员工难以企及的更高工资，

甚至可以解读为“买户口”在城市的核心阶层中“上岗”，从而享受以前不曾有过的户口福利。

　　也正是有了上岗与下岗、编制内与编制外、城市与农村的断层，有了“同命不同价”、“同工不同酬”

的权利断裂，才让“上岗”、“编制”的另一面成为权利荒漠，人们于是通过权钱交易这条逼仄的通道，换

取“上岗”的门票。

　　社会权利断裂而又法治不彰之处，自有公权力越界野蛮生长。在这样的权利断层暗角，因为有着公众对

自我权利救赎的强烈渴求，有着权力蔓延下规则的无条件让道，才有了河北威县教育部门面对“被捐款”质

疑的断然否认。在权力一片乱拱的现实面前，谁又来弥合公众权利的断层，谁又来编织法治规则的栅栏呢？

　　[现代快报再评]

　　“权力在乱拱，规则在让路”，这话说到了根子上，可惜作者没能就此说下去。“正是目前严峻的就业形势，才让威县教育局在就职者捐款换编制上肆无忌惮”，这话完全不成立，正如本文所说，新教师缴纳“上岗费”是早已有之的；当今世界哪个国家没有人失业、待业？工作机会总是珍贵的。有权者能够“敲”一笔就“敲”呗，与就业形势关系不大，这与权力可以“乱拱”而无阻关系极大。“在法治无法触及的暗角，权力总是恣意地寻找着寻租空间”这句话的前一半也不符合事实：什么叫“暗角”，人家分明是明火执仗嘛；是因为“法治无法触及”，还是有法不依、无法无天？

　　不过，恣意的“权力”野蛮地对待公民的“权利”，的确是一切乱象和恶政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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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铃得看系铃人高兴不高兴
 
　　↓国家赔偿公民 毋忘追究官责 羊城晚报 10月29日 作者 王琳
　　全国人大常委会27日开始第三次审议国家赔偿法修正案草案，将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

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列入行政赔偿范围。

　　(10月27日 新华网)

　　[羊城晚报一评]

　　舆论热议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国家赔偿法的修订。正是基于民意的压力，而不是手持公共权柄者的道德

自觉，立法机关才不得不启动了修法程序。从最近公开的送审草案上看，由“违法归责原则”向“结果归责

原则”的转变，以及上述所列举的一些“亮点”，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国家不赔”的范围，若能顺利通过

，则是不小的立法进步。

　　但也必须看到，与难产的官员财产公示法一样，作为私权救济法和公权限制法的国家赔偿法注定还将遭

到利益阶层的阻击。最近就有一种论调颇为风行，他们将国家赔偿法的救济功能与限权功能割裂开来，称国

家赔偿法只能是救济法，不能是责任法。这一理论与近年来大行其道的刑事和解异曲同工。在刑事和解上，

如果不给被告人轻判，被告人就不赔偿，尽管在法律上他必须对被害人赔偿；如果被告人赔偿了，就必须给

被告人轻判，尽管在法律上并无轻判的理由。单纯强调国家赔偿法的救济功能也是如此：如果要违法或不当

执法的官员承担责任，那么受害人就很难得到国家赔偿；如果让国家赔偿爽快地给，就不要追究违法或不当

执法官员的责任。

　　这一理论的依据在于，之所于国家赔偿之路“山高水长”，就是因为国家赔偿捆绑了违法责任追究。去

掉后者，国家赔偿就好办了。这是官员们或自诩理性的理论家们臆想出来的妥协方案。但他们忘了，割裂了

赔偿与究责的国家赔偿法还能促进依法行政、强化对官员的监督吗？当官员违法或不当执法致公民损害，都

有国家为之殿后承担赔偿之责，权力会不会更加肆无忌惮？因此，我们期待的国家赔偿法，既要对受侵害公

民进行赔偿，也决不能放松对官员的责任追究。

　　国家赔偿法的修改进入审议程序，是民意推动的结果，而不是官员的良心发现。在立法审议的关键时刻

，民意和舆论都不可松懈，修法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现代快报再评]

　　作者为法律专家，讲得都很有法理。有人“将国家赔偿法的救济功能与限权功能割裂开来，称国家赔偿法只能是救济法，不能是责任法；这一理论与近年来大行其道的刑事和解异曲同工。”为什么有这种“异曲同工”呢？“同”在强势者话语权多，多到我们的社会和学者必须用“妥协”来换取一点公平。正是因为“如果要违法或不当执法的官员承担责任，那么受害人就很难得到国家赔偿”，这些年国家赔偿法差不多成了“国家不赔偿法”。要官家认错已不容易，何况还要国家赔偿，还要对个人究责？

　　“我们期待的国家赔偿法，既要对受侵害公民进行赔偿，也决不能放松对官员的责任追究”，这个愿望既善良又正当。但是，如果解铃还要看系铃人高兴不高兴，那就没有多大指望了。问题是谁怎样来给滥用、错用国家权力的人施压，让他们不敢滥用权力，且违者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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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众为何热衷网络反腐
 
　　↓网络曝光反腐的幻觉与价值 成都商报 10月28日 作者 张元龙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71.5%的人表示自己“会参与反腐”，在选择反腐的

参与渠道时，调查中排在首位的是“网络曝光”，有75.5％的人选择了此项。

　　（10月27日 中国青年报）

　　[成都商报一评]

　　拜信息科技发展所赐，利用网络作为反腐工具，这是时代的必然。目前，从中纪委到各基层司法部门，

网络举报网站和邮箱几乎都已经“武装“到位。今年出版的《中共党建辞典》专门收录了“网络反腐”词条

。但是，网络反腐与网络曝光反腐两者明显概念不同。网络曝光反腐是网络反腐中一种尖锐甚至无序的手段

，喧嚣而嘈杂。

　　尽管有周久耕事件等个案振奋人心，但实际上，如果不能成为舆论热点，成为公众关注的事件，网络曝

光反腐的效果并不能令人乐观。一定要让一件事情“搞大”引起轰动，引起舆论关注，是网络曝光反腐的惯

常做法，客观上附带有容易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不良后果，所以是一把“双刃剑”。但客观现实清楚地表

明，网上不少论坛充斥着曝光腐败的帖子，而真正引起关注并获得解决的却不多。公众首选通过网络曝光的

渠道反腐，除了网络本身具有的方便、快捷外，恐怕不过是前些年“有事情找媒体”习惯性思维影响的结果

，挟舆论之威寻找“青天大老爷”，依然脱不开媒体反腐的传统路径依赖。

　　网络作为一种新媒体，本身并不能代替司法部门。其本身的局限性注定了，过分热衷于网络曝光反腐与

过度依赖媒体曝光一样，是法治还不够完善的一种不得已的选择。那些首选网络曝光反腐的人，与中央电视

台东门外排着队找记者反映腐败问题者的认知差不多，有一种相同的无奈和对媒体万能的幻觉。

　　可是，从公民表达的角度看，人们对网络曝光腐败的超级热衷，无疑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新中国成立60

年来，中国人的信息渠道经历了从大喇叭到互联网的巨大跨越。从“早请示晚汇报”，到互联网上曝光，真

正令人欣喜。从政治伦理的角度，有信息即权力的说法，互联网使中国公民的表达权有了实实在在的落实。

网络曝光反腐，是民众主动监督，草根的声音有了议程设置的可能，这或许是人们热衷于网络曝光反腐的最

大价值所在。

　　托克维尔曾指出：一个强大的、活跃的和警觉的公民社会，是制约国家权力、防范政治腐败的有力屏障

。网络曝光反腐成为公众首选，还说明反腐治理结构的时代演变，社会与公民逐渐成为反腐治理结构中不可

忽视的角色。有了“人肉搜索”的穷追猛打，网络时代才有了“全民监督”看上去很美的反腐新格局。

　　[现代快报再评]

　　网络曝光反腐与传统的信访和媒体曝光，同异何在？同在都是想引起“人”的注意，是法治不彰的表现，适合当下中国的“法治初级阶段”，是中国特色的一部分，很难设想欧美日的民众要伸冤不向法院递诉状而选择网上曝光。异在网络曝光有三大特点，一是一般不需预审稿，不怕过滤掉，可以自己贴上去；二是可以跨出“父母官”控制的地盘，让他们鞭长莫及；三是一旦被关注，可以形成强大的网络舆论，促使事情得到较为公正的解决。这种公开性、公众性达到的公正性，就是网络曝光反腐在中国当下受追捧的理由。有变数就有希望，哪怕这个希望是“幻觉”，望梅止渴也是有激励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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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小时工作制让百姓“被习惯”
 
　　↓公务机关必须开门8小时 新闻晨报 10月29日 作者 刘洪波
　　一般人习惯的都是8小时工作制，不过，近日有泉州网友发现当地的市直机关及事业单位的上班时间只有

6.5个小时，比正常的时间缩水了1.5个小时。对于网友质疑公务员及事业单位人员上班时间“缩水”及“太

闲”的说法，泉州市政府工作人员回应说这是多年的“惯例”，上班重要的是讲究“效率”。

　　（10月28日 东方早报）

　　[新闻晨报一评]

　　用讲究效率为公务员办公时间缩水辩护，没有道理。不是说效率对公务员不重要，而是太重要了。无效

率的工作，公务员不堪其苦，社会更受害深重。但是，公务员办事效率高，并不能为办公时间缩短提供理由

。

　　公务机关要处理社会事务，每天会有人来办事，中国的公务机关，位高位低不说，权力都很多，关口也

很多，企业、社会组织和市民要办事，少一个关口都不成。每天开门8个小时，这是规矩，人们也因此规划自

己的时间，知道公务机关每天有8个小时工作，就按8个小时来安排自己的办事节奏。你提高效率，少开门一

个半小时，下班走路，而整个社会都增加一个半小时的“不可办事时间”，这就是麻烦。

　　我所在的城市有一个餐馆生意很好，只是它每天到晚上8点准时打烊。老板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

，我也可以理解他觉得效率很高，开门5个小时就能赚到他需要的钱。好在上餐馆不是生活的必需，而且社会

上餐馆林立，所以这样的餐馆还显得风格特异。

　　政府就不是这样了。一个地方，并非有很多的政府，章要到哪里盖，批文要到哪里拿，没法选。公务机

关的效率，不是做多少件手头的事可以算清的。餐馆老板准备赚多少钱，这好算，他决定赚到就行，见好就

收，可以，钱是通用符号，衡量了他的经营。政府呢，办多少事不是指标，人们有多少件事要你办，人们在

什么时候要你办事，这才是指标。

　　公务机关上班，没有“弹性时间”可言。效率必须提高，时间必须保证，这就是要求。你说效率提高了

，那就减少公务员数量，免得大家多养一个人，但办公时间不可以减少。时间、效率、人员数量、舒适程度

、收入等等，有些职业都是可以互换的，有些职业只是部分互换的。对公务员来说，人员数量和舒适程度可

以减少，但时间和效率要保证。

　　据说，因为多年来公务机关6.5小时工作制，这已经“并不会影响到为当地企业及群众办事，因为‘当地

人都已习惯了这个工作时间’”。一个地方的政府缩短了工作时间，所有人都去适应它，天长日久，竟也“

无不称便”。这可以说明政府对人的行为有怎样深入和强烈的规范性，而人们为了适应政府又付出何其高昂

的代价。

　　到底应该是市民决定政府还是政府决定市民，市民奉陪政府还是政府服务市民呢？

　　[现代快报再评]

　　作者有力地驳斥了关于“惯例”、“效率”的辩护词。不过，说多年来公务机关6.5小时工作制“并不会影响到为当地企业及群众办事”，固然是政府工作人员“代表”当地企业和群众的想当然之辞，而“当地人都已习惯了这个工作时间”却也是事实，不然这个政府作息时间表就不会延续至今那么多年。这种“习惯”就像旧社会的媳妇习惯了恶婆婆的蛮横，只有忍气吞声。所以我们要学鲁迅问一声：从来如此便对吗？老百姓何时不习惯逆来顺受，我们的公民社会就算建设成功，政治文明的程度也可以大大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