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7月29日，病榻上的钱学森向总理温家宝坦诚相告:“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2006年末，总理温家宝在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以钱老的这个问题求教6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得到的答案是“培养杰出人才，关键是教师”，“要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贯通起来”，“高校大改革大发展之后，应该是大提高”，“做大了高等教育，还要做强高等教育”……

关于培养大师问题，还有更多关心教育、关切国运的人士求解。他们说，大师的心灵一定是自由的。他会顽固地、习惯性地怀疑权威。无论何种模式的灵魂塑造、思想灌输，都必同于对大师的戕害。他们说，大学日益行政化、官僚化的背后，是权力对学术自由和知识创造的扼杀，是权力通吃对大学的污染和毒化。至于，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几乎就是对“中国何以不出大师”这样务虚的发问最直白的回绝。

钱学森的一生，其实就可观照这个“出大师”的中国难题。他曾不止一次说过，他一生的道路有两个高潮，一个是上世纪20年代在北师大附中的中学六年，另一个就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求学历程。自由的学风，创新的欲望，挑战权威的勇气和环境，使他在大学毕业数年后，就完成了美国首个军用远程火箭的设计，成为当时有名望的优秀科学家。

钱老所说的“中学六年”， 教育部未必规定教师有批评教育学生的权力，校长未必就是正处级校长，学生未必也是正处级学生，学生每天作业未必多到“过学死”，节假日未必都在补课，学校未必规定教师批改作业不许只打对钩。

钱老在美国读研求学，美国大学的导师未必一人一次就带二三十个研究生，未必有应付不完的评估验收，未必有副部长级的校长，未必有四五十个教授争抢一个副处的职位。

      纪念和告慰钱老最好的方式，可能就是解决好钱老生前关于培养“杰出人才”的问题，当然这不只是大学的问题，这是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共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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