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效率至上的社会里，在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观念主宰的世界中，我们被教导着：只顾自己。在「人人争取私利极大化最终将促成社会生产力极大化」的逻辑下，各人顾好性命，就是对别人对整个社会莫大的帮助。所以我们可以容许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像是拉丁美洲养牛的农民吃不起起牛肉，或是富国可以公然用商业条约夺取穷国的农地 (比如说中国之于寮国，韩国之于马达加斯加)。可我们的内心深处，真的相信那只「看不见的手」能变魔术般地填饱穷国人民的肚皮？

我们理解到，这世界又热、又平、又挤，资源又有限，我们需要一套观想这世界的新方法，我们需要再学习如何与环境共处的群己之道。所以，不论为「和谐社会」、「民生均富」，不论在约旦河或是台湾海峡的二岸，我们都需要「宽容」这项德行。

但宽容并不容易。历史学家房龙说：「宽容这个词从来就是一个奢侈品，购买它的只会是智力非常发达的人。」他还说：「…而为什么不宽容的根性就在自诩正确的思维。在自以为唯一正确和永远正确的人看来，宽容就是饶恕错误和邪恶，就是道德的沦丧。有史以来，所有的不宽容都是以上帝或是真理的名义开战的...」

他又讲到在争取政治自由的时候，「一些民族在自豪地甩掉了某个『永远正确的人』强加在他们身上枷锁的同时，又接受了一本『永远正确的书』的支配。」这些旧的文字，竟如预言般的精准─上一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史学界连篇累牍地争辩商周上古到底是「封建制社会」，还是「奴隶制社会」；学者皓首穷经，断章取义，不惜扭曲史实，只为了维持资本论，这部「应该绝对正确的书」的神圣性。而「凡是派」的笑话：：「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对老一辈的朋友应该也是记忆犹新。

可是，难道宽容不是人类的天性？我们偶赴郊外踏青，看到的乡间人们，不都纯朴和蔼，好客热诚？

且容我举个例子。文艺复兴的早期，欧洲的大师们曾经憧憬过一个「高贵的野蛮人」的乌托邦：南太平洋的某处，一个从来没被文明污染的地方，存在着一种不知任何文明规律，只是循着自己的本性，就自然表现出所有人类高贵品格的种族，像勇敢、宽容、敬老扶幼、爱护环境。这个想象的国度曾被当成工业文明的对照组，由比较「西方世界」与「高贵的野蛮」，凸显出现代文明的荒谬与不合理。就好像工业革命后人类心灵的救赎一般，那张印在书报杂志上，纯凭想象而来的「高贵的野蛮少女」─头上衬着野花，脸上带着刺青，一双澄如秋水的明眸，曾带给法国大革命前，热爱思想开放与争取自由的文人们无限的遐思。

当然，后来这种想象证明纯属子虚乌有。「野蛮人」并不比文明人高明多少。透过人类学者的田野调查，我们现代人有的劣根性，他们也都有：杀婴、蓄奴、歧视女性；他们掠夺环境，彼此仇杀；他们也好勇斗狠，嫉妒短视。特别是宽容，在部族间彼此争夺有限资源的自然环境里，根本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

不管你相不相信，「宽容」真的是几十个世代，经过不断教养、训诲，几百个大师，千万先驱牺牲者奋斗而来的结果。它的涵意其实很简单：尊重别人的权利，包容不同的意见，以及「我虽然不同意你，但我将用生命保护你反对我的权利」的精神。

而历史总是不断地告诉我们：人的偏见我执愚蠢自私，可以发挥多大的破坏力。大家总说「知识就是力量」，但无知的破坏力量却更为可怕。看看互联网上那些仇恨的言语，激情的挑衅；不要小看一二个例子的影响：人与人的尊重与互信，几百年累积的文明，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被破坏净尽。「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文革不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甚么「我们不讲民主人权，只讲革命民权」，这种教条不是不多久前，还在毒害戕制着我们这个民族的自由？

那么，有没有一个简单的法门，让我们至少能快速地入手，开始学习如何宽容呢？二千年前的孟子，回答甚么是「仁心」，曾经简单地说：「那就是看见一个小孩子掉进井里，从心底发出来的悲痛恻隐；那也是看见待宰的牛的眼里，流露出恐惧伤痛时的不忍之心」。

这就是了。这个仁心，这个不忍之心，不论对孺子对马牛，这把良知的尺都一体适用，就是宽容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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