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98岁的钱学森老人安详辞世，世上又少了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科学大师。他的传奇不是学者和科学家的佳话，而是联系着世上最朴素的爱国情感和错综复杂的现代国际关系史。
就前者而论，他在1949年矢志回国的爱心情切和美国千方百计的阻挠，已经广为坊间传诵，映照了当年被麦卡锡主义笼罩下的美国社会风声鹤唳的多疑和不堪。就后者而论，钱学森一个人的经历折射了从“二战”到“冷战”乃至中美两国曲折复杂的交往史。“二战”后期，美国是盟国的指挥部和全世界的圣地，很多世界顶级科学家都云集这个自由国度，倾尽全力服务于“曼哈顿工程”，期冀在纳粹之前研制出原子弹和导弹，以结束法西斯轴心对人类的摧残。在这个科学家的群体里，就有成就于美国的钱学森。
吊诡的是，“二战”结束以后，原子弹和导弹技术恰恰成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阵营“冷战”的催化剂。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时，也是美国等西方世界对“共产主义幽灵”最为恐惧的时刻。在此红色恐怖疑云之下，连爱因斯坦都被麦卡锡主义者怀疑，又何况是执意回到红色中国服务的钱学森？
当后人津津乐道于美国海军部次长金贝尔评价钱学森“一个钱学森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时，人们意会的或只有钱学森价值的传奇，却忽略了当时的严酷背景。金贝尔同时也这么说：“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不是美国人憎恨钱学森，而是美国憎恨新生中国。所以，美国人对钱学森软禁5年也好，百般阻挠其归国也罢，隐喻的都是中美两国在“冷战”初期势不两立的现实。
客观而论，钱学森归国，成为“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也间接确认了美国对其价值的评判，哪怕这种评判是气急败坏的。不过，也正是因为钱学森对中国航天科技事业的重大贡献，使中国拥有了“两弹之星”并成为航天大国，才确保了中国的全球大国地位，才能成为美国重视的竞争对手和战略伙伴，才会有当今中美关系利益攸关的递进乃至中美G2呼之欲出的雏形。就此而言，钱学森被美国软禁和梦回祖国的那一刻，已经铸就了中美两国半个世纪的风云博弈。
斯人已逝，无论是中国给予钱学森的死后哀荣和爱国主义崇高评价，抑或美国人当年气急败坏有损美国民主国家的小鸡肚肠，历史已经证明钱学森回到中国成就更大，平衡世界格局的作用更为彰显。在中美两国已经抛却意识形态的你死我活和军事的公然对峙、在中美两国谁也离不开谁而被世人寄望联合拯救世界经济的情势下，钱学森老人大可瞑目而逝。可以说，学成于美国的钱学森和成就于中国的钱学森，用任何一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去评判都有失偏颇，只有用中美两国的骄傲来盖棺论定才更符合现实。
世上再无钱学森。因为科学巨匠的成就，不单需要科学家本人的学术素质和人品气质，更需要淬炼其科学成就的宏大社会背景。钱学森生逢其时，在““二战””和“冷战”的复杂全球背景下不得不做出影响其一生的抉择。当今之世，全球化已成大势，信息化无障碍，科学家们可以相对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科研方向和学术归宿。即使尖端科学技术依然为权力和意识形态所掣肘，世界上的主流国家没有哪个再敢明目张胆地复制美国政府当年的愚蠢。世上再无钱学森，世上却不乏钱永健（钱学森同宗侄子）那样的美籍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
世上再无钱学森。钱学森归国之时，中国百废待兴，科研条件有限，因此钱学森回国的精神特别宝贵。现代中国，科学研究的软硬条件较之当年可谓好上了天，但名校学子出国者众，“海龟”归国创业者多，学成回国的顶尖学者反而鲜见。更讽刺的是，中国国内学术风气确实差强人意，屡屡爆发的学术腐败给中国学界敲醒了警钟。更要者，国学一体的弊端，制约了中国出现“大师”级人才，正如钱学森2005年所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由此而论，世上再无钱学森，值得中国深思。
世上再无钱学森。钱学森曲折回国，此后半个多世纪再未踏上美国国土，哪怕美国政府给予其两院院士称号和由美国总统颁发的最高科技大奖。究其原因，乃是缘起美国政府当年对钱学森的不公待遇。不过，这绝非钱学森个人的“私怨”，而是美国政府确乎需要对当年麦卡锡时代的错误公开道歉，做个了断。相较于众多学者不惜一切拼绿卡，钱学森独有的中国式学人气节，更加让人钦佩。
本文刊于11月2日香港文汇报http://pdf.wenweipo.com/2009/11/02/a29-24-1102m.pdf
11月4日联合早报http://www.zaobao.com/yl/yl091104_003_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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