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易速利）

            最近两天互联网上激起反响最多的新闻应该是周济被免去教育部长的职务。显而易见，中国教育界蔓延开来的腐败、高学费、无序发展、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等问题已经导致民怨滔滔，大家希望有人来承担责任。既然周济在年龄未满65岁、任期还差3年多的时候被提前免职，那就让他来承担责任好了。此时此刻，就跟中国其他无数的重要时刻一样，官方不作解释，媒体无权调查，所以每一个网民都有可能根据自己的意愿来理解周济被免职的原因和后果，然后热情洋溢地发表看法。

            我也是其中的一员，但我拒绝加入欢呼周济下台的互联网大合唱。他做教育部长期间的功过是非我从未有机会调查研究，不过，既然身为政府高层主管，他对目前中国教育界的状况当然要负责任。我关注的是周济到底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他到底能负什么样的责任？从政策层面来说，哪些是他任期内所为，哪些是他继承的前任的遗产？面对中国教育界的严重问题，他到底是在扮演推波助澜的角色，还是无法挽狂澜于既倒？新部长能解决什么问题？换个部长就能减轻腐败？别搞笑了，除非新部长有能力在中国实现司法独立。任何部长也不可能有这个能力。

            我在想，离开教育部长这个职位对周济本人没准是一种解脱。我并不了解作为教育部长的周济，我特别喜欢作为教授的周济。1993年到1995年，我刚加入电视行业不久，曾经多次拍摄过关于周济的新闻和专题。当时他担任华中理工大学机械学院的教授、博导，行政职位为CAD教研室主任，顶多算副处级，老师和学生都叫他“周老师”。

            周老师非常善于鼓励人。初次见面，他就告诉我，“小易，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能够准确拼出CAD三个英文单词的记者。”CAD为Computer Aided Design（计算机辅助设计）的缩写。当时记者这一行不缺特别有文化的人，缺少懂点科技的人，懂点科技英语的人就更加稀缺。难得有人如此欣赏我的才华，我自然对周老师个人和他的事业产生强烈兴趣。1984年，他从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取得工程博士学位以后，即回到华工任教。跟当时不少热血报国的青年学子一样，他耗尽积蓄，带回了几块单板机、一台苹果电脑和几十公斤学术资料。

            “你的英语一定非常好！”了解到他的教育背景以后，我说。“阅读和写作没有问题，口语还需要多多练习。”他非常谦虚。周老师当时已经将华工的CAD教研室发展到很大的规模，据说就科研经费而言已经仅次于清华，那是他的母校。从CAD教研室的科研成绩来看，说硕果累累一点也不夸张。我非常好奇，以他的教育背景和实际业绩，周老师绝对应该当个院长、校长什么的，怎么可能不提拔呢？他的一个学生说，华工当时的领导过于求稳，省里的领导也好不到哪里去。几年以前，周老师上街支持慰问过学生，他的这个纪录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妨碍。这个纪录也许对仕途是妨碍，但只会进一步赢得我个人对他的尊重。

            他的教研室里带着十几个博士生和几十个硕士生，人人都很忙，人人都以跟着周老师这样的老板而兴奋。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创办的大学中，华工的发展速度显得极为突出。到90年代初，踏实的学风已然成形。学生们跟着周老师还会受到另一个特别好的影响，那就是敢拼。学生们都说周老师是“铜头，铁腿，钢牙”。他可以买站票挤上武汉到北京的火车；他去教育部和其他部门办事，不惜磨破嘴皮；他白天吃碗拉面就能对付，晚上住招待所的地下室。从地方到北京办过事的人都应该知道，跟衙门打交道谈何容易。周老师当时已经48岁，并不是可以随便摔打的年轻小伙。

            那段时间周老师正在投标一个世界银行的贷款项目，他们的主要对手是清华。我问到前景的时候，周老师完全没有表现出任何畏难情绪，“清华怎么了？我们的实力一点不比他们差。他们在北京有巨大的优势，但我们仍然要竭尽全力。”那场较量他们输给了清华，不过周老师赢得的良好声誉为华工争取到了另一个大项目。

            1994年，我们武汉电视台和武汉市经委合作拍摄以“产学研”为主题的系列报道。“产学研”是当时流行的一个说法，党和政府希望工业界、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横向合作，促进科研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当时市经委列出了一个长长的名单，说这个成果好，那个成果不错。我因此拍过不少成果鉴定会，却发现那些活动实际上只是吃吃喝喝和拿红包的借口，只有周老师的项目例外，他在武汉市机电行业取得的扎实成果最后成为系列报道的真正重点。“他应该评上院士。”我跟经委的朋友和周老师的学生都这么说。大家一致认为，院士应该只是时间问题。

            1995年初，武汉台极有雄心的台长将我们的科技电视节目推上了卫星，台里举办盛大的文艺演出来庆祝，我争取到两张招待票送给了周老师。那天中午，他带着一位叫张新访的博士生一起来到演播厅。周老师有些内疚地说，“小易，能不能给我们找两份盒饭？我们开完会直接就来了，怕迟到。”为节省时间，我带他们到电视台对面一家极为简陋的小餐馆点了两个菜，该内疚的是我。

            当时我们邀请了一些听起来很显赫的客人，不少从北京来，著名院士或者政协委员之类，他们在晚会中都一一向观众介绍过，其中不包括周老师。晚会结束后，我在第一时间从人群中穿行到他那里，跟师生俩告别。我特别不愿意周老师有受冷遇的感觉。周老师完全不在意，他说我们最近正琢磨着多给你们的电视节目做点事情，你一定要常到华工来。

            武汉台科技节目上卫星以后，我竟然极少有机会在武汉采访，主要跑北京，或者去辽西山区拍鸟化石之类的玩艺。我再没有拍过华工。1997年的时候，武汉市经委的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周老师邀请大家去华工看看，当时他刚当上校长。经委朋友给我留下了周老师的手机和直线电话，说任何时候都可以找他，不需要经过秘书。经委朋友说，周老师记得每一个关心过华工发展的人。我因为出差没能到场。

            我来到美国几年以后，在华盛顿接待过武汉台的老台长，当时周济刚由武汉市长上调北京当教育部长。我告诉老台长95年晚会的事情，说周济当时没有被纳入向观众介绍的重要客人之列，他更象是我个人邀请的客人。老台长很吃惊，完全不知道当时武汉台演播厅的观众席上包括周济。他回忆说，2002年3月，周济担任武汉市长不久，就在“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去过一次武汉电视台驻北京记者站视察。与编辑记者座谈的时候，周济说他是武汉台科技节目长期的观众，时时关注着节目的成长。老台长原以为周市长很客气，听过我的故事以后，他觉得周市长应该特别真诚。

            上次回国停留北京期间，几个朋友建议我去找周部长聊一聊。我一来觉得目的不明确，另外觉得他肯定特别忙，不会有时间跟我聊天。我没有任何具体的大项目需要找部长。这么些年下来，我跟从前没有什么区别，仍然做电视记者。唯一的不同是很少有人再叫我“小易”，大家习惯叫“老易”。等周济部长回归周老师的身份以后，也许才是我去找他叙旧的好机会。十几年来，从普通教授到教育部长再到现在去新岗位，他一定有无数的好故事。在我眼里，他一直是、仍然是那位杰出的周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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