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期的《南都周刊》，做了关于韩寒的话题。老实说，这个话题不能算做新颖，因为这十年来，年轻的韩寒，几乎一直都是媒体的宠儿，而媒体给与他的标签也基本相似：年少、有才、张狂。但无论怎样的标签，基本上都指向一个方向——文学青年，如果非要给加上一个定语的话，那就是叛逆的文学青年。但是，此番的《南都周刊》，似乎用一期报道颠覆了人们对韩寒的普遍认识，这家以报道娱乐事件见长的刊物，赋予了韩寒另外一个身份——公共知识分子。

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不禁在脑海中泛起了一丝疑虑：这个帽子，韩寒当得起吗？要知道，有知识的人，未必是分子；是知识分子的人，又未必是公共知识分子。知识人人可有，但缺了情怀与责任，就称不上知识分子之说；而有情怀与责任的知识分子，如果没有面向公众的胸襟，也就遑论公共知识分子了。

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美国作家桑塔格曾经这样定义：“一个人之所以是知识分子，是因为他在言论中表现出了正直和责任。”以此来推，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就是在公共事务中表现出正直与责任的知识分子。

那么，叛逆的文学青年韩寒，在公共事务中表现出了正直和责任吗？答案是肯定的。而网络上早已将韩寒收录到了2008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名单中，和他一同被收录进来的，有北岛、陈丹青等人。韩寒以他的博客为阵地，对这些年来的热点事件——如上海钓鱼事件、央视大火、绿坝软件风波等——都表现出了持续的关注。

虽然我不知道韩寒关于这些热点事件的意见，对事件的最终解决，起到多大的作用，但是，当我看到这些的时候，韩寒的形象已近在我的心中变了。在我看来，一个人，无论他的教育背景怎样，无论他的名气是大是小，只有心怀公众、肯用自己的行为来推动社会事务的前进，他都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所以，以这些事实来看，韩寒的的确确当得起公共知识分子的称谓，当得起很多人对他的推崇。

梁文道和路金波将韩寒誉为“下一个鲁迅”，很多人对这个赞语很是不屑，韩寒也称只想做自己，但是，我以为，韩寒此刻这种关注现实的风骨，何尝不是与鲁迅等前辈一脉相承的。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有才的人，历来不缺，但永远缺得却是这些强烈关注公共事务的人。顾炎武当年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相对于浩大的文人群体，能做到这一点的，还实在不算多。

这些年来，公民社会这个很是时髦的词语时常可见，很多人也在为公民社会的实现鼓与呼。相对于威权之下的“顺民”，现代社会中的公民，无疑是很多人的理想。“顺民”是什么？“顺民”只是在威权之下甘于被凌辱与被损毁的人，而公民则不同，公民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有尊严的、有道德的人。在一个社会之中，只有公民成为主流，这个社会，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

成为公民，是我们这个社会中多数人的愿望；公民社会，也是多数人对这个社会的终极期待，那么，公民社会的希望在哪里？在我看来，公民社会的希望就在万千个如韩寒一般的强烈关注公共事务的公共知识分子那里。这些人，凭借着他们已有的名声，一次又一次地表达着对着对这个社会的意见，号召人们一起去同那些不合理、不正常的事情抗争，然后，一起成为一个公民。

就在韩寒被南都周刊赋予公共知识分子头衔的时候，还有几个人值得我们关注。一个是张枫，作为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与人口计生委主任的他，为了唤起人们对计生工作的重视，不但写性学专著，甚至还向省长赠送各种型号的安全套，以期引起省长对计生工作的重视；另两个是栾启平、谢文强，身为残疾人的他们，因为火车上没有“老弱病残孕”专座，而起诉铁道部。

如果说，公共知识分子的韩寒，是以自己对公共事务的关注获得人们的称赞的话，那么，这几个人，就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实践来获得社会的称赞。公民韩寒以观点和言论影响社会，公民张枫以对自己专业的执着来影响社会，公民栾启平、谢文强以对特殊群体权益的呼喊来影响社会——从这点上来看，他们都无愧于公民的称号。

很多人在渴盼着公民社会，但又不知道公民社会的希望在哪里。看到了这些人，我相信，心怀迷茫的人都应该清楚了，要让这个社会变成公民的社会，那就首先让自己变成一个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