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腐败下的俄罗斯之痛

        《世界博览》17期刊载

    2009 年7月，俄内务部公布了俄全国反腐工作情况，令人乍舌的数据顿时让俄国内舆论沸沸扬扬。面对俄罗斯的腐败顽疾，锐意要向腐败“开刀”的总统梅德韦杰夫公开露面参加了俄NTV电视台的《今日·总体规划》节目，在这个全国知名的电视新闻周刊节目上，总统否定了“俄开始积极打击腐败以来，腐败之风反扑严重，贪污受贿的金额和数量最近大幅激增”的“谬误”。同时对于他强力推行的反腐工作的成效，他解释道：“有人认为迫于反腐的压力，官员们准备最后一次贪污个够，这一说法显然有些夸大其词。事实上在反腐工作中的确发生了什么，导致了受贿官员需要更多的钱，或者发生了其他什么，目前的结果本身并‘不坏’，反腐工作在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虽然梅氏讲话态度乐观，但是俄罗斯的贪污腐败顽疾却并没有想象中的乐观。

“越反越腐”的尴尬

    就在电视节目播出后的第二天（7月27日），俄内务部经济安全局再次发布了全国贪污腐败数据。数据显示：俄全国平均每次贿赂金额已经攀升到了27000卢布（约合人民币7000元），这一金额已经比过去激增了近3倍，而且受贿案件数量比过去增长了26%，共计49000个案件，其中有35000个案件触及刑法。

    如此“可观”的成绩，是由于执法部门“卖力”所致。据俄《生意人》报透露，梅氏总统每月都要提醒执法部门打击腐败。尽管俄高层费劲心机提高反腐工作力度，但是“透明国际”下属俄罗斯反腐调查中心却认为：俄肃贪工作仅仅触及到贪污腐败皮毛，俄内务部公布的数据，仅仅是执法部门敷衍高层压力的“障眼法”，执法部门并不愿意插手危险的“灰色地带”。根据俄反腐调查中心的数据显示，2007年有17%的俄民众承认自己有行贿行为，2009年这一数据已经攀升到29%，这意味着俄检控部门的斩获仅仅是庞大腐败现状的冰山一角。

    面对无孔不入的腐败，俄罗斯有超过一半的国民认为，政府压根无法有效控制和打击腐败。2007年的民调显示只有12%的国民认为政府能有效地打击腐败，随着2008年梅氏总统的上台，亲自挂帅，向腐败宣战，并且要求政府制定全国反腐计划。总统先声夺人的巨大声势博取了不少俄国民众的信任，2009年相信总统和政府会有效制止腐败的民众比例攀升到21%。新总统的积极进取，并不能改变绝大部分俄民众的基本看法：反腐是一项无意义同时高度危险的工作。

    面对内务部公布的“反腐政绩”，俄舆论依然保持一项的谨慎乐观。俄反腐调查中心负责人巴菲洛娃女士公开表示：“所谓的27000卢布这仅仅是贿赂医生，或者是因超速而通融警察的数目，真正的商业贿赂并没有被摆在阳光下。”她认为：俄罗斯目前的反腐工作还限于基层反腐，反腐工作并没有能力在政府中高层中进行，诸如俄罗斯各州首脑和国家各部委官员。俄权贵阶层的肃贪工作让执法人员投鼠忌器，对大权在握的政府大员的贪污腐败案件处理不当往往会使执法人员“乌纱不保”，甚至自己反到变沦为“阶下囚”。反腐权力和贪污腐败官员的权力失衡，使得官员们变得更加明目张胆。

    “如果将反腐工作的重心放在政府中层官员上，那么稽查案件的平均受贿金额也不会是27000卢布，而是27万卢布。根据最近的调查显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官员的受贿‘价目’并没有下降。在分配政府针对金融危机所投入的各种财政资源的大背景下，各级官员开始掀起新一轮的贪污腐败高潮，权力再次成为利益分配天平上最具份量的砝码……”她说道。

    俄罗斯社会已经广泛达成了共识，那就是现在严重的社会腐败已经成为了束缚俄罗斯经济发展的严重阻碍。俄社会腐败总金额已经超过了2400亿美元，根据俄Indem基金的统计，这一数据将更加庞大：仅仅从2001年到2005年俄社会商业腐败金额从330亿美元飙升至3160 亿美元，这一统计数据还不包括俄罗斯政界名流以及工商业领袖。这一时期俄罗斯商人贿赂政府官员的平均金额从1万美元攀升至13.6万美元。Indem基金的数据甚至显示，超过一半的俄民众有过向政府公务人员行贿的经历。

    虽然无法准确调查官员贪污腐败数据，由于俄罗斯官员没有了过去苏联时期官员的特权福利，所以可以通过其生活水平以及其公开收入的比值测算出其贪污腐败程度。在年景较好的2005年，由于高油价的影响，俄罗斯民众收入水平增长了21.3%，而官员通过收受贿赂收入激增了44.1%。

    就在俄罗斯腐败灾情越演越烈的时候，7月5日俄“新闻大陆”网站发起了一项网络调查——“谁能帮助俄罗斯打击腐败？”调查结果显示：超过80%的民众选择“谁也不能”，5%的民众选择“国际法庭”，3%的民众选择“ 总统”，3%选择“司法机构”，还有1%选择“总理”和“国家杜马”。民众的不信任以及“越反越腐败”尴尬现状，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审视和深思俄罗斯腐败现象。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历史和传统影响，让俄罗斯普通人并不认为贪污受贿是非常严重的犯罪。如此观念之下，使得治理腐败不仅仅是一项简单的法律问题或者政治制度问题，而是一项需要彻底改造俄国国民灵魂的巨大工程。

俄罗斯民众对待别人腐败的行为态度很明确“腐败，抓起来，然后坐牢！”，但是对于自己的腐败行为又很暧昧。

宗教和历史的拖累

    贿赂是俄罗斯历史上难以甩掉的包袱，无论是沙俄时期或是苏联中后期，腐败一直困扰着俄罗斯社会，虽然政治经济制度的不完善是滋生腐败的诱因，但是深层次的原因依然隐藏在俄罗斯人的民族性中。作为拜占庭文化和宗教的传承者，俄罗斯民众所信仰的东正教以及漫长的俄罗斯历史塑造了俄罗斯人看待贪污腐败区别于西方民众的独特视角。

    西方公众对贪污腐败深恶痛绝，其信奉宗教的普世教义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基督教中关于原罪以及救赎的概念对于官员腐败和其他社会犯罪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从人的角度看赎罪，基督教认为：是和上帝“修好”的意思，也有“被救赎”的观念。圣经中写道：“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人因为罪而与上帝隔离，生命被罪恶捆绑，罪使人成为被奴役者，而救赎者则是要废除奴役，使人得释放。从宗教的角度看赎罪：上帝是救赎者，在《旧约·出埃及记》中，上帝将他的子民从为奴之地领出来，《新约》则预表耶稣基督要将人为从罪恶释放出来。

    关于救赎论,东正教注重道成肉身。在东正教神学中，很少有涉及人性本原败坏的内容，因此不十分强调赎罪论。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在原罪以及救赎理念上的差异，使得贪污腐败被弱化变成了可以被俄罗斯人普遍接受的行为。

    贪污腐败如同鬼魅一般缠绕着俄罗斯历史延续至今，使得极具忍耐性的俄罗斯民众对贪污腐败习以为常。在18世纪之前，俄罗斯的官员并没有来自君王固定的薪俸，所以只有依靠收受贿赂来维持生计。彼得大帝开创了向西方学习的时代，从1715年开始俄罗斯官员才开始像西方同行们一样享有国家发放的固定薪俸，同时严厉的彼得将收受贿赂列为犯罪。此时强化了的国家机器，需要更多的官僚来维持运转。随着官员数量的增多，国家财力有限，狼多肉少的现实，让底层官员开始运用手中的权力来换取贿赂。

    彼得大帝去世以后，固定薪俸再次被取消，直到叶卡捷琳娜二世上台后，才再次恢复官员固定薪俸，此时薪俸已经由金属货币改变成为纸币。由于克里木战争的失利，在19世纪初俄罗斯国力衰微，纸币大幅贬值，官员腐败再次泛滥。沙俄社会晚期严重的贪污腐败之风已经吞噬掉了最后一丝社会良知，一战期间沙俄官员们甚至将配发军队皮靴和武器的军费也蚕食掉，导致大量士兵因冻伤而被截肢，没有武器的士兵成为普鲁士军队屠杀的猎物。                       

    垂直和专制的国家行政体系，以及维系其运转的庞大官僚机构无法阻止无孔不入的贪污腐败。贪污腐败又使得效率本就低下的国家机器运行效率更加低下，效率低下的国家机器又孕育出更多的腐败，如此恶性循环最终让沙皇的国家机器走向了崩溃的边缘，以至于共产主义的出现，轻易地就终结了沙皇统治。布尔什维克统治初期，获得了相当一部分支持的海军上将高尔扎克组建了新政府，试图在东部对抗布尔什维克政权，但是其内部严重和无法克制腐败最终葬送了他延续“俄罗斯精神”的梦想。

苏联坍塌的腐败之殇

    开创历史新纪元的苏联红色政权，其“先进性”依然无法摆脱贪污腐败的吞噬和磨损……

    苏联的经济政治体系建立于上个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之间，那时俄罗斯依然是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国家。斯大林为了迅速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构建可以保卫政权的国防力量为目标导向，创建了可以调动一切社会资源的高度集权体制，并且迅速实现了国家工业化，最终击败了纳粹德国的入侵。

    斯大林时期依靠官员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以及近乎红色恐怖的肃反威胁，使得贪污腐败行为得到控制。苏联早期贪污腐败被列为“反革命”罪行，并且被写进1922年的苏联宪法。枪决成为了那个时代贪污腐败官员的噩梦。专制、集权的社会主义苏联，依然没有摆脱庞大官僚系统的“贪污腐败诅咒”。 二战结束后，在漫长的“守业 ”岁月中，高度集权的弊端开始暴露出来，官员贪污腐败尤其是以贪污腐败形成的利益集团成为了苏联日后发展的最大障碍。

    赫鲁晓夫时代由于“红色恐怖”得到舒缓，被压抑许久官员的贪欲也开始逐渐复苏。赫鲁晓夫在苏联历史上，第一次将中央权力下放到地方，扩大了地方的自主权。原本想刺激经济发展，提高地方和企业生产积极性的赫鲁晓夫没有想到，地方官员在私利的驱动下，贪污腐败态势开始蔓延。地方通过竞争，获得中央财政发展资金和项目后，便开始巧立名目将款项挪作他用。现今俄罗斯各地那些房间矮小、被称为“赫鲁晓夫公寓”的官邸和宿舍，仍然在无声地讲述那个时代瓜分各种项目建设资金的热度。赫鲁晓夫推动的经济改革最终葬送在了官员谋求私利之手，同样被葬送的还有赫鲁晓夫个人的政治生命。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唯唯诺诺的勃列日涅夫被推向前台来主持苏联大局。在他执政期间，他就悄然取消了干部轮换制，变成了实际上的领导干部终身制。没有失去职务后顾之忧的官员得到了一个“可以恣意妄为，同时不受惩罚”的环境。攀登到权力颠峰的勃列日涅夫，为了稳固地位，大力提拔曾经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事。那一时期，苏联政坛最有影响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就是早年勃列日涅夫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工作时的同事和朋友。在勃列日涅夫带头搞裙带之风的情况下，使得利益集团在数量、规模和谋求私利的程度上都得到了空前提升，权力和利益被苏联官员牢牢地捆绑在了一起。

    各种利益团体，不择手段来维护各自阵营的利益，尤其是那些同一行业的利益集团，如军工集团，石油化工集团等等。在缺乏权力制衡的情况下，各种利益集团为己方阵营的私利而将国家利益视若无物，形成了比个体官员贪污腐败危害更加严重的集团贪污腐败。利益集团严重绑架了社会主义苏联的国家利益。勃列日涅夫时期，军费开支最高曾一度占到了苏联国民收入的21%，居世界首位。军工集团之所以能够争取到这一巨大利益，和以乌斯季诺夫等人为首的军工利益集团的走强分不开。乌斯季诺夫早年曾在斯大林时期负责统筹全国军工生产，晚年又担当苏联国防部部长一职直到病故，是苏联政坛呼风唤雨的人物。

    对于利益阶层的胡作非为以及苏联社会严重的贪污腐败行为，勃列日涅夫根本不管不问，他甚至公开感慨道：“靠死工资谁也生活不下去！”，这种语带默许的公开言论，更加加剧了苏联社会的贪污腐败风气。

    严重的贪污腐败现实，极大地削弱了苏共的社会威信。上世纪70年代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从国家利益出发，准备惩治贪污腐败行为。当他将包括部分勃列日涅夫亲信所在的“强力部门”在内的苏联贪污腐败形势报告递交到总书记的桌案上时，愤怒的勃列日涅夫开始对亲密战友安德罗波夫实施“冷处理”—— 长达3个月不与其见面和通话。直到安德罗波夫将贪污腐败报告进行“美化、清洁”处理后，勃列日涅夫才恢复了同安德罗波夫的交往。

    勃列日涅夫的亲属和亲信，都被安插在国家强力部门就职，他们是保障勃列日涅夫稳固地位的安全基石，这使得最他们可以在最高权力的庇护下肆无忌惮地收刮财富。或许是心灰意冷的安德罗波夫出于对苏联前途命运的担忧，在无法打击利益阶层腐败的现状下，他开始加紧筹划提升国家防暴力量，来防止来自民间的暴乱。上世纪 70年代，在安德罗波夫的授意下，苏联国家安全局（克格勃）组建了“安德罗波夫特种部队”，这支专业化的队伍被后人简称为“阿尔法”部队（安德罗波夫名字希腊文拼写的第一个字母）。未雨绸缪的安德罗波夫没有想到的是，原本要保卫苏联政权的特种部队，最后在上世纪90年代初莫斯科的骚乱中，抛弃了苏共倒戈到了人民一边。

    勃列日涅夫时代严重的集团贪污腐败，让苏联社会产生了深刻地分化。高度集权的社会生态下，腐败的利益阶层主导了影响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决策，而普通民众被彻底边缘化。让人警醒的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社会的经济建设却取得了长足地进步，在1966年到1970年间，苏联经济增长率达到了7.4%，并且在1985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美国的44.3%。但是繁荣之下，却包涵着衰亡的隐疾。各种腐败的利益集团拒绝和回避着任何有利于国家的改革，使得苏联最终走向窘境。

    随后接手的戈尔巴乔夫，虽然倡导锐意改革，但是过于强大保守利益集团纷纷出面抵制和阻碍其改革，再加上戈尔巴乔夫改革政策的偏差，最终使得苏联分崩离析。原本要立志走出一条新路的苏联共产党，最终倒在了官僚贪污腐败的泥潭中。

反腐，权术下的道具  

俄罗斯国内的讽刺漫画

    对民主、自由的渴求使得俄罗斯人能够打破旧制度，但是却不足以建立新制度。蹒跚学步的新俄罗斯新官僚体系，延续着苏联时代的严重贪污腐败，私有化伴随着官员的贪欲在无序、无制地膨胀着。官商勾结倒卖国有资产蔚然成风，迅速造就了第一批富可敌国的寡头，寡头们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后，又想通过俄罗斯民主政体的漏洞进入政界，来保护既得利益。如被誉为“政坛鬼才”的寡头别列佐夫斯基，甚至在1999年进入联邦杜马。

    经过长达近10年的混乱，直到1999年普京担任代总统后，才使用霹雳手段来打击寡头，恢复社会秩序。普京推行的改革，是通过扩大强力部门权势，依靠强大的国家官僚机构，并且通过扶持小寡头，来对抗已经取得既得利益的大寡头。通过打击寡头来推进国有化进程，消除两极分化。这位前克格勃同时又是法律专业人士的总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权术大师。他通过“反腐”手段巧妙地限制强力派做大，同时借其手打掉干涉“朝政”的寡头，留下听话的寡头作为自由派来对抗官僚阶层的强力派。游走其间的普京，不但平衡了双方力量，而且为自己赢得了俄民众广泛的赞誉，同时在官僚体系中巩固了自己的执政根基。

    曾经作为普京臂膀，后被普京遗弃的一位前副总理，最近通过媒体透露了普京打击尤科斯石油公司前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内幕。由于普京深信霍多尔科夫斯基在没有其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向其反对党派提供政治资助，最终霍多尔科夫斯基在6项经济犯罪的起诉下锒铛入狱，他旗下的尤科斯石油公司也在政府暗箱操作的情况下，被以大大低于市值的 “白菜价”拍卖出售了。

    近日普京下令关闭和稽查俄切尔基佐夫市场，也是为了打击依附于莫斯科市长的亿万富豪捷尔曼·伊斯梅洛夫。类似的打击已经在去年9月进行过一次，中国商人成为了这场政治内斗中的牺牲品。普京打击对手的手段就是高举“反腐”名义，以市场内出售货物为灰色清关为由，关闭了市场，虽然所有人都清楚问题的真正源头在于俄罗斯海关系统存在严重的贪污腐败问题。

    事件发生初期，莫斯科市长甚至一度拒绝执行关闭市场的命令，理由是应该先追查海关部门的失职。随着站在“道德高地”的普京高举“反腐”大旗，并且调遣强力部门介入，莫斯科市长才开始“积极 ”配合总理的工作。有分析人士指出，莫斯科市长的夫人从事房地产生意，而且已经跻身于俄罗斯富豪榜之列。虽然没有确切证据显示市长使用权力为夫人开路，但是根据俄罗斯目前的社会生态，市长夫人如果没有权力的庇护很难拿到地皮。存在“软肋”的莫斯科市长在“反腐”的屠刀下，只能屈从总理的命令。

    捷尔曼·伊斯梅洛夫公开辩解称：“我拥有这座市场，但不拥有这个市场中交易的商品，我只是出租商铺摊位！”言外之意，暗指普京借“反腐”之名打击异己。

    在总统宝座上摸爬滚打了近10年的总统普京，通过强化集权政权，用“大政府”使俄罗斯恢复了秩序。金融危机不期而至，让高度集权的庞大官僚机构的贪污腐败问题日益凸显出来。俄罗斯社会从幼儿园到军队，从远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到西方飞地加里宁格勒的政府机构都存在复杂的腐败问题。面对这一严重社会问题，新上台的梅氏总统开出了新药方。

    2008年梅德韦杰夫在前普京强大的权势阴影下，登上了总统宝座。面临脆弱的执政根基和贪污腐败严重的实现困境，上台伊始的梅氏便祭出了“法制肃贪”的大旗来解决所有问题。通过强化肃贪的声音来争取国内民众的支持，同时可以用“肃贪”来打击和压制总理普京的政治势力。梅氏将宝全部押在了司法部门的身上，通过强化“法制肃贪”，可以使目前没有被普京完全“收编”的司法部门成为自己的政治根基。

    梅氏上台不久就任命自己在圣彼得堡大学法律系的学生出任司法部长一职，随后又任命其亲信为司法部副部长，并酝酿将最高检察院的部分重要职能划归已由嫡系掌控的司法部名下。与梅氏素有渊源的俄联邦仲裁法院院长的地位也有加强的趋势。现任联邦总检察长也与梅氏交往日益密切。梅德韦杰夫希望由自己人出任总检察长一职的想法被普京否决，梅氏随后将调查权重归检察院，使总检察长摆脱了强力集团的羁绊，整合了国家司法阵营的力量为己所用。

    在俄罗斯不健全的民主体制下，羽翼未丰的梅氏总统所祭出的“法制肃贪”，只能有限地打击底层贪污腐败官员，而不能有效地触及高层贪污腐败官员，因为过度使用司法武器最终有可能把“挺梅”大计，弄巧成拙地变成“倒梅”的恶果。总统还需要这些贪污腐败官僚来实现自己的政治蓝图，虽然俄反腐部门建议成立类似于乌克兰独立于政府机构外的反腐调查部门，整合和统一俄罗斯互相重合的反腐部门。但是这必将导致总统和总理纷纷失去对反腐部门的控制，同时独立后的反腐部门又会威胁总统和总理的政治势力。

    最关键的是：俄罗斯还不是一个真正的法制国家，司法并不能独立于权力之外，没有司法独立作为根基，反腐机构很难做的真正独立。对于这一点梅氏总统心知肚明，他最近在接受新闻媒体采访时意味深长地讲到：“我们不能仅仅局限在完善法律条文的工作中，我们还应该充分学习怎样使用现有法律来打击和遏制贪污腐败！”如果说普京将俄罗斯恢复了秩序，那么梅氏总统的政治抱负是将俄罗斯真正送入法制社会的正轨。让高度集权的官僚统治让位给法制，只有这样国家才能真正走向强国之路，而梅氏也能真正获得法律所赋予的总统权威。

    普京当前仍然扮演着俄政坛“ 最终裁决者”的角色，拥有巨大的声望和政治影响力。虽然梅氏总统在积极向实权总统的方向努力，但其现阶段所实行的所有政策都是“普京强国路线”框架内之义。只要梅氏不背弃航向，普京便会在一旁默默支持。双核心共同认同是“俄罗斯走向强国之路”，“强国梦”构成了双核心之间妥协契机，也是俄政治稳定的基础。

    尽管梅德韦杰夫已经认识到依靠独立健全的司法系统可以遏制贪污腐败的蔓延，但俄罗斯根治贪污腐败的进程依然漫长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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