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日前撰文，说中国不畏惧且能坦然面对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实现由出口依赖型向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转变，更加注重自身经济结构的调整，都表明中国的经济再平衡进程早已展开。

中国应当淡然面对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因为“全球经济再平衡”将是危机后全球经济调整的一股新潮流。尽管我们担心“全球经济再平衡”会带给中国一些不确定性，例如，在中国轮胎特保案后，美国及其他国家针对中国的贸易争端可能还会“接踵而至”。作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出口国，中国将感受来自贸易保护主义的巨大压力，贸易条件的恶化已经超出我们推进国内经济转型的速度。但是，鉴于全球经济失衡确是一个事实，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或许可以重塑危机后的全球经济秩序。

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调整进程已经展开。以美国为例，尽管美国的确在拿“经济再平衡”来敲打中国，但仔细观察美国也正朝着经济再平衡的方向进行调整。当下，美国经济已趋于需求的收缩，如信贷规模的萎缩、进口和经常项目赤字下降了将近一半(与2008年相比)，以及美国家庭的储蓄率已持续上升至接近两位数水平。尽管美联储奉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但“量化宽松”并不意味着信用的扩张，伯南克只是尽量想“平缓”经济调整过程，绝不是想改变经济调整的大方向。

奥巴马的话清楚地表达了美国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看法，“我们不能再回到之前那个时代：中国、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只是卖东西给我们，致使我们在产生大量信用卡债务或房屋权益贷款的同时，却没有出口任何东西给他们。”一旦美国经济已朝着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方向前进，影响最大的国家将是对美贸易顺差额最大的国家，中国将首当其冲。

在过去，作为一个出口依赖型经济大国，中国已从全球经济的失衡中获益良多。数据显示，2001年至2007年，中国GDP中出口所占比重已从20%跃至36%，几乎上涨了一倍，同期全球GDP中出口所占比重也从24%升至31%。但是，随着美国的需求收缩，外部需求势必也将萎缩，全球经济再平衡将对中国的现有经济增长模式构成很大的挑战。所以，中国必须面对现实，从过去出口依赖型的增长模式中惊醒过来，转向以扩大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增长模式。

不过，在金融危机下为弥补外需不足和刺激内需时，我们主要还是通过政府向公共部门注入强大的流动性，促使短期需求的急升，以此来平衡因出口的突然萎缩而出现的巨大产出缺口。虽然中国经济率先出现了危机后的复苏，但却把一个更加失衡的经济结构留给了未来。例如，当下中国的投资率已超过了50%，这意味着未来中国经济需要有更大的外部需求才能得到平衡。这表明，当下中国在实现增长模式转变的同时，还应当更加注重调整自身的经济结构。特别是不能因为近期欧美经济指标出现好转，又开始奢想重新依赖外部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因为，欧美国家因“补库存”引发的增长效应注定是短暂的，在这一周期结束后，关键还要看私人需求能否迅速跟上。有鉴于此，在实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基础上，我们只有通过加快自身经济结构的调整才能真正促进经济增长。

这场金融危机在主观和客观上都已促使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与重塑，中国主动选择了由出口依赖型向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刺激消费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转变，“保增长，调结构”的调控目标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的经济再平衡进程早已展开了。面对全球经济的再平衡，谁拒绝调整，谁将承担未来更大的风险。

中国已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应该直面而不是回避这场全球经济的再平衡过程。例如，中国在下一阶段将调整经济结构作为主攻方向，更加注重以内需特别是最终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另外，通过抑制过剩产能、推进低碳经济模式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等政策措施，来积极地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所以，中国不畏惧且能坦然面对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尽管这将使中国的出口及经济增长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

一旦中美两国都已开始了经济再平衡的调整进程，就意味着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长模式都面临了短期调整和长期重塑的压力与挑战，但谁调整得越快、越主动，谁将重新确立在未来全球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影响与作用。

然而，中国在世界经济竞争中，还有一个比刘煜辉所说中国面对全球经济再平衡更严重的问题；就是中国经济结构的不适应市场经济规范的问题，经政合一的弊端日益明显；而且不仅为欧美发达国家所诟病，也将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全球经济再平衡，最后拖垮经济。而这个弊病，却与中国的政治体制紧密关联，更改不易。

英国《金融时报》曾报道说，在中国，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就是理清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真正关系。自数年前大型企业开始海外收购以来，这里也成为了一片外交雷区，最明显的例子是2005年中海油竞购优尼科一事，在美国国会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北京方面一直煞费苦心地辩称，大型国企是由商业目的驱动的机构，正在开辟属于它们自己的道路。这种解释有一定道理，在中国的五年计划和详尽产业政策的表象之下，国有集团之间的激烈竞争从未间断，它们的行为有时就像是封地领主，为争夺更多的地盘而展开决斗。然而，过去一年中，政企分界线已变得更加模糊。而今，要想论证“中国公司”这个概念不过是子虚乌有，难度要大得多。

最明显的例证之一是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2006年和2007年间，政府将四大银行中的三家在香港证交所上市，作为提高其商业化程度的改革举措之一。当时，它们聘用了经验丰富的高管人士，官员们也表示，放贷行为受政治因素驱动已成为过去。然而去年年底，当经济开始迅速放缓时，当局重新发挥出了影响力。各大银行的首席执行官接到了加大放贷力度的指示。今年，以本币计价的银行信贷增幅为164%。此轮放贷为经济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但如果信贷热潮以一轮新增坏账告终，银行股东们将不会那么高兴。

政府的幕后推手在中铝案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今年2月，中国最大的铝制造商——中国铝业同意以195亿美元投资矿业巨头力拓（此笔交易于今年6月流产）。鉴于此笔交易本将成为中国国企迄今最大的一笔海外投资，同时又涉及澳大利亚最重要的一些矿业资产，它肯定会比较敏感。但交易宣布数日之后，中铝首席执行官肖亚庆被中共人事部门调到政府工作。中铝不得不找来另一位首席执行官出面交易。

国有行业信誉所遭受到的最严重打击，却来自与力拓的另一起争端。今年7月，力拓中国代表处的4名高管被捕，其中包括负责力拓中国铁矿石业务的澳大利亚公民胡士泰(Stern Hu)以及三名本地雇员，他们的罪名最初被描述为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国家机密，这在中国相当于间谍罪。由于有关此案的其它信息披露的少之又少，许多分析人士认为逮捕事件背后存在政治动机。此前不久，力拓对于中铝投资计划的热情有所冷却——这成为了一个过结。更重要的是，力拓每年都与其它两大矿商必和必拓(和巴西淡水河谷(Vale)一道，与中国钢企进行铁矿石价格谈判。中国过去曾大声抱怨，称这些矿商的行为像不负责任的寡头。

有人觉得，当局正以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为由影响商业谈判，对于许多在华运营的跨国公司来说，这预示着一种可怕的前景——员工可能被随意拘禁，其资产也可能被没收。一位驻美资深中国观察家表示：“奥运会为中国带来的所有公关财富，以及为塑造一个更温和形象而付出的所有努力，都因此案而付诸东流。”一个月后，此案由国家安全部转交当地警方，作为普通刑事案件立案审理，指控也减轻为贿赂和窃取商业机密。不过，其中三名中国籍高管仍有可能在监狱里呆上一段时间。以国家机密为由介入这起看似属于商业纠纷的案件，这种做法实际上已经造成了损害。北京咨询机构龙洲经讯的葛艺豪表示：“这一点有力地提醒了全世界，要把中国政府与大型中国企业的利益区分开来，即使不是不可能做到，也是十分困难的。”

在中国，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界限向来难以划清。过去一年里，划清这种界限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在中国，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就是理清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真正关系。

由于有关此案的其它信息披露的少之又少，许多分析人士认为逮捕事件背后存在政治动机。此前不久，力拓对于中铝投资计划的热情有所冷却——这成为了一个过结。

如果说，政经合一的体制问题在国际上使中国将遭遇重重麻烦的话，那么国内的贫富不均、两极分化不断加剧的趋势，将会使国家向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转变，更加注重自身经济结构的调整，带来更切实的困扰。

根据最新发布的“胡润百富榜”显示，如今除了美国之外，中国百亿富翁的人数已经超过其他国家排在了世界第二。2009年胡润百富榜显示，如今中国百亿富翁已有130名，和去年相比增加了29人。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根据福布斯的财富榜单，美国的百亿富翁有359人，俄罗斯有32人，印度24人。中国的富翁人数在世界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排在了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中国的超级富翁们已从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或者说，这些超级富翁根本在经济危机中未遭什么创伤，受巨大损害的仅仅是绝大多数老百姓。

胡润生说，中国的富人正在变得越来越富有，和去年相比，上榜者的平均资产增长了近三分之一，达到了平均5亿7100万美元。尽管今年的百富榜把入榜的门槛提高到了资产1亿5千万美元，和去年相比足足多了50%，但是在今年榜单上却有180个新名字出现，并且有7名企业家都是首次挺进前十位。胡润表示，事实上还有一些富翁，由于资产没能完全统计而没有上榜，其中包括，世界第四大电脑生产商联想集团主席柳传志，以及海南航空创始人陈峰。

胡润表示，中国富豪们的财富总值在持续增长。而这背后主要的推动因素就是中国的城市化趋势，随着城市化的趋势，大量人口进入城市，就需要建造新的住宅房、写字楼甚至新的商场来满足城市人口增多的需求，这就给房地产开发商提供了很多机会。城市化的进程不仅需要房地产开发商，还有钢铁制造商，而由此新兴的就是汽车行业。榜单首富王传福，就是从事汽车和电池制造业的比亚迪公司董事局主席，美国巨富巴菲特也入股该公司。王传福以财富51亿美元登上榜首，其财富较去年增加了42亿美元，排名从去年的103位上升到了今年的第1位。而排名第二的是张茵家族，拥有从事生产包装纸的玖龙纸业。第三则是拥有世茂集团的房地产商许荣茂家族。

胡润分析榜单富翁主要从事的行业说，“创造财富最大的三个行业就是：第一，房地产；第二，还是制造业，因为中国从人数，在我们百富榜上看，排名也是第二；但是第三名，而且发展速度很快的，那就是金融投资这个行业，有的企业家做了房地产好几年，但是现在也改到金融投资了。”但胡润也估计说，参考西方国家，例如在美国的富翁中，房地产开发商已经不再占最高比例，而服务业，也就是第三产业开始崛起。创造高利润的行业开始显现在，例如媒体界，IT界，投资界等领域。

上述可知，中国拉动内需产生极少数超级富翁，而这些富翁的诞生渠道在于房地产和金融金融行业。且不说财富极度快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带来的社会不公和社会矛盾集中与加剧，仅仅是房地产商的暴富，除了让无数老百姓转化为房奴外，还将给国家造成巨大的隐患。众所周知，美国的经济危机，就由房地产、金融投资业滥觞。

再看去年百富榜上的首富，拥有国美电器股权以及鹏润地产的黄光裕，今年却降到了第17位，并且目前因涉嫌操纵市场而被捕。而其竞争对手苏宁电器的张近东以财富41亿美元首次超过他，排名第十。而这，也很明显地反射出中国政经合一给民营企业带来的伤害，民营企业一旦负责人出问题，该企业就立即下坡甚至死亡。

政经合一、两极分化局势严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硬伤。治疗它们，惟有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否则，不仅不可能奢谈“中国不畏惧且能坦然面对全球经济的再平衡”；而且隐藏世界经济危机复苏后，中国经济却严重滑坡甚至崩溃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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