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省启动第二轮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建设项目，咸宁崇阳县位列其中。截至今年9月底，该县共发现73名艾滋病感染者，其中72人是农民，59人是外出打工期间感染；有3例是吸毒和输血感染，余下70例全是经性途径感染。（长江日报2009年11月2日）

也许这样的数据统计和分析不一定完全科学、正确，但其指出的现实问题却是如此的真实。

面对湖北崇阳县这些农民工的不幸，也许有人会说，这都是他们自作自受的结果，这都是他们不洁身自好而应得的报应，怨不得谁；也许有人还极其厌恶和鄙视，认为他们下流、肮脏。

尽管如此，在我的心底，却有一种说不出的伤痛，只觉得酸酸的。想想我们这个社会，有的时候不知道真该说什么才好，一些最基本的需求却要承载如此沉重的代价。

这样其实给我们这个社会提出了一些很严肃的问题。一是“被窝子”问题。因为农民工感染艾滋病，无非是两种途径：一种是吸毒，这种途径费用比较高，可能性不是太大；另一个就是通过性接触，因为长期离开家庭，性需求得不到满足，就有可能在外面发生性行为。

中国的农民工不仅忍受着打工的艰辛，还要忍受西方人难以想象的无性生活，不仅长期离开家庭，而且“被窝子”长期是孤独的、冰冷的。“性学专家”、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张枫有段话很让人深思，“男女两腿之间无小事，性伴随人的一生。都说政府要关心老百姓的钱袋子、米袋子、菜篮子，我觉得‘被窝子’也很重要，也需要关心，不能当它不存在。”

想想那些背井离乡的民工们，挣钱艰难，过个性生活也艰难。如何让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能够融入当地城市生活，能够过上完整、正常的家庭生活，恐怕也不是农民工个人考虑的问题。

二是“性道德”问题。据广东方面的一些调查，外来流动人口当中，有三成男性有各种其他的性关系，这个比例也和湖北崇阳农民工当中有这么多人得艾滋病可能有某种联系。

所谓各种性关系，当然有很多种，比如找小姐、一夜情、“二奶”、“小蜜”、情人、婚前性行为、同居等等，性行为方面的比较“开放”、“随便”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在这样的大势下，恐怕那些过去性教育匮乏、性观念保守的农民工也为随大流。这些现象其实也给我们这个社会提出了一个“性道德”的问题，从当年的性禁锢到今天的性开放，我们其实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如何把握好这个平衡点，还有一段路要走。

三是农民工维权问题。这是延伸而来的一个问题，无论是“被窝子”，还是“性道德”，实际上也涉及到农民工维权的问题，如何从经济上、社会上、文化上真正给农民工以平等地位、平等权益。农民工生存环境差，即使是夫妻同在一个工厂打工，也有可能无法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因为没有宿舍。而社会上的地位自不用说了，城市人不干的，他们可能都在干，城市人有的、可以享受的，他们可能都没有、都不能享受，因此他们挣点钱，养个家，糊个口，却要两地分离。令人揪心的还有农民工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发生性行为时不使用安全套，而这样的意识恐怕也还有社会和部门的缺位吧。

尽管这只是亿万农民工当中的少数，但从其背后折射的问题和伤痛却不在少数，这样的问题已远远不止是农民工的伤痛，而是我们整个社会的伤痛！这种伤痛，有时候想起来，真的是说不出口，因为我们都是从广大农村走出来的，我们都是农民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