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去世和“战神”的升空

中国著名科学家，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技术奠基人钱学森的去世，引发不少人的感慨和评论。

历经5年坎坷终于“海归”投奔祖国，在极其艰难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氛围中白手起家，使原本在航天领域如一张白纸的中国，在短短几十年里成为世界屈指可数的拥有实用化战略弹道导弹技术的国家，成为位居世界前列的宇航大国、强国，钱学森和他的同仁对此付出了心血和才智，赢得了崇高的声望和国内外同仁的敬重，可以毫不含糊地说，他创造了一个奇迹。

对于钱学森们所创造出的科学奇迹，给予任何崇高的评价都毫不过分。虽然中国号称火箭的故乡，但自清初以降，军用火箭技术非但毫无发展，反倒在原有基础上大幅后退，“民用航天”更停留在“万户火箭”的狂想主义水准，以致到了40年代末，中国的科研机构甚至连最原始的现代火箭——美国“巴祖卡”反坦克火箭弹，也无法100%地复制出来。钱学森和他的一般同仁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凭借按美国五角大楼的研判早应过时的旧心得，和前苏联有限的帮助，把导弹送上天，把卫星送进太空。如今中国已能发射各式洲际弹道导弹，实现探月和载人航空，追根溯源，钱学森等第一代中国航天人的贡献理应大书特书。

然而谈到钱学森、谈到中国航天，就不能不看到这样一个事实。

作为冯.卡门的高足，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喷气研究组组长，五角大楼科学顾问小组成员，作为参与过对纳粹火箭技术成果接收与剖析的骨干，和美国火箭研究领域一度的尖兵，可以说，就钱学森个人而言，他最初所接触、所获得的火箭技术，与美国是几乎同步的。但当1960年，根据苏联P-2导弹仿制的、射程仅600公里的“东风一号”近程弹道导弹升空时，美国已开始部署射程10140公里的“大力神-1”洲际弹道导弹；当1970年，中国刚刚用“长征1号”将首枚人造卫星送上太空高唱《东方红》之际，用史上推力最强的“土星-5号”火箭发射的阿波罗11号登月飞船，已在一年前将两名宇航员送上了月球。就在钱学森去世前3天，最新的美国“战神IX”火箭成功试射，将成为今后太阳系、银河系探索和载人飞船发射的主力军，而曾让中国人眼热的航天飞机，已功成身退，结束了最后的使命。从纵向看，中国航天进步显著，但从横向比，曾在钱学森这个节点上差距不大的中美两国，距离却被拉得很大。

中国并不缺乏如钱学森这样的科学精英，邓稼先、钱三强等无需多提，如今跟国际先进水平差距更大的飞机制造领域，建国初年也拥有在英、美参加过第一代喷气战斗机研制的黄志千、徐舜寿等人，他们的才能和努力，让中国平地建起了诸多高科技领域的高楼，但曾拥有不亚于外国同行专业阅历、水准的他们，却并未能完全实现自己的夙愿：让中国在自己研究的领域里傲视全球，成为领先者。

曾有日本科学家感慨，“土星-5”的各单项技术，当时的日本同样掌握，但整个“阿波罗”计划之庞大、周密，是一个完善的系统工程，而这方面日本的差距实在太大。日本如此，中国亦然，如果说在个别节点上，中国与国外的差距并不大，那么在总体、系统上，这一差距是相当惊人的。

不论是航天、航空或核技术技术，美国都实行过“拿来主义”，引进外国专家，吸收盟友技术，借鉴纳粹成果，但与此同时，他们自身在这些领域也有雄厚实力和丰富积累，如火箭技术，美国陆军航空局就潜心钻研几十年，国内一些知名院校也建立了多座专业研究机构，正是在这样深厚的科学和专业基础上，美国的“拿来主义”才会让其青出于蓝，后来居上，最终成为世界高科技领域的执牛耳者。反观中国，尽管高科技、尤其国防科技领域，是建国后最受重视、被“非科技因素”冲击最轻的部门，但不论基础科学或专业研究，不论软硬件实力或学术氛围，都离国际先进水平有不小差距，这种总体性的差距，绝非钱学森等少数科学精英一己之力，可以缩短的。

今天中国的经济实力已非钱学森等归国时所能比拟，今天中国所能投向科学研究领域的人力、物力、财力也相当可观，如果说，当年中国面对一穷二白的国情，和迫切的现实需求，不得不将宝押在钱学森等少数精英身上，“有所为有所不为”，是合理的、也是无奈的话，今天的中国就更应将最多气力花在固本培元上，花在科普、基础学科，以及整个科学体系、科学氛围的营造上，惟如此，才能让新一代的钱学森们，得到充分发挥潜能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