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1年4月上台，至2006年9月下台，在日本战后历届首相中，小泉纯一郎在位时间名列第三，仅次于佐藤荣作和吉田茂。日本读卖新闻社9月2日公布一项网络民意调查：战后历代首相中，谁的评价最高？小泉纯一郎以41％支持率名列第二，仅次于率领日本走出战后混乱状态，缔结《旧金山和约》的吉田茂，而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田中角荣以36％的支持名列第三。
部分日本网民的这项选择结果可能让国人吃惊。对于中国来说，小泉五年多的执政，以6次参拜靖国社为象征，给中日关系带来极大伤害，很大程度上动摇了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时的初衷和共识基石，并给未来中日关系发展和定位投下巨大阴影。
本文从七个方面盘点小泉给中日关系带来的破坏。需要事先指出的是，有些事态表面上没有小泉直接参与，但与小泉政权、小泉推行的政策及其后果有关，小泉负有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还有一些事态与日本社会整体保守化、右倾化有关，也与日本重新定位国家战略和外交关系有关，但小泉的所作所为在其中起到助推作用，小泉同样难逃其咎。
（一）六次“拜鬼”，动摇中日关系基石，堵死中日高层交往
当今后研究中日关系的历史学家回顾21世纪初期时，小泉纯一郎6次参拜靖国神社肯定躲不过去。小泉在为自己辩解时，总是借口中日关系不仅仅只有靖国神社问题。某种意义上,小泉这么说也有一定道理，但靖国问题恰恰是在小泉那里，才成了中日关系的象征性问题和最大悬案，成为国家意志较量和民族感情冲撞的“节点”。
为叙述方便，我们不妨先再次回顾一下小泉历次参拜的时间。2001年8月13日，第一次参拜；2002年4月21日，第二次参拜；2003年1月14日，第三次参拜；2004年1月1日，第四次参拜；2005年10月17日，第五次参拜；2006年8月15日，第六次参拜。
如果说，8月13日的第一次参拜，小泉考虑更多的是自民党总裁选举的拉票需要，接下来几次参拜中，参拜靖国神社逐渐成为一种深思熟虑的外交或者说战略选择。日本指责中国，把靖国神社当作一张“外交牌”向日本施压，但事实证明，恰恰是日本在充分玩弄“靖国牌”。使之成为煽动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和反华情绪、使日本社会和国民摆脱战争“罪恶感”、走向“正常国家”的一张王牌。
在这个过程中，小泉极尽出尔反尔、欺骗投机、蛮横傲慢之能事，甚至倒打一耙，把造成中日高层交流困境的责任推到中国身上。
2001年8月13日，小泉第一次参拜。应该说，从原先向选民“承诺”的8月15日提前两天，固然与中国外交人员和日本政界人士的努力分不开，但至少小泉作出妥协姿态。这种“灵活性”很快又有体现，10月8日，小泉“闪电式”访问中国，尽管不是正式访问，但小泉在会见中国领导人后，还前往卢沟桥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虽犹豫再三，小泉在卢沟桥还是提出“忠恕”的说法，婉转表达道歉之意。
小泉这一动作得到中国政府赞赏，大大减轻了参拜带来的不良影响。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当天会见小泉后，又于10月下旬在上海举行的亚太经合论坛峰会期间专门会见小泉。在同一个月两次会见同一国的领导人，是比较少见的，也传达出中方对小泉第一次参拜的既往不咎和对小泉本人的期望。
2002年4月12日，小泉应邀出席中国海南博鳌亚洲论坛，在讲话中明确提出了“中国的发展不是威胁，而是机遇”。中方对此也予以非常积极的评价，中日关系很快朝着改善的方向发展。但小泉表达对华善意的话音刚落，4月21日，小泉在靖国神社春季大祭期间第二次参拜。这给中国留下了小泉“言而无信”的印象，自此中日两国领导人互访中断。从中日关系大局出发，当时中国领导人采取在“第三国”与小泉会谈的方式，以促其放弃“参拜”，并保障首脑会谈渠道畅通。
2003年1月14日，小泉突然第三次参拜靖国神社。在这次参拜后，中方还是坚持“第三国会见”的方式，仅2003年一年中，中国领导人在多次国际场合与小泉会谈，但这些信号并没有得到小泉的积极回应。
2004年元旦，一身日本传统服饰装扮的小泉第四次参拜靖国神社。3月，中国政府派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为特使访问日本，在赞赏了小泉的中国发展机遇论后，委婉的提出希望妥善处理敏感问题的要求。11月，中国领导人两次会见小泉。在会见前，小泉曾经表示将在会谈中就靖国神社问题给予明确的答复，所以中方才同意会见。但是两次会见都以各说各话告终。
至此，中日关系已经暗流涌动，中国民众对日本领导人出尔反尔、肆意伤害中国人感情的做法越来越不满。2004年6月，亚洲足球赛杯在北京举行，这种愤懑情绪在观看比赛中得到了宣泄渠道。两国国民的情绪对立开始显著化。
2005年4月，北京、上海、广州各地发生反对日本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示威活动。活动中出现个别不理性行为，但日本媒体迅速把它渲染成“反日游行”，自此，中日关系急转直下。在这种困难局面下，中国领导人提出关于改善中日关系的五点主张，这可以说是中方最后一次诚意的表达，但小泉依然没有做出善意回应。5月，正在日本访问的中国副总理吴仪临时取消与小泉的会晤，提前回国。从这桩准外交风波看出，小泉在参拜问题上的顽冥不化对高层交往开始产生负面影响。
然而，这时候小泉已经尝到了参拜的甜头。由此激发的民族情绪互动使参拜不但没有成为小泉的政治负担，反而成为维持内阁支持率的一种捷径。在右翼保守势力构思下，靖国问题还成为借口对抗中国、实现其他日本国家目标的工具。
2005年9月，小泉解散众议院，并在随后的选举中大获全胜。其政治生涯达到顶峰。至此，他已无所顾忌，10月17日，即中国“神六”载人飞船成功回归之日，小泉身穿普通西服，以“简易”模式第五次参拜靖国神社。小泉“轻装”参拜并非在乎中国批评，而是当时日本一家法院刚判决小泉参拜“违宪”。2006年2月，中国国务委员唐家璇在会见日本客人时，明确表示中方已对小泉不抱希望。
至此，在小泉的一次次冲击下，中日领导人高层会晤的大门彻底关闭。前日本驻华大使谷野作太郎在接受《亚洲周刊》专访时曾说过，首脑互访的意义，在于清楚明了地告知各自国民，双方政府都重视相互间安定友好的国家关系，对促进国民间相互理解的良好气氛尤为重要。小泉在任期间，从未实现过中日正式首脑互访，而“择第三地会晤”也变得遥不可及。
（二）清洗“亲中派” 堵塞中日有效沟通渠道
首脑交流无法实现，曾经在中日关系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友好人士”沟通渠道，也因为日本政坛对华强硬势力的膨胀而遭遇寒流。在日本政坛有影响力的“知中派”，如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原自民党干事长野中广务、原外务大臣田中真纪子、原内阁官房长官福田康夫先后被逐出政治中心舞台，使日本对华关系进一步失去调整和缓冲的平衡机制。
田中真纪子是田中角荣之女，因父亲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之故，田中真纪子对中国比较友好。2001年，在真纪子大力支援下，小泉成功当选，真纪子因而被称为“小泉首相诞生之母”。在小泉第一届内阁中，田中入阁担任外务大臣，但不久在田中与外务省官员的争端中，小泉选择牺牲田中。
自民党桥本派长老野中广务是中日政党交流的重要沟通渠道之一。2003年，小泉第二次竞选自民党总裁，并成功分化最大派阀桥本派，小泉顺利连任后，野中广务感觉大势已去，留下后来入选年度流行语的“毒馒头”一话后，愤然从政坛引退。此前，桥本派会长桥本龙太郎在2001年总裁选举失利后，已屡遭小泉势力排挤。
福田康夫原本是小泉最为倚重的内阁大臣之一。福田康夫之父、前首相福田纠夫曾是小泉的政治恩人。后来，因为福田康夫反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小泉在第三次组阁时把福田逐出内阁，并彻底封杀其政治影响力。今年7月，福田宣布退出自民党总裁选举，反对小泉参拜的自民党阵营顿时群龙无首。
现任经济产业大臣二阶俊博主张以对话方式解决中日东海油气田问题，结果被右翼势力扣上“卖国大臣”、“江湖骗子”等骇人帽子。
在这种气氛下，日本政界纷纷视“亲中派”的标签为蛇蝎，批判靖国神社的声音也日渐忒微。
不仅如此，日本外务省内的“中国学派”本是一帮职业外交人员，但由于直接负责处理对华关系，且比较了解中国，那些人也因此遭到冷落或清洗。日本保守媒体抨击他们推行的对华政策是“软骨头外交”、“磕头外交”，右翼团体甚至直呼那些人为“媚日派”，并不时发出恐吓之音。使得在即使正常处理中日关系时，外务省官员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使得日本对华政策越趋强硬，而缺乏必要灵活性。
（三）煽动狭隘民族主义和反华情绪毒化国民感情
小泉等人肆意妄为的直接后果之一是日本国内偏狭的民族主义思潮盛行，右翼势力和言论大行其道。
小泉执政期间，日本媒体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大肆炒作一切与中国或中日关系相关的负面事件。较早较有影响的是2002年的沈阳领馆事件。那年5月8日，5名不明身份者试图强行闯入日本驻沈阳领事馆。为领馆提供警卫任务的中国武警战士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紧急状况，竭尽全力阻拦他们的闯馆行动。在事先征得日方一位副领事同意后，中国警方进入领馆签证处，将两名闯馆男子带离。
不料，日本方面就此向中国政府连连发难，将所谓中国警方“非法侵入”领馆事件连番爆炒。上至日本首相小泉、下至各右翼媒体，纷纷指责中国违法，甚至称是对日本的“侮辱”，并对中国提出了一连串不合理要求。然而，事后揭露的事实是，这起事件背后本身就有日本媒体参与其中，“导演”痕迹昭然。
此后，类似新闻层出不穷。如所谓中国潜艇“入侵”日本海域事件、钓鱼岛问题、中日东海油气田问题、亚洲杯球迷事件、中国军事透明度问题、日元贷款问题、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外交人员自杀事件、中国各地所谓“反日”游行，等等。每次日本舆论和政界都做出义愤填膺状，煽动普通民众的仇华情绪，甚至个别中国人在日本的犯罪行为经过媒体渲染，也被涂抹上政治色彩。
这种不负责任的煽动直接导致一些右翼的暴行。2004年，右翼团体“日本皇民党”成员驾驶大型宣传车猛撞中国驻日本大阪总领事馆，并纵火焚烧，导致馆口多处起火。2005年1月，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日方召集人、日本经济同友会前代表干事小林阳太郎家门口被人扔进两个燃烧弹。小林曾在记者会见中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提出过批评。2005年，多个右翼团体联合组织规模浩大的反华游行，几天后还冲击中国驻日使馆。2006年8月15日，右翼团体“大日本同胞社”成员堀米正广闯入自民党前干事长加藤弘一位于山形县的老家，纵火焚烧。堀米肇事后企图剖腹自杀未遂。加藤是目前硕果仅存的主张对华友好的资深政界人士之一。
小泉的“言传身教”对毒化中日关系，隔阂双方国民感情起到推波助澜作用。日本《读卖新闻》与美国盖洛普去年11月联合实施的一项民调显示，76％的日本人从中国增强军力中感到“威胁”，72％受访日本人“不信任”中国。
日本文部科学省在本年度的教科书审定工作中，强令修改一批高中教科书中有关领土争端和日本二战罪行的内容，以与“与日本政府立场保持一致”。这些修改包括把钓鱼岛和独岛（日本称“竹岛”）称为“日本领土”，修改粉饰有关二战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内容，把“南京大屠*杀”事件死亡人数模糊化等。
随着“新历史教科书”在中小学逐渐铺开，中日两国的下一代对战争历史的认识渐行渐远，这为全民范围内的潜在对立埋下了种子。
（四）鼓吹“中国威胁论” 营造“中国包围圈”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威胁论”就在日本悄然升温。小泉上台初期，口口声声以不认可中国是“威胁”来换取中方善意回应，但颇具讽刺的是，小泉执政期间，日本政坛和舆论界“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小泉不仅坐视，反而有鼓励之嫌。
日本人口中的“中国威胁论”形形色色，从能源争夺到环境破坏，从人民币汇率到中国军事开支，从非法劳工到中国“黑帮”，几乎无所不包。最重要的是鼓吹“中国军事威胁论”。
2004年12月，日本政府内阁会议通过了新的《防卫计划大纲》。在这份十年来第一次彻底修改的防卫大纲中，日本首次明确把中国和朝鲜视为威胁。《大纲》称，日本周边存在着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等安全的不确定要素；中国正在大力发展核武器、弹道导弹，并实现空军和海军的现代化，妄指中国图谋扩大在海上的活动范围，认为有必要关注中国的军事动向。
2005年12月，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大放厥词说，中国军费开支不透明，正在成为“相当程度的威胁”。麻生也因此成为小泉内阁中在公开场合鼓吹“中国威胁论”的首名阁僚。
2006年1月，日本警方搜查与中国北京一家公司有直升机业务往来的日本雅马哈发动机公司，并借“机”散布中国军事威胁，因为日方指控雅马哈公司出售的产品“可转为军事目的”。
同年8月，日本内阁发布的2006年度防卫白皮书中，再次对中国国防开支的增长表示“担忧”。白皮书除详细描写了中国国防费用的递增、军事力量的现代化等问题之外，还新增加了关于中国在海洋方面的详细活动，并包括了中国航空部队在日本周围空域活动的情况。
日本媒体还时不时抛出所谓中国战机、军舰或潜艇在东海出没的次数，以渲染中国的军事威胁是一种迫在眉睫的现实存在。
舆论攻势以外，日本在事实上也加大了战略上应对中国的力度。在争夺能源、原材料的市场大战中，背后经常有日本的影子。2005年，日本为跟中国争夺石油资源供应，除出钱要求俄罗斯把原来计划向中国供油管线转向日本外，还在东海油气田问题上跟中国摆出不惜决裂的姿态。小泉在任期的最后几月中，先后出访蒙古和中亚国家，据认为也是为了争夺和确保上述地区的资源，削弱中国的影响力。
除在国际社会上抓住一切机会鼓吹或附和“中国威胁论”，日本还试图拉拢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针对中国的包围圈。
日本前首相森喜朗2000年访问印度，两国就建立“日印全球伙伴关系”达成一致，2005年4月，小泉访问印度，确定了8项具体措施。印度目前超越中国和印尼，是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最大接受国。日本把印度定性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并竭力把印度纳入包围中国的“亚洲民主同盟”的框架中。日本媒体则煽风点火，渲染中国和印度的所谓“龙象之争”，试图从中渔翁得利。
澳大利亚也是日本对华包围圈的重要培养对象。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州局大洋州课长浅利秀树今年6月在日本《外交论坛》月刊上撰文说，日本与澳大利亚的关系，正像外相麻生太郎所说，是“东经135度线连结起来的民主主义盟友”。日澳关系发展的最显著特点是，从过去以经济关系为中心扩大到政治和安全保障领域。日本与澳大利亚的一大共同点是，两国都与美国有着牢固同盟关系。因此，在美国对中国政策倾向于遏制式的接触时，在美国撮合下，日澳在安保和军事上迅速接近。今年3月，日美澳三国首次举行部长级战略对话，讨论的问题涉及中国。
（五）插足台湾，干涉中国内政
与历史问题一样，台湾问题也是中日建交三个文件的基本出发点之一。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是任何国家发展正常对华关系的立足点。日本对台湾这块前殖民地一直有特殊情结。近年来，日本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开始出现修正迹象，其有意插手台湾问题、甚至妨碍中国统一的野心跃然纸上。
2005年2月，日美两国外长和防长在华盛顿举行了“美日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会议”（“2＋2”会议）。会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对1996年制定的《美日安保协议》做出重大修改，第一次公然把台湾海峡列为两国的“共同战略目标”。
以前，在台湾问题上，日本的一贯态度是让美国出头，自己只是暗中支持。这一次，日美《联合声明》正式将台海问题纳入了“共同战略目标”。这意味着日本露出支持“台独”的嘴脸。难怪台湾“驻日代表”许世楷喜不自禁地告诉媒体:“这是日本第一次明确表态，我们感到非常欣慰。”
在其他涉台敏感问题上，小泉政府也一再试探或者说是挑战中国底线。继森喜朗政府卸任前悍然同意台独分子李登辉访日后，小泉政府2004年12月再次批准李登辉访日。
今年8月24日，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富士山脚下举行国内规模最大的实弹射击训练“富士综合活力演习”，以“观光目的”前往日本的台湾陆军总司令胡镇浦赫然也出现在观摩队列中。尽管日本防卫厅辩称，胡镇浦可能以受邀者观摩者的朋友身份出现，但从日本历次演习观摩中的严格申请登记制度来看，有关当局不可能没有掌握胡镇浦的具体行踪。
日本政府和国会内的亲台议员更是活跃异常。小泉内阁中的环境大臣小池百合子号称是李登辉密友中的密友，下任首相最热门人选内阁官房长官安倍晋三在国会议员期间更是多次访台。
（六）强化日美同盟，解放军力矛头直指中国
小泉在外交上喜欢“赌”。日本媒体给这种做法贴金，美其名曰“直觉外交”，其实就是一种投机色彩强烈的外交手法。在对待邻国，包括韩国、朝鲜、中国，还有“入常”等重大外交主题上，小泉外交手法均受重创。
但小泉并非没有得意之处。他通过奉行“一边倒”的对美政策，强化日美同盟，并借此解放日本军力。值得注意的是，强化后的日美同盟悄悄把矛头对准了中国。
美日两国外交、防务最高长官今年5月1日在华盛顿再次举行“2＋2”日美安保磋商会议，就驻日美军整编最终报告达成协议。分析人士认为，这意味着日美军事同盟进入“新阶段”，日本事实上成为美军在东亚的战略据点。
根据这份报告，到2008年9月前，位于美国华盛顿州的美军第一军团司令部将改编成“综合作战司令部”，迁至位于日本神奈川县的美军座间基地；并于2012年前，在座间基地新设日本陆上自卫队核心部队中央快速反应部队的司令部，这就意味着“日美共同司令部”的诞生。
小泉政权期间，先是借助伊拉克战争，通过反恐法案，为海外派兵提供法律基础。日本陆上自卫队二战后首次出现在伊拉克那样的战区。日本内阁还制定“有事三法制”，为自卫队的军事行动松绑。不久前，日本政府正式提议把防卫厅提升为“防卫省”，小泉为总裁的自民党则提出把自卫队改为“自卫军”以及修改和平宪法的草案。
以对付朝鲜导弹“威胁”为借口，小泉政权加快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军事分析人士指出，日本与美国合作的导弹防御系统“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实际瞄准的是潜在的台海冲突。 2006年2、3月间，日美军举行“图上军事演习”（日美联合指挥所演习），朝鲜和中国成为实际上的“假象敌国”。
日本政府不久前还将日本右翼势力在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上修建的灯塔收为国有，并制定了“西南岛屿防御计划”，将钓鱼岛也列入防御范围，其目标显然针对中国。
小泉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只要日美同盟牢不可破，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都不在话下。但是，正如日美军事分析人士指出，日美同盟最危险的一点是，一旦台海发生战事，被绑在美国军车上的日本有可能参加美军的“台湾防御战”，中日可能再度进入战争状态。
（七）炮制“政冷经热”定心丸
对于小泉的一意孤行，最感担忧的是日本经济界。目前，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贸易对象国，但政治上的寒流给经济合作前景蒙上阴影。为此，小泉政府抛出所谓“政冷经热”的理论，安抚产业界人心。
但日本贸易振兴会的统计显示，中日两国2005年的贸易额虽然高达1893亿美元，也是两国贸易额连续第七年突破以往纪录，但是贸易增长率只有12. 7%,未达到过去两年20％以上水平，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增长率仅为8.9％，相较于2004年29％的增长率，显示中日贸易往来正在降温。
为预防“政冷经热”转化成“政冷经冷”，日本外务省今年2月决定在内部新设“日中经济室”，以减轻“政冷”对“经热”造成负面影响，阻止日本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快速下滑。
忧心忡忡的工商界则开始采取行动。日本三大经济团体之一“经济同友会”今年5月“上书”呼吁小泉停止参拜靖国神社。
《朝日新闻》说，小泉8月15日第六次参拜后，日本经济界弥漫着灰心丧气的失落气氛。鉴于小泉即将下台，主要经济团体领导人纷纷发表讲话，要求下任首相有效改善日中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