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常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全世界最善良的’。只是他们的善良，常常不得不被外界的寒冷逼回到内心，被迫蛰伏起来，这是最为人忧虑的。”
    “如果握有权力的人给人的感觉是巧取豪夺、恶意执法，必将对社会风气变坏起到雪上加霜的作用。钓鱼执法、彭宇案判决这样‘负面’的因素，对大家的观念颠覆得厉害。”
——评论：搞坏人心的那些事儿
　　　　“世道浇漓，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这在旧时代是随时都能听到的怨语。今虽逢盛世，但我们不愿闭眼不看社会的阴暗面和生活中的假丑恶，更不要假装从感慨“日下”的队伍当中除却自己；我们还是愿以极大耐心，去分析搞坏世道人心的那些事儿，并努力寻找可益于“缓速”的基因。
搞坏人心太容易
    想到这个命题，是因为最近发生的一些事儿。其一是善良的老百姓被当成了可钓的胖头鱼，上海的“钓鱼执法”，以一个公民“断指明志”的惨烈，玷污并撕扯着公众的善心。舆论与当地政府“交锋”几个来回才发现，中钩者不在少数，且非沪上一地专利。于是有“善搞者”造出“防钓鱼车贴”，美其名曰：“本车拒绝一切搭载求助，临盆产妇、车祸、中风、触电、溺水都不关我事，尤其是胃疼的！”此车贴据说已在淘宝网上以10元或12元价格出售。
    当然可以说这充分说明人民群众的幽默感增强了，但谁又能说“钓鱼执法”释放的毒素，不会毒翻国人的善心呢？还记得昔日南京那个扶老太太起来反倒被判补偿的“彭宇案”吗？一纸判决书下，竟然令“扶跌倒在地的老太太”在全国成为高风险的动作，甚至有扶到中途后悔缩手导致二次摔倒之事。让良善之心冷漠无情起来，难乎？易乎？
    另有两件“最牛”之事，倒也不失异曲同工之妙。
    一曰“最牛政府奖金”，说河北邢台市政府承诺给一个叫韩杰的人1650万元招商引资奖金，结果政府反悔了，不肯兑现，于是被告上法庭。庭审质证时，邢台市政府代理人做出了非常“有才”的辩护：政府当初承诺的奖金是“可以”给，而不是“必须”给。文字游戏这么玩，让人眼镜跌落一地。堂堂一级政府，胡许诺，然后又胡赖账，哪里还把公信二字放在眼里？
    二曰“史上最牛官腔”，说的是广州一全资国企的中层干部，面对“封闭道路是否应该提前向市民公布”的提问，用粗鲁的反问句抢答：“我是不是拉屎也要告诉你啊？”理直气壮，不以为耻。此腔之“毒”有二，一是对公民知情权全然蔑视，把公共之事等同于茅厕之事；二是以臭臭的语言，对公共领域语言的粗鄙化推波助澜。
    这几档子事儿，有的跟政府公权力有关，有的跟法院乱判有关，这些只是“搞坏人心”的一部分。还记得去年三聚氰胺事件吗？那跟无良的企业家有关，这类乱添加作假行为，让公众存于“不敢张嘴”的不满与无奈当中。还记得今年国庆期间赵本山的意外住院吗？竟然遭到了网民所谓“报应论”的调侃，这也警示我们，包括赵本山在内的一大批喜剧明星们，动辄在舞台上拿脑血栓、小儿麻痹、老年痴呆等弱势群体调侃，其实也在败坏这个社会对于弱势群体的温情。
    上面这些例子似乎有些凌乱，但又能戴上同一顶“帽子”：精英乏善。不管真精英假精英，政治精法律精经济精还是文化精，他们的覆盖面“相当的”广；而他们个体举动给这个社会带来的伤害，又是“相当的”大。正是这样一些存在于公共场域的具体行为，从不同的角度，释放着玷污风气的毒素，并在民众中互相传染。
    笔者当然不能否认，社会底层也有很多违背道德、人心败坏的行为，甚至越是底层，常常表现得越是肆无忌惮。但你不得不承认，道德与人心的败坏，有些也是从上往下起作用的——— 老百姓的坑蒙拐骗偷，多是“一对一”的，而存在于公共领域里的精英无良，作用常常如孙悟空的金箍棒，“一扫一大片”。
老百姓并不缺少正义之心
    列举这么多，并不只是因为令人气愤的事儿接连上场，所以要空泄一番怨气。恰恰相反，是因为同期另一些新闻，给了我极大信心，甚至还有一些感动，让人看到刺透乌云的光亮，竟是如此之强。
    第一条：《中国青年报》在周久耕被判刑之后的一项调查显示：网民们对网络反腐充满信心，96%的网民表态，要用鼠标和贪官污吏 “斗争到底”。官员腐败当然是“负面新闻”，尤其像“周至尊”那样的，更是可恨，但在大家都说“反贪腐形势严峻”的日子里，以青年为主体的网民大军，持有这么高的信心，难道不是国之幸事吗？
    第二条：一个社会黑恶势力太猖獗，“拿刀砍人，就像屠夫拿刀砍畜生”、“连清朝皇帝都不能容忍”（薄熙来语），这当然是莫大的“丑事”。但人民网发布的第三季度舆情排行榜却显示，重庆打黑居于榜首，老百姓对此最为满意。民众的确并不奢求，只要谁真心干事儿，大家就会热情猛“顶”，哪怕这本就是分内之事。
    另有一条就是长江大学三名大学生为救落水儿童英勇献身的消息。消息刚爆出之时，竟有个别无聊媒体试图引发一种“值不值”的价值讨论，让他们遗憾的是，现在已不是“张华”的年代，主流舆论很快对这种所谓的“争议”兜头泼去冷水，然后是大家由衷的敬意。网上展开严肃的纪念，有数万人赶到追悼会现场，也有媒体肯定“90后是如何值得托付的一代”。动辄把几个人贴上“一代人”的标签，这是时代的劣习，但就这一起事件而言，积聚的是勇敢正义之气与温暖贴近之心。
    联想去年5·12大地震后，全国人民爱心喷涌，甚至让我们自己也略有吃惊。细加分析，不难认同：不管这个社会日常里有多少抱怨与牢骚，良善之心、正义之心，总是大量存在的。我们常常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全世界最善良的”。只是他们的善良，常常不得不被外界的寒冷逼回到内心，被迫蛰伏起来，这是最为人忧虑的。
    不能否认，社会上从来不缺少敢于牺牲敢于捍卫公德的勇士，公众对于公平与正义也时常充满期待，但我们不能让大家感觉，成为勇士才敢做点好事，这实在太难了；信任公权常常会 “受伤”，这太残忍了。多数人的选择，实际上就是“世道人心”；而多数人是怎样选择的，实际上也大有“来由”。
风俗自下而上，风气自上而下
    本文的视角，在于探讨如何实现对接，让精英层面的作为与蛰伏在老百姓心底的良善正义之感实现互动。从而，令“世道人心”能进入一个可治理状态。
    中国社会也是强调道德教化的，但很多时候，把注意力过多用在对基层老百姓的教化上，而忽略了来自精英层面的 “示范意义”。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有一句名言：风俗自下而上，风气自上而下。用中国人俗话来说，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握有权力的人给人的感觉是巧取豪夺、恶意执法，必将对社会风气变坏起到雪上加霜的作用。全国道德模范也好，感动中国人物也好，不否认他们也会有作用，但常常没有几个钓鱼执法、彭宇案判决这样“负面”的因素来得直接，对大家的观念颠覆得厉害。所谓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就是这个意思。
    这些年我们强调依法治国，但不应该忽略从道德层面对公权力的约束。比如关于造假的问题，地方政府上报的GDP总量，竟然会比全国GDP超出2.5万亿，可听闻有谁因此丢官了？而不管是钓鱼执法、“楼脆脆”，还是矿难塌方，动辄就有官员出面说谎话，但只要说假话的官员找不到触犯法律的问题，似乎便厚厚脸皮就过去了。施政是要讲成本的，公权败坏损害的官德公信，可有准确评估？
    治德先治官。孟子讲，“君子不为小人之讻讻也辍行”，“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计其功”。但在一个世俗化社会，不能期待所有人都是君子，百姓常常会凭着自己简单而朴素的经验做事情。比如说，举报贪官，当然是浩然正气之举，但前两天中纪委举报网站开通，部分省市需要实名注册，便引发了舆论担忧。原因何在？以往举报者遭到打击报复的新闻太多了，甚至有专家说十个反腐九个被打击报复了，而这种消息传递出来的信号，显然会令很多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甚至噤若寒蝉。而搞坏了风气的“打击报复”为何屡屡发生，怎样被纠正，如何能扭转，大家却迟迟看不到有效的遏制。这不是败坏风气是什么？为什么老百姓看到小偷小摸也不敢大喊一声？路见不平也不敢拔刀相助？这种“不敢”的本质，是对政府与法律缺乏信心，是对社会正义缺乏信心。当一个社会违法的成本低，守法的成本高；作恶的成本低，而为善的成本高时，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必然走向滑落。
    也可以从我们丰富的历史中得到一些思考。中国古代曾强调“以孝治天下”，即努力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但在实施中，它首先把这一标准落实到了对官员的考查制度中——— 所以会搞“举孝廉”，会搞“丁忧制”。谁要不肯这样做，就会被谴责，甚至丢官。昔日张居正不肯辞官回乡守孝三年，尽管走了“皇帝夺情”这一合法程序，却仍然被一再谴责，成为张居正的历史污点。这种制度化是建立在官员道德水准应该高于普通民众基础之上的。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在道德层面，对政治精英要求更高、对老百姓要求稍低，是一个普遍的共识。
    所以，对于“对百姓更严、对官员宽松”的迹象，就必须警惕。比如说官员财产申报这码事儿，就在争论十几年没太大进展的时候，民政部传出消息，低保家庭财产申报将强制执行。也就难怪有媒体一蹦老高：财产申报从低保户做起，这是什么逻辑？还有人想到了，12万个税申报的规定，为什么说搞就搞，官员财产申报却说搞不搞？长期以来，就连我们的官员也想当然把自己的道德定位定得低于百姓。还记得堂堂一省的政协主席，在被问到对官员财产申报问题看法时，气愤地反问：“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的财产？”
    还有征信体系问题，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现在为什么被广泛质疑？由于权力守不清边界，一个基于信贷诚信的机制，水费电费气费电话费，一些本身信誉有问题的“垄断巨头”也都伸进一只手，甚至酒后驾驶什么的也想来搭车，没有对话基础，百姓感觉像是被人“记黑账”，心里怎么会顺当？
    中央高层已经注意到社会道德滑落的事实，也深知其上对国家和民族形象，下对世道人心的损害程度，故力倡 “八荣八耻”“和谐社会”。可谓用心良苦。只是此举如要取得成效，还需自上而下的推动，在政府中扫除一切不诚信行为，在公职人员中扫除一切不道德做派，遏制来自公权层面向世道人心释放的“毒气”，并利用社会舆论，使所谓社会精英们不得不在道德领域对自己提出更高要求。诚如是，万民归之，必犹水之就下也，沛然谁能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