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者的起码要求是什么？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他们并非都能懂得。毛泽东老人家曾经有句名言，最大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时过境迁，这话却要反过来了：如今，最大的问题恐怕是教育干部，即为官者！而且这样的教育，只能属于“低级教育”。            ——题记

京剧《徐九经升官记》里有一段主人公感叹“当官难”的唱词，至今让人记忆犹新。应该说，当官只要从最起码的事做起，也就难也不难了。这里，笔者想起当今一位颇受民众拥戴的领导干部曾讲过的一句话，即为官者一要干事，二要“干净”。寥寥数字，却是字字铿锵，掷地有声，闻之令人感奋。我以为，这就是最起码的为官要求，也就是最低级的常识。

一个为官者，好孬与否，似乎这“干事与‘干净’”可成其为检验与衡量的基本标准。往高处说，它是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的宗旨所要求的，往低里说它也是人民群众所期待的。但是一些党员干部，甚至极少数党员领导干部，身居官位恰恰连这起码的要求都未能做到，且不谈是不是从党性出发，就说从做人的道德出和从人民的感情出发也没能做到，而是嘴上说一套，行动上做一套。这些人常常在人前振振有辞的表白，为官一任，致富一方；也在台上一本正经的宣称，甘当人民公仆，勤政、廉政、谋政，云云，可就是不能扑下身子去身体力行的为之践诺，这委实让老百姓信不过。

其实，咱中国的老百姓是最注重感情的，他们的心里的确有杆秤，谁是好官，谁是孬官，自有公道评说。千百年来，老百姓为之景仰、敬重的无一不是为民谋福的好官、任劳任怨的勤官、两袖清风的清官，这就是人们心中之所以总有难解的清官情结的原因所在，因而类似近代的于成龙、郑板桥、海瑞，现代的焦裕录、孔繁森、吴天祥等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好官，无一不让人们长久地怀念与崇敬。有道是“廉生威，公生明”，好官们之所以赢得众人交口赞誉的口碑，来自于他们的公而忘私，来自于他们的清廉坦荡，来自于他们时刻想着百姓，勤勤恳恳为民效劳、为国效力的真情与实举。

然而，令人忧虑与义愤的是，如今一些为官者，一旦坐上交椅后不但忘却党的宗旨，忘却义务与责任，乃至丧失的良知与道义，而且压根儿连起码的为官要求都做不到。有的高高在上，不愿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有的作威作福，视百姓为草芥，不关心群众痛痒；有的以权谋私，巧取豪夺，敛财聚富；有的徇情枉法，买官卖官，重利忘义；有的不思进取，敷衍塞责，得过且过；有的声色犬马，贪图享乐，几近荒淫无度，等等，无不让百姓们为之心寒齿冷。这些人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视为谋取私利的途径和手段，当成作威作福的资本和工具，在他们的心目中什么国脉民瘼，什么理想追求，什么道德情操，统统都只是挂在嘴上的标签与饰物。因而他们在工作中不是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不是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不是在那里为国分忧、为民解难，恪尽职守的做好事、办实事，而是怀揣小九九，常打小算盘，直至深陷于权、钱、色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窃以为，一个为民信赖拥戴的好官、清官，对于我们这个官本位意识格外深浓的泱泱大国来说，的确应该是多多益善。因而作为人民的公仆，都应该在“干事、‘干净’”这一起码的为官之道上身体力行，并以此来检验和衡量自己的工作，然后才可能讲如何做到率先垂范，否则便无疑是奢谈。我想，这“干事、‘干净’”的为官四字之诀就是一把没有掺杂使假的尺子，倘若我们的“公仆”们都以此量一量，谁都可以明白自己差距在哪，有多大的差距？只是有的人喋喋不休的慷慨陈词于如何如何实践“三个代表”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之时，有没有想过：自己是否在尽心干事，是否干的是实事、好事，又是否称得上一身“干净”？！换句话说，你是否还需要进行这样的低级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