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著名学者洛杉基最近有文章《〈大江大海〉与〈建国大业〉》，将风靡大陆的电影《建国大业》与风靡港澳的《大江大海1949》进行了比较。

洛杉基说，“象我们这群1949年后出生在台湾的人来说，1949前后在中国所发生翻天覆地的动乱，始终是一个禁忌的话题，也缺乏一个公正客观的论述”；看完了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以下简称《大江大海》），紧接着又看了电影《建国大业》，总算把1949前后的历史断层，想拼图一样拼出了个大致轮廓。

洛杉基说，从接受的学校教育，老师告诉我们，蒋公诗歌伟人，他带领200万军队撤退到台灣，也帶來了政府要员与完整的“三民主义”。我们心中纳闷的是，既然他是留日的军事家，黄埔军校有培养了那么多的优秀军事人才辅佐他，为什么还打不过草莽出身的共军？为什么对日本抗战胜利后短短时间里，就丟掉了大好江山？而八路军都是乡下土包子、小米加步枪，怎么可以把裝配精良的国軍、黃埔軍校出身的将领们，打得落花流水，兵败如山倒？ 1949前后撤退到台湾的国军部队，不但衣衫褴褛、军容涣散，简直乞丐兵。相较于此前的日本兵即令战败撤退还能保持军人尊严和军容，简直不能相比。这也让许多期待被日本占领五十年的台湾，能夠重回祖國怀抱的许多台湾乡亲父老，对中国军队感到十分失望。看了《大江大海》，才知道到台湾的国军部队，有很高的比例是靠抓夫的方式，從大陆各省农村带来台湾的。也难怪这些散兵游勇的国军缺乏训练，没有纪律，不堪一击；《建国大业》电影里说，一个徐蚌会战，国军的正规军几乎完全消灭，剩下的部队，才会如此不堪一击，间接印证了《大江大海》里对国军战力的叙述。

最让人痛心的是，从1945到1949四年的国共内战，竟然让中国军民死伤逾千万，与对日八年抗战的死伤人数不相上下。原來，中国人打中国人，比起打日本鬼子，一点也不手软！这也说明为什么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记载任何两军对峙，血流成河尸骨成山，似乎永远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台湾的历史教师说，在1947年国共和谈期间，和约都签了好几个，却因为中共不履行，边打边谈，边谈边打。但是在《建国大业》电影里，却说是因为老蒋拒绝遵守和约，挑起内战。到底是谁不遵守和约，现在60多年过去了，还是没有答案。但胜者为王败者寇，贏得战争的人，永远用哟历史的撰写与解释权。但讽刺的是，毛蒋都号称是孙中山的传人，却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各有不同的解释。

洛杉基问，究竟孙中山希望中国这块土地上，应该适合实行共产主义还是三民主义？应该实行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还是台式的民主制度，一样也是永远得不到的答案。就如同《建国大业》里說的，国共的共同点，就是同样尊崇孙中山，那么两政府为什么不能从孙文的三民主义里，找出一个最适合两岸人民的政治体制，规划出两岸都可以接受的同意方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建国60周年，“中华民国”在台湾也将在2011年庆祝建国100年。两岸之间的恩恩怨怨60多年了，却从来也没有为那些在内战中死去的千万中国人举行任何追悼仪式。两岸政府，都难辞其咎。如何避免再有内战，不再让苦难的中国人再度互相残杀，生灵塗炭，才更是两岸人民和政府，在各自的“国庆”之余的重要课题。

而在大陆，今年国庆献礼片《建国大业》始终是媒体和网民关注的一个热点。尽管有人说，《建国大业》是一部众星捧月的历史教科书；又有人说，《建国大业》宣告了一种商业爱国主义的新模式；不过，有学者却对该片中存在的某些罔顾历史之处提出了质疑。

新民网上，上海复旦大学陆谷孙教授的文章举例说，片中讲到，就在上海解放的次日清晨，当宋庆龄走出家门，看到那些席地而卧露宿街头的解放军战士，深受感动。对此，虽然人们早已习惯了官方宣传长期以来的此类说教，但是，历史事实却与上述情况刚好相反。据《新民晚报》9月21号刊登的相关文章披露，上海刚刚解放没几天，解放军第60师178团的某排准备进驻武康大楼对面的一座宽敞大院，而那里正好是宋庆龄的公馆。一个要住，一个不让住，闹了场误会。直到5月31号，邓小平和陈毅亲自登门向宋庆龄道歉，并特意在其大门口增设了岗哨，这件事才算是不了了之。

与此同时，《建国大业》中另外一段碰巧还是和宋庆龄与豪宅有关的内容，经过青年作家韩寒的一番点评之后，便迅速成为了网络舆论关注的焦点。韩寒在其博客中调侃道，当年我军攻克上海后，看到宋庆龄有点犹豫，邓小平问道，这套房子怎么样？黄金地段，超大户型，军队物业，独门独户带花园，开发商装修，特批永久产权，送给你了！于是，宋庆龄就这样被搞定了。被称为中国网络“意见领袖”的韩寒又说，无论如何，《建国大业》告诉我们一个真理，那就是：想要搞定女人，还得靠房子，尤其是在上海。对此，中选网上作者胡胜华的文章随即反驳道，说一栋房子就把宋庆龄“搞定”了，这也未免太小看宋庆龄了。以其“国母”之尊，跟着国民党养尊处优，何愁没有房子？又何必跟着中共呢？文章又说，《建国大业》中明明说的是，在中央几次三番的诚挚邀请之后，特别是毛泽东讲了，若宋庆龄不来的话，就是“天缺一角”，而宋也明白共产党“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虽然宋庆龄后来决定北上，但这并不等于说，她就是被这一栋房子搞定的。对此，尽管韩寒本人并未作出回应，但是从网络民意近乎一边倒的支持率来看，大家并不认为韩寒的上述言论有什么大逆不道之处。而学者肖瀚也在其博客中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说只要想想大跃进时期，宋庆龄竟然在自家的后院里筑炉炼钢，就知道她的政治低能了。

谈到《建国大业》的商业爱国主义新模式，有评论写道，所谓“商业爱国主义”，就是“主旋律”再加上“高票房”的同义词，其实，所有的主旋律影片都在不停地变化，“与时俱进”地用当局已经调整的观念去重新打扮历史。《建国大业》这部影片告诉人们，六十年前中国共产党成功建立政权的原因，除了军事上的胜利之外，还在于反复宣讲民主，反对一党专制。FT中文网上作者长平的文章接着说，事实上，当时还有另外一套宣传话语，那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搞阶级斗争”，但是，它在这部为当今政治服务的电影中，却几乎不见了踪影。而剩下的民主宣传，在今天的国际主流话语中，无疑为当年中共的建政提供了合法的历史依据。但这部影片无法处理的问题是，当时共产党的那些宣传，和后来直到今天的一些做法，存在着自相矛盾的地方。比如说，当年的共产党队伍中，既没有人说过中国文化的传统更喜欢专制，也没有人认为中国的国民素质低下，不适合搞民主，需要有人管一管等等。总不能说，经过长达60年的统治之后，人民的民主素质反而更低下了吧？！

此外，学者肖瀚的文章也感叹道，虽然把灾难片拍成功德片，把恐怖片拍成马屁片的老套路没改，但平心而论，有些情节还是有点看头的，比如，看到闻一多被暗杀的那一段，觉得时代还是有些进步的。像闻一多那样在学校发表演讲，放到现在的话，尽管被暗中谋杀的可能性不大，不过，监狱的大门倒是随时敞开着的。谈到为《建国大业》创下破纪录票房的超豪华全明星阵容，肖瀚的文章分析认为，明星们之所以能够云集，当然是因为韩三平的号召力，不过，这并非是他个人的号召力，而且他作为中影集团董事长的号召力，就像在当年的上海滩，你敢不买杜老板的账吗？！

对于《建国大业》，80后“意见领袖”韩寒还有一段调侃式的点评认为：《建国大业》是一部爱情文艺片，它委婉地讲述了一个穷小子追求富家女的故事。当时的共产党就是穷小子，新中国就是那位待嫁的富家女，而国民党则是已经订了婚的情敌，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名流们都是富家女的朋友。穷小子成功的秘诀就是，一开始就花言巧语地谈理想，谈将来，许承诺，拉拢朋友，乱开空头支票等等，当然，会打架还是第一位的。最终，这个穷小子终于成功地迎娶了新中国，不过婚后的生活嘛，就和在座的各位当年花言巧语的男同志们后来的生活差不多啦。

网民野夫最近在网络上谈法兰克福书展风波的文章，也很有意思。年年都举办的法兰克福书展，今年因为中国成为主宾国，所以60年来以倡导“言论出版自由，任何图书皆可参展”为主旨的书展传统，忽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非难——因为他们面对着一个眼前似乎确实不差钱却缺德的主宾国。

现在书展终于落幕，中国大陆的千人豪华代表团业已班师还朝。原本希望藉此宣扬中华文化的高价出猎，最后赢得的却是东道国朝野的一片喧声。中国不仅再次让全世界领略了天威，也领略了久贫乍富的措大嘴脸。这一足令社科院、出版总署乃至作协的爱国者们得意的文化西征梦，却让炎黄子民再次蒙羞。

看看天朝代表团在热身研讨会上的集体退席，你怎能想象这就是所谓的大国崛起。这些文化外交官员和主流精英作家那一刻义正词严崛起的屁股，丢的却是大中华的脸——因为他们抗议的不是别人，抗议的竟然是自己的同胞文人——戴晴和贝岭。

戴晴的一篇文章《我的几位父亲》，使读者都知道她是个标准的红色贵族之后——延安保育院出来的孩子。因为在20年前走向广场，乃至最后为其父辈的宗人府所圈禁。即便如此，她至少还是党报的退休人员，还是合法活跃在帝京的作家。罗网森严的真理部治下，依旧还未剥夺其写作和出行的权利。这些可笑的官方代表团，在自己的地盘上都没敢抗议她的言论自由，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在其脸上刺金刻上“敌对势力”的标签，却跑到人家的地面上去装疯迷窍耍横撒野。

贝岭，原本是北京的文学青年，没有政治野心，甚至和海外任何持不同政见的组织都没有干系。只是因为酷爱文学以及文学活动，在美国好不容易化缘主编了一个纯文学杂志《倾向》，该刊从来都不是一个敌视独裁的政论阵地，顶多有一点自由和右倾风格而已。9年前，这位爷因为海外印刷价格高昂，突发奇想要把该刊拿到大陆来印制；刚刚印出警方就立刻拘捕了他。好在他多年交游的几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联名致函当局，才把他保释并驱逐出境。就这样，好端端的一个文学青年，被祖国活生生地逼成了一个“异议分子”。而且牵连其弟弟很久不许出京，最后其弟只好对警方说——再不许我出京谋生，我就去广场上焚烧克林顿的画像，以表示我坚决反对美国。这样的表决祖国当然也不愿发生，于是禁令才撤销。《倾向》因为没钱早已停刊，贝岭自己也流落到台湾寄人篱下，过着十分窘迫的生活。就在这个世界几乎将要彻底遗忘他的时候，他的名字终于频频出现在世界各大媒体，而乐善好施的德国大学也终于向他发出了聘书。我们的一些官僚，似乎生怕他放逐的子民难以成名一样，非要将这样一个很文艺的潦倒书生，打造成一个挑战极权的战士。

最不可思议的，还不是新闻出版总署和外交官领队的退席反应。因为这些人习惯了要按祖宗成法办差，凡是西洋民主之邦，皆在内心视为敌国；但凡敌国所喜者，必为祖国所要诛者。吃惊的是那一队精英学者和作家，也多算是名满天下的人物，他们怎么就能学得那么乖巧懂事，竟然能整体像幼儿园大班的孩子一样，看见阿姨起身就尾随——似乎离开了大人就断了奶水一样。作为成年人的基本良知和是非判断，总该稍微显示一点知识分子的人格和个性。就算对风险后果做一个评估，你没有跟着官爷退席，而是勇敢地面对了那两个同胞，甚至和他们谈笑风生，那又能如何呢？总不会因此而将之判刑流配。

可悲的是，一国之主流作家御用学者，在全世界面前显摆的却是如此之低眉顺眼，真是妾身堪怜！以诸君之才华名望，纵使体制从此不圈养，天地之间难道还放不下一张独立的书桌？！老大不小也都算腹笥不空的人，何必这么嗷嗷待哺似的委屈自己的天良。不知道夜半扪心之时，他们是否还会略觉汗颜。

书展上还去了一个不属于官方代表团的不速之客作家徐星。这个早在80年代即以《无主题变奏》成名的文人，原本也可以寄生体制吹拉弹唱。可是他却多年选择了自由生存，并以自主摄制地下纪录片为使命。今年六月那个特殊日子，他独自走上广场静坐默哀，最后被一群穿便衣的群众暴打一顿。当他也出现在法兰克福时，那些曾经的文友竟然不敢和他说话多么可笑且可悲的世态炎凉！

同样的作家，不同的际遇，深谙政治正确那些文人，分享着体制的福禄。一个民族的精华文人都退化、矮化如此之时，这个世界又怎能尊重这个民族的所谓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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