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同舟共进》200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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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改的最佳切入点在哪里

□       汪玉凯（作者系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部教授）

如果一个党支部书记都需要任命的话，这还是什么民主？要扩大党内民主，甚至包括党的一些重要领导职位，也应该在党内差额选举产生，这样才真正有竞争。要竞争性选举，不能只有“举”没有“选”，选举首先是“选”，有选择了才能“举”。

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政治改革，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有三个问题值得高度关注：一是一些地方的权力运作和社会运行为何处于严重的不正常状态；二是应如何看待我们过去的政治体制改革；三是未来改革可能的路径选择。

不少人对中国目前的社会、政治、经济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深感忧虑，而这些问题，都与公共权力的行使和运用有关——

一、利益失衡。整个社会的利益失去整体平衡，表现为三大差距在加大：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有人说财富在源源不断地向三个方面集中：从社会和政府看，财富向政府集中；从劳和资看，向资方集中；从普通行业和垄断行业看，向垄断行业集中。

二、权力失控。800万党政公务人员一共有五级政府，权力链条非常长；800万党政公务人员每人都掌握一定的公共资源，都有一定的权力。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约束安排，靠主要领导的榜样力量是不可能对权力形成有效约束的。腐败如此蔓延，足以说明权力失控的现实。仅这一届政府上任以来查处的省部级腐败高官已超过50人，所占比例非常之大。

三、市场变形。市场被扭曲，有欺诈、坑蒙拐骗、假冒伪劣、垄断，以及权力与资本结合等问题，所以吴敬琏先生说，中国要警惕“权贵资本主义”。在权力和资本相结合的市场经济中，很多正常的经济活动被扭曲了。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有这么多的机构管理食品，只要有一个机构能担起责任，事件都不会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四、社会溃败。这是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的观点，我很认同。中国有很深的传统文化底蕴，但社会的道德底线正逐渐失守。

改革开放30年，中国政治一直在发展。目前中国的政治生态与“文革”期间相比完全不一样了，大家有了比较广泛的自由表达权，比过去有了很大进步。如果说1978年到1989年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春天，那么，1989年之后，中国改革基本以经济改革为主导。1992年以后，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但在政治改革方面不尽如人意。笔者把中国的政治改革分为上端和下端，行政改革主要包括转变职能、政企分开、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最多只算是政治改革的下端，而政治改革的上端有四个更关键的要素：宪政体制、政党政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治。这四个方面更具有决定性意义。如果上端改革不能有秩序地推进，下端改革是没能力完成某些使命的。实际上，很多政府管理的问题都与政治体制的上端改革滞后相关联。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拼资源、拼环境、搞政绩、搞形象工程，表面看是公共管理、政府治理问题，但根子是官员选拔制度、官员考核制度问题。如果没有这些制度的变革，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这就是近年来，我们一直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成效甚微的重要原因。从整体上说，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在推进，市场化改革已不可逆转，但如果没有政治改革的及时配合，整个社会将会被严重扭曲。  

对于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整体趋势，笔者概括了四句话——张扬民权，废除特权，约束公权，规范党权。这也可以看作未来民主政治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这四方面如果能够真正有所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就能得到较大的推动。

就废除特权来说，要敢于在一些很不合理的特权上动手术。我认为在中国当前的政治环境下，如何规范党权是最核心的。

下一步如何发展？如何改？这里主要讲两个路径。我是个学者，经常收到全国各地的人寄来的信，有退休将军、建筑工人，也有打工者。他们寄来的方案让我感到很震惊，原来有很多人在苦苦思索中国政治的出路，他们的招法有时是我们专家学者想不到的。这里难以展开篇幅具体讲述。就我个人从学者的理性来思考，我认为中国目前的政治改革，最好的切入点是两个层面，第一个是要敢于在政府自身存在的一些明显的特权问题上入手，给老百姓信心，比如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公开制度的建立，真正给老百姓提供监督的途径。第二是“三公”改革要启动，公车消费、公款招待、公款吃喝的问题很多。特别是公车消费，问题很严重，这就改到政府自己头上了。还有就是要建立官员的官邸制，最大限度地避免“马路边的腐败”。第二个层面，是从党内开始，首先解决党内民主问题。如果一个党支部书记都需要任命的话，这还是什么民主？要扩大党内民主，甚至包括党的一些重要领导职位，也应该在党内差额选举产生，这样才真正有竞争。要竞争性选举，不能只有“举”没有“选”，选举首先是“选”，有选择了才能“举”，我们现在基本上是等额选举。所以说首先应该从党内解决问题，真正发挥党内民主，给党员以挑选的机会，由党内的差额选举，扩大到社会上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差额选举，这样官员就会对党员和老百姓负责，而不是一味地向上级负责。只有从这个层面入手，我们的政治改革才能真正地向前推进一步。（原载于《同舟共进》200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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