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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论”,现在还有几人知晓?

2014-09-17 09:50:51 编辑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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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和浩特第五中学1965年初中毕业生共200余人,除了个别不愿升学的以外,都考上了高中、中专及技工学校,而一些尖子生却落了榜,这真让人费解:

        我们班上最好的学生张铁民,他的学习成绩在初中三年六个学期中都是独占鳌头的,他的爸爸是医学院的教授,他的家庭出身是地主;

     同学陈长言,她的外公是赫赫有名的黄炎培先生。她的爸爸陈强,内蒙古医学院的院长、极右分子,她的妈妈也是摘帽右派;

     同学张作寒,成绩一直非常优秀,但是后来才知道他的祖父也是地主分子,早在湖南农民运动期间,他的祖父就受过毛泽东麾下的流氓无产者的冲击,被当做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过街;

     同学苗森,祖父是呼和浩特姑子板的大地主,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员,国民党国大代表;

        同学景柏岩,祖父早年在天津经商,估计属于资本家无疑;

        同学轩春生,因为祖上有人在朝廷做过命官,曾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

     我的曾祖父毕业于山西纺织学校,后来勤劳致富后在凉城县置业,有土地出租,但是日本人攻陷凉城后,家里被焚毁殆尽。按说划成分要看解放前三年,再说我家的成分从未有人给划过,但是初三年级时班主任张凌云告诉我,以后不准填城市贫民,要填地主,组织上已经调查过了,你照填就是。于是我家的地位再下一等。在这种情况下,我已经隐约感觉到有些意想不到的事要发生,不过并未想到中考会落榜。

        那时,我们都在懵懂之中,实际上,我们这类学生的命运早就由学校按当时的上级文件精神安排好了:在我们的档案材料里学校意见一栏中都写着“该生不宜录取”几个字,而且还加盖上了学校的大印。

        事隔多年,同学们相聚时,老师道出了真情:“你们考的成绩虽好,但你们的档案上都有‘该生不宜录取’的字样,这就决定了你们的命运。”

        高中生高考受到成分的株连不难理解,但我们这些十六岁的初中生也因同样的缘故剥夺了上高中的资格就令人费解了,而且这样做并非一年。文革初期呼市某中学档案室被撬,学生们发现正要参加高考的66届应届毕业生的政审档案,证实了直到1966年“不宜录取”仍在执行,只是因为“文革”突起导致高考中断,才悄然止息。经查档案,呼市高考“不宜录取”的比例大约是7%。自1958年至1966年,8年里全国遭“不宜录取”的高、初中生究竟有多少?只有问老天才能知道。”

     在当时的氛围下,人们不敢询问原因,心中的疑问只好压在心底。改革开放后,“左”的错误一次次得到纠正,当年的谜团才慢慢解开。原来,我们上初中时,校方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对学生一一作了政审,除了保送生外,政审结论基本分为四类:1、可录取高中;2、可录取保密的中等专业学校;3、可录取一般的中等专业学校;4、可录取一般的技工学校;5、不宜录取。

        政治审查的依据,并非个人表现或学习成绩,而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或者家长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或有海外关系尤其是港澳台关系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不宜录取者。当时中考招生时先看政审结论再看考试分数,我的同学中因此失学的不在少数。

     “不宜录取”的政策,明显烙有那个年代“左”的印记,由于它摧残人才于未成之际,受害者受的是“内伤”,具有隐蔽性,故而时至今日,“右派”公开“改正”了,国门打开了,历史上种种冤假错案平反了,而关于当年“不宜录取”对一大批潜在人才的摧残,却尘封于历史的死角,极少被公开提起。然而这段历史的教训却是不应被忽略的。

     在人类历史上的“出身歧视”,多发生在极权国家,是针对对“剥削阶级”及其子女的歧视。这种歧视以后发展成阶级灭绝,在中国苏联东欧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就一度消灭了地主阶级、富农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中国反对“歧视”的人很多成了“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于是在中国专政对象就扩大成为“地、富、反、坏、右”,又叫“黑五类”。

        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在《我的祖父孙中山》的后记中记述:“1955年,我从上海第八女子高中毕业,我三年高中的总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还被评为五好学生。在教师的指派下,我还负责帮助五位同学通过了毕业考试。虽然有这样的成绩……我不能进入任何大学读书。我对自己的未来非常悲观,却连哭都不敢哭……就写了一封信给祖母宋庆龄……祖母很快回了信,信上说:上大学不是人生唯一的道路。不过,她在信的最后一行提到:但愿我明年能进入大学;次年我进入上海同济大学。”孙穗芳的回忆表明1958年以前高考中也有类似的政审条件。只不过1958年以后政审涉及的内容更多了而已。

     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9月出版的《荆棘路》中收录了剧作家吴祖光的几篇文章,他谈到自己因鸣放而被打成“右派”后的悲惨遭遇:“什么反右、批判、检查、劳动我们都经受了;但是使我最痛苦的是我的家庭,我的母亲、妻子、子女……再说我们3个孩子,都不许升学。长子吴刚去近郊农村‘锻炼’,次子吴欢初中读完也送到北大荒,作了7年‘兵团’通讯员,每天走70华里送信的苦役。小女儿吴霜初中毕业后,竟被原来最喜欢她的女班主任老师取消了她升学的权利,只能留在家里……”

     吴老在这里记述了初中不能升高中的小女儿。我的一位中学老师夫妻二人曾带过一个业余补习班,里面全是初中不能升高中的学生,这些学生不能升学更不能进工厂。老师说他们都很刻苦,既爱学习,又喜欢劳动,良好的学风、艰苦的环境让他们夫妻至今难忘。

     集作家、画家、艺术家于一身的冯骥才也是一位天津的“不宜录取”者。在接受台湾作家施叔青的采访时,冯说:“我1961年高中毕业,考中央美术学院,我出身不好,复试完了,教师告诉我:‘你愿不愿意上李可染的山水画系?’我说:‘愿意。’最后我没有被录取,原因是我出身资本家的家庭,那时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时候。美术学院进不去了,就到‘天津国画研究会’去画画、仿古,沉浸在艺术里,……”

     遇罗克也有“不宜录取”的经历。遇罗克1942年生,北京市人,其母是解放初期北京一家有十几个工人的小厂老板,遇罗克因此成为资本家出身。1957年遇罗克的父母双双被打成“右派”。1960年他参加高考时落榜。之后,他主动报名到北京郊区人民公社当农业工人。1962年遇罗克又参加了高考,北师大准备录取他,但他所在的大队却坚决不给档案,理由仍是“家庭出身问题”。结果,他再次名落孙山。

     获得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的作品《胡杨泪》记述的主人公钱宗仁也是一位“不宜录取”者。钱1963年在湖南参加高考时是湖南省的前十名,清华要录取他,因家庭出身问题,他所在的公社不给档案。1964年他第二次参加高考,被哈尔滨工业大学录取,3个月后,因公社书记多次到学校逼迫,迫使学校将其退学。1965年他又一次要求参加高考,公社出面不准他报考。钱宗仁被迫到新疆谋生,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但是他仍然自学数学。1984年《胡杨泪》一文发表后,钱宗仁引起各方面的重视,改行到《人民日报》当记者,正当他准备大干一场时,却被诊断出已是肝癌晚期,于1985101日凌晨去世,年仅41岁。

        19981031日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奖,获奖的美籍华人崔琦1939年生于河南宝丰。因为崔琦有三个姐姐在香港的严重家庭问题。如果当年崔琦不去香港上中学,而是留在河南,他也很难逃脱“不宜录取”的命运,岂能与诺奖有缘!相反,那些“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者之中,如果有人被命运推上崔琦式的人生轨道,获得诺奖也不一定是痴人说梦。此类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反差,显然不是仅凭个人的聪明才智、技术手段等所能消除的。更需要一个崇尚文明、民主、宽松、和谐的教育生态环境,国家的繁荣昌盛才有保证。

        1965年秋天,我们的部分同学背着行李,唱着当时的流行歌曲《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离开了父母,奔赴农村与牧区,是想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求得新生!指望靠勤劳的汗水来洗刷自己政治上先天的“阶级烙印”,却不料走上了另一条更辛酸的人生路!

     挚友张作寒因此罹患疾病,他1992年死于肝癌,我敢说,他如果不是这样年少就去牧区插队落户,不至于英年早逝,每想起他我就会扼腕痛惜。

     后来才知道,当时“不宜录取”的政策遍及全国。听说在这之前的高考,中央都有针对家庭出身的歧视性规定,“出身歧视”曾经伤害过很多青、少年。直到七十年代,林彪事件后才出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提法,据说是为了以便改造,减少反抗。其实“不宜录取”最终伤害的是国家利益。

        1949年之后在土改中剥夺了地主、富农的土地,出现了大量的侵犯地主、富农人身权利的现象。1957年打了55万右派,从此之后,“黑五类”的子女就受到各种歧视。我的一个表哥出身富农,但品学兼优,1958年没考上大学,他不服气,一直考了8年,直到文革开始停止大学生招生才作罢。后来才知道是因为自己家庭出身不好,不被录取,八年的光阴就这样白白地浪费掉了。

     “出身歧视”与“非党歧视”都是侵犯人权,但是“文革”前歧视“黑五类”子女都是通过暗箱操作,即由党务工作者对学生做政审核查,确定谁是“不宜录取”,但不公布,很多人并不知情,包括考生本人。这些出身不好的学生在高考前,怀着美好的理想,拼力准备,其实他们的命运早已被政审人员决定;直到最后名落孙山,他们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人还怀疑自己是临场没发挥好,很少有人想到他们考不上大学是因为他们的父辈是右派、是地主、富农。善良的人们往往不会想到当权者事先就决定了他们“不宜录取”的命运。



        人们要问:既然事先定下了考生们的命运,为什么考前不告诉考生?不是可以省了他们备考的忙碌、等待发榜的焦虑和对未录取原因的猜疑吗?但是当局却丝毫不考虑人权的侵犯和考生及家人的愁苦,当时上层公开的宣传仍是:“家庭问题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实际在实行蒙蔽的政策。当局为了保持自身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而进行暗箱操作。

       数十年来,有多少优秀的青年因为人为的政治包袱,在无望的求学道路上跌跌撞撞地走到了人生的终点,本来他们也应该有辉煌的人生!

        回顾过去60年的历史,当局从五十年代“出身歧视”演化到现在公开的“非党歧视”,都是严重地侵犯人权,前者是隐蔽的黑箱作业,后者却是明目张胆、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进行。这说明当局在践踏人权方面因为没有遇到有力的反抗,因而更加肆无忌惮,我们对此不应该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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