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钱学森的一生当中，钱学森也有激动的时候：[1]

“第一次是在1955年，我拿着一本我刚出版的《工程控制论》交到老师冯·卡门手里。他感慨地说：你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我为中国人争了气，我激动极了。”

“第二次是建国10周年时，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激动得睡不好觉。”

“第三次心情激动，是我读了王任重同志为《史来贺传》写的序。在这个序里，他说中央组织部决定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位作为解放5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能跟他们并列，心情怎不激动？！”

这三个时点让钱学森激动，由此可以组合成钱学森的生命价值观：一是为事业、二是为党、三是为人民。

从生命的特征出发，从整体上可以把生命价值观分解为生物性生命价值观、社会性生命价值观和精神性生命价值观，这种多元化的生命价值观都包括三个最基本、最重要、最普遍的部分：

一是生物性的生命价值观，是生命主体对生命的自我定位观念。每一个个主体在内心深处对于“自我生命是什么”、“我的生命与生存环境是什么关系”等问题都有一个基本的自我定位观念，这种观念是主体评价与生命相关的一切现象以及自己和他人的行为的出发点。这是生命价值观中最基本的、最重要的部分，即延长生命的自然属性。

1949年10月6日，钱学森夫妇和十几名中国留美学生在加州理工学院附近的一个街心公园共度中秋佳节，他们兴奋地谈起新中国成立的特大喜讯，商议着如何早日回国服务。从那时起，钱学森就将自己的生命价值观定位是报效祖国。

当一个有生命价值存在时，自然就有人们对这种价值的主观判断、情感体验、意志保证。此时，美国已掀起麦卡锡主义的反共浪潮，钱学森被无端地怀疑为共产党。美国海关非法扣留了钱学森的行李和书籍，移民局通知他不得离境。

当年9月9日，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钱学森，把他关押在特米那岛上的拘留所进行残酷地折磨。即这种生命的价值观是需要有强烈的意志来保证，生命属性与主体需要之间的价值关系需要在意识中持续不断地反映。

美国海军部次长金贝尔说：“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二是社会性的生命价值观，即生命应该创造和服务于什么样的社会秩序，即生命的“社会价值观念”。这种观念决定于人们对某种社会制度、社会现象的具体评价与看法，是拥护还是反对，是维持还是变革，是建设还是破坏等，任何主体的内心深处都存在一种理想的“好”的社会秩序，生命只有为创造和服务于这种秩序，满足这种社会的需要，才是有价值的。

当年1950年9月9日，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钱学森，把他关押在特米那岛上的拘留所进行残酷地折磨。后来，由于钱学森的抗议和美国友人的帮助，移民局不得不将其释放，但仍然对他进行监视。

为了实现回国的愿望，这位世界闻名的导弹专家曾经历了5年多的磨难。

生命价值观就像商品经济中的价值规律一样，是一根无形而有力的指挥棒，支配、调节、控制着人们的生命价值选择和生命价值的实践创造。

三是精神性的生命价值观，即满足生命价值的精神支撑是什么，即主体对于自己所选择和认定的生命价值目标以及在追求、创造和实现价值方面所具有的观念、信念和信条。钱学森将精神性的生命价值观寄托于中国共产党。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中美关系得到进一步改善，两国之间的科学技术交流和科学家互访逐渐增多。在这种形势下，美国方面多次邀请钱学森赴美，将授予他美国科学院院士和美国工程院院士荣誉称号，他的母校加州理工学院授予他“杰出校友”的称号，美方甚至表示可派美国科学院院长普雷斯来华，授予钱学森 “国家勋章”，表彰他的贡献，但都被钱学森拒绝。

在现实生活中，生命价值是一种实践着的社会关系，属于人的社会存在层面，而人们对于这种价值的评价、判断、体验、观点、态度等则属于社会意识和精神生活的层面，生命价值与生命价值面之间是一种反映论的关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就是生命价值观的本体定位。

总之，在生命价值观中，生命的自我定位观念、社会价值观念和精神价值观念等方面有机地联系一起，构成了主体所具有的生命价值坐标体系，多元的生命价值观组成了钱学森的光荣和美好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