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学者吴稼祥写了一篇《阿富汗：民主就像做爱，过程比结果重要》的文章，说出了非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自摸”；同时，也说出了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过程”，也可以说是“程序正义”。然而，说“民主就像做爱”，则大谬矣。因为做爱是成年人私人生活的一部分，而民主却是成年人公共生活的一部分。民主，只有一种“合法”姿势，而做爱，则是翻来覆去、颠鸾倒凤。二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我觉得，无数中国人（当然不是指吴稼祥先生）对于民主的认识，一直是很糟糕的状态。要么将民主神秘化，要么将民主妖魔化，而总是有意无意地忽视民主的社会化、规范化、日常化和生活化。其实，民主不是你、我、他（她）、他们的，而是“我们”的。没有“我们”，就不可能出现民主。

这就像驾车。首先，无论你是否驾车，公路应该是“我们”所有人的，而不能只是精英阶级或有车一族“他们”的；并且，有车一族往往还得额外付费而使用道路。其次，交通规则对于所有人都是同等适用的。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官方的一些特殊活动需要清理路面，但是，这个例外应该得到法律的认可。最后，驾车还得有交警维持交通秩序。但是，交通警察的开支同样应该由法律进行规定，所以，这样的开支越少越好。

对于交通秩序来说，最重要的不是道路的质量如何或者车辆的质量如何，而是驾车的司机能否遵守交通规则——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亦即底线）就是：不得故意违反交通规则。而这种违法行为最极端的表现就是故意交通肇事而谋财害命。排除了故意违反交通规则的情况，对于过失的行为，法律还规定了车辆损失的保险赔偿制度。通过这些方面，法律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所有人的利益。

我一直认为，尽管中国每年因为交通事故而死伤无数，但是，在中国的所有法律中，如果排除执法成本的因素之后，有关交通规则的法律是得到最好贯彻落实的。因为它是硬杠杠。据统计，我国每年道路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均在10万左右，全世界每年的数字是50——70万。因此，相对于人口数量来说，中国也是一个平均数。有了这些硬杠杠，加上交警部门的公正执法，中国完全有可能将这个数字逐渐降低下来。今年下半年以来全国性的禁止酒后驾驶行动取得了巨大成绩，就是明显的例证。

另据报道，中国的致死交通事故中，有八成是由于行人或非机动车违章造成的；而在日本，事故的主要原因在于机动车驾驶员。据2004年的数据，日本所有交通事故中，由驾驶员错误判断、操作失误等造成的占了88%，而由行人、摩托车等造成的仅占12%，与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混合交通的危险，行人、摩托车以及非机动车的违章行为，是中国交通事故率、特别是致死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些数字说明了，在中国是否搞民主，跟人口素质有一定的间接关系，但肯定不是最大的。譬如我国的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仍然以每年10%的速度递增，不是因为我国的硬件（例如路况、车况，包括驾驶员的身体素质）不行，而是软件的问题似乎更多。首先，一些机动车驾驶员守法意识淡薄；其次，有关部门对交通规则的宣传普及不够，以致行人、摩托车以及非机动车驾驶员无视或漠视交通规则的存在；最后，上述两者可能出自一个共同的根源：中国社会不同人群在身份及其保护上的不平等。不过，这些数字也显示出：任何人只要一旦纳入这个交通规则的系统之内，他（她）就有可能做得更好。这就意味着，只要中国真搞民主，就不可能不成功。它与民众的素质无关。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说：民主就是提高民众素质的一个最重要的途径。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就像有车一族那样，只有善良之辈才能在这种生活方式之中，获得最大的方便和满足。而对那些故意搞破坏的非善之辈，等待他们的必然是法律的制裁。

最后，我要强调的是，公共生活是私人生活的必要条件和重要保障。没有良好的公共治理，就没有惬意的私人空间。也就是说，只有外面驾好车，才能回家做好爱。也许，这才是“民主就像做爱”的确切涵义——好的民主，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做爱和生活。民主是程序，是方便人民群众的手段；做爱是目的，是生活必不可少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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