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超级大国》，由著名的学术机构牛津大学出版

谢淑丽在她两年前出版的著作《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China: Fragile Superpower）中对此已有详细阐述。该书由著名的学术机构牛津大学出版后，在西方世界引起巨大反响，有人置疑：既为超级大国，何谓脆弱？当有媒体向其求证时，谢淑丽解释：外部世界许多人将中国视为将来可能带来威胁的超级大国，但实际上了解中国的人都会发现，中国内部其实存在许多挑战和问题，令人担心中国现有体系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能否安然过渡。

谢淑丽说：“我们需要担心的不是中国力量的壮大，而是中国国内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引发对于国内和国际的不幸结果。”

上世纪60年代后期毕业于加州大学的谢淑丽，1974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博士学位。早在1971年，在尼克松破冰之旅前，当时26岁的谢淑丽就参加美国研究生访华团，应邀去北京访问，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从此她重点关注中国问题，并在这个领域脱颖而出。

从1970年代开始，谢淑丽就关注中国的变化。她表示，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取得像中国在过去30年那样的快速增长。她十分敬佩中国人民和邓小平。她说，“他们把中国从一个她在1971年第一次见到的非常贫穷、封闭的国家，转变成充满活力的相当现代化的国家。对于邓小平，她说：“我相信邓小平的中国改革开放试验模式相当成功，这是一个世界上这段时期最积极的故事。”

曾有人问谢淑丽访华的今昔对比，她不无感慨地说，当年她从香港进入内地后，两者间的巨大差异让她感到惊骇，这种感觉就象是今日她从中国进入朝鲜时所感受到的强烈对比一样。当初在上海访问时，坐着手摇的摆渡木船到达对岸农村般的浦东，而现在浦东的高楼林立，每天有30万辆汽车往返于浦东和浦西之间，她用“换了人间”一词来形容如此巨大的变化。

谢淑丽对于她同周恩来在1971年的会面引以为荣，她曾在公开场合幽默地表示：那是她人生的顶峰时刻，自此以后她就一直在走下坡路。其实，1997年到2000年，谢淑丽在克林顿政府中担任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成为当时政府中不多见的学者型高官，这应当算是她到目前为止将国际关系学术与外交实务相结合的职业生涯顶峰。

去年总统竞选中，谢淑丽是希拉里的外交顾问。如果希拉里胜选，她完全可能在仕途上再升一步。奥巴马当选后，谢淑丽一度被认为是美国驻华大使的热门人选之一。

多年来重点关注中国政治变化的谢淑丽表示，对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灵活性，以及对外部形势变化的反应能力感到印象深刻。她说：“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曾认为，共产党在中国市场改革和现代化过程中难以生存，但他们做了相当出色的工作。”

不过，谢淑丽认为，中国现在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特别应当非常重视控制腐败的问题，要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健全、独立的法律体系，真正做到法治。

问她在中国崛起过程中，什么将是最大的风险？谢淑丽沉吟了一会，说：“在外交层面，反外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将是最大的风险之一。因为外交政策的制定者担心他们获得的民众政治支持度下降，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反应，采取比较有风险的国际行为。”

但追问她，难道西方媒体过去在几个事件中表现出的某些歪曲和偏见不也是中国人反西方情绪高涨的原因之一吗？谢淑丽承认，双方都存在中国人所说的具有“冷战思维”的人，而媒体为了迎合流行口味会渲染一些东西，因为他们“想多卖点报纸”。这如执政当局假借对外民族主义情绪以转移国内矛盾的道理是一样的。

因此，谢淑丽认为，中美之间的互相猜疑很难克服，而增进两国和两国人民的互信，透明度和开放度很重要，不仅要加强两国军事关系，也要让民众更多地了解政府决策的过程。

对于美国在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建议，谢淑丽曾经说，在世界上统治已久的美国应当学会适应中国的崛起。此次她强调，美中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对双方都有利，美国不应当在中国来美投资过程中设置障碍，或者采取针对中国产品的保护主义措施。她说：“我对美方最担忧的是，在失业率可能攀升到10％以上时，经贸限制措施会有害，那样美国会打败自己。”

对于中方，谢淑丽建议：“我希望看到中国保持稳定、和平，其现代化进程不被中断。在经济进步的同时，没有发生混乱，那需要有远见的政治领导。”

谢淑丽表示，西方没有人预期中国会在一夜之间走向普选，但中国可以在新闻、法治和公民社会等方面做得更好，为将来打下基础。她认为，许多发展中国家迈向民主时出现混乱而失败，就是因为他们缺乏上述基础，政府治理很差。假若问题进一步尖锐，中国人就会如共产党一样，被迫走上革命的道路。而且，还将是以过激的民族主义。那对中国，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一件极其可怕的状态。

谢淑丽与周恩来总理合影，1971年7月19日。

如果你是政治局常委，你会在外交决策中遭遇怎样的结构性约束？你为何会在本应温和稳健的地方选择激进出位的对外政策呢？《脆弱的超级大国》一书完全站在政治高层的视角来分析中国对外政策的选择空间。作者谢淑丽（Susan Shirk）尽管观点过于偏颇，价值判断也有些太"美国"了，但该书却不是隔靴搔痒的平庸之作。中国为何无法和平崛起？从政治高层的政治生存焦虑来进行分析，谢淑丽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颇有洞见的独特视角。

2005年秋天，胡锦涛主席在与小布什总统会晤时反复强调，中国的内部问题千头万绪，中国并不会追求外部霸权而成为美国的威胁。然而，在谢淑丽看来，中国的内部脆弱才正是美国真正的危险所在。与许多一般的美国人不同，她并不担心中国因为经济发展而成为政治上的强权，她担心的反倒是这个强权内部的脆弱性。她力图提醒美国人，虽然美国无法对中国国内政治的稳定施加有效的影响，但美国必须认识到中国内部局势不稳很容易导致其领导高层在国际问题上采取进攻性立场。

中国到底有没有采取进攻性立场呢？这个问题本身也是存在争论的。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在现实问题中采取的外交政策与谢淑丽的解释存在矛盾。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情况下，比如炸馆和撞机事件中，中国领导层本应该采取进攻性的政策，但实际上偏软。在台海问题、钓鱼岛、南海、东海等问题上的立场历来也没有采取进攻性的姿态。在政策宣示上，中国表现得也非常理想主义，经常使用许多"和谐"的人文概念来表达外交立场。

如果真是这样，谢淑丽后面的解释也就失去了意义。尽管如此，我们暂且不谈谢淑丽这个立论的经验起点真实与否，可以先来了解一下作者。与其他活跃在电视媒体上的半仙们不同，谢淑丽本人的确不是一个顺便瞎扯淡的主，她有资格来对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如果说美国在政治外交领域有中国通的话，除了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以外，谢淑丽应该还算半个。她见过历任中国最高领导人，甚至比尼克松派来探路的基辛格还要更早来到中国。

1971年7月19日，还在念研究生的谢淑丽（Susan Shirk）就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20多年之后，她担任克林顿政府第二届任期的助理国务卿，主管中国事务。在其任期之内，还发生了美国军机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恶性事件。

然而，谢淑丽的资深经历并不保证她就能一招戳中要穴。尽管她已经尽力站在中国最高领导人的立场来思考中国的对外政策，遗憾的是，她最终还是一个假扮政治局常委角色的美国学者，表演起来始终有些扭扭捏捏。最明显的问题就在于她所有的分析与解释都充斥着美式价值观的解读。这些解读可能完全误解了当事人本身的意愿，从而变成张冠李戴的误读。例如，谢淑丽对中国政治领导人个人目标的界定（如她称政治局常委为"the Communist autocrats"）、对中国大众民族主义的理解（她认为这是一种"封闭""偏执""狭隘"的民族主义），可能都会引起争议，而让大多数中国人觉得反感。然而，这里面涉及到过多的价值判断，不便进行逻辑上的反驳。本文即使作出反驳，也只是一味地表达中国人单方面的情绪，缺乏学理上的建设意义。因此，下文将暂时放下谢淑丽观点中的事实判定与价值判断不论，着重从其逻辑本身入手，评价其立论的优势与缺陷。换句话说，我们得见招拆招，与谢淑丽的逻辑玩一场针锋相对的游戏。

谢淑丽的中心论点非常直截了当：中国国内政治的脆弱决定了它不可能和平崛起。照她看来，中国是权力集中的威权主义体制，政治领导人的合法性本来就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因此，政治高层最大的焦虑是确保政治生存，而不是发展经济或谋求国际霸权。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成长，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在不断下降，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发展更让政治家日益处于民众的压力之下。同时，经济转型引发的诸多国内政治问题，如工人大规模失业、官员腐败、民族地区骚乱、农村群体性事件以及民族主义情绪。对此，政治高层的策略是政治"稳定压倒一切"。谢淑丽总结了政治高层的三点具体做法：避免领导阶层公开决裂、严防大规模的社会动乱、确保军队和党同心同德。但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早已失去效力，政治高层为了获取可供替代的合法性，便放弃了温和稳健的战略，转而诉诸狭隘的民族主义来作为对外政策的方针，并以之动员社会的凝聚力。

通观全书，其逻辑链条非常清晰：中国国内不稳定的政治结构导致了政治高层以追求在国内的政治生存为其核心目标；在现有的国际结构约束之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政治高层就会倾向于在对外政策中采取狭隘民族主义的进攻性立场，以此来动员社会、转移国内政治的视线；因此，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

从这个逻辑链条来看，谢淑丽的立论中有两个要点，下面将逐一剖析，讨论其优势与缺陷。

第一，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取决于其国内因素。换句话说，对外政策不仅是国家（state）在国际层面与他国博弈的结果，还有国家在国内层面对于国家与社会关系考虑的影响。谢淑丽的这种视角不同于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现实主义理论。传统现实主义理论以国家为独立的分析单位，只分析国与国之间的博弈关系，而不分析国家内部的动态因素。因此，传统理论强调的是国家在无政府国际环境中所遭遇的安全困境。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这种分析的典型。在无政府状态之下，各个城邦国家为求自保，必须确保自己的生存空间。一旦有大国崛起，势必影响到既定国际体系的稳定。因此，雅典的发展势必危及斯巴达的生存，二者之间的战争最终不可避免。

但是，各个国家并不是完全同质的实体。其国内政治经济力量及其国内制度结构势必影响到了不同国家的对外表现。在挖掘国际关系的国内因素方面，卡岑斯坦（Katzenstein）是先锋，他指出："如果不对国内结构进行系统分析，就无法理解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卡岑斯坦之后，即使最顽固的现实主义学者，也开始承认对国内因素分析的重要性。在这派思路的影响之下，基于国内因素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其解释逻辑往往比单纯的国际关系理论更有说服力。谢淑丽所做的，只是沿袭了学术界的发展趋势，在解释中国外交政策时，打开了"国家"这个黑箱。

不过，值得提醒的是，经典现实主义理论的结构性约束仍然存在。就现实权力发展来看，中国尚不对美国霸权构成威胁。但出于维持霸权地位的需要，美国对中国进行遏制又在情理之中。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在单极结构下，霸权国对崛起国的敏感度很高，容忍度很低，制约能力最强。中国国内政治的脆弱之所以让美国担心，也在于中国正在成长为一个强权。如果中国只是缅甸、越南这样的弱国，即使其内部积弱成疾，摇摇欲坠，也只是局部性的小问题，并不值得美国人如此担忧。

第二，在所有国内因素中，权力集中的最高决策者为了政治生存而作出的选择最为重要。谢淑丽如此强调政治高层的政治生存焦虑，是基于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的确，在威权主义体制中，政策制定权取决于国家高层决策者。而他们最焦灼的问题就是政治生存，因此，他们为了保持政治生存在现有制度约束之下而作出的选择就基本上决定了政策走向。

中国政治体制的权力集中，既体现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中央集权，又体现在中央层面的高度集权。在中央，权力高度集中于那些能够避免对外公开分裂的政治局常委手中，而不是分散于权力相互制衡的各个机构或个人。在这样一个权力集中的威权主义政府中，政策决策权更多地在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高层，决策权的分享程度较低。因此，谢淑丽抓住政治局常委这个政策过程中最关键的行为者，然后由此来判断政策起源，这是相当有效的观察视角。相比之下，在分权的民主国家，如美国，可能就不仅要考虑总统，还得考虑国会，还得考虑国内压力集团的活动情况，其情形就要复杂得多。

但是，权力集中是一把双刃剑。权力集中的国家享有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所讲的专制性权力 (despotic power)，却往往丧失了基层渗透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既无法有效地动员社会，又更担心社会稳定。因此，表面上权力高度集中、对外保持一致的最高层，在决策时却不得不吸纳更多自下而上的政策压力，如官僚结构的各个部会以及新生的利益集团。由此考虑，权力集中的威权政府与权力分散的民主政府，在国内因素影响对外政策的问题上到底有多大差异，这还并不清楚。谢淑丽也没有列出充足的理由来支持所谓的"民主和平论"：民主国家不会采取进攻性的对外政策；而非西式民主的国家则更容易对外进攻。对这种简单逻辑，学术界现在已经有很多很成熟的批判，基本上否定这种简单化逻辑，而对民主和专制政体的类型再往下细分，但一旦细分，民主和平论的基本因果关系也变得更加不确定了。

如果说这一点并不充分成立，那么谢的论证逻辑就出了问题。我们不得不怀疑：中国能否和平崛起的关键是否在于政治集权造成的选择困境，以及最高领导层为了政治生存而面临的制度约束。处于政治困境中的政治高层可能也只是被谢淑丽一味夸大的一颗棋子，问题关键可能还在于中国国内的结构性变化，在于中国的经济问题本身，在于这些国内经济问题与国际政治的关联程度。例如，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本身就对区域内的政治经济关系构成极大的冲击与挑战。换句话说，如果国内经济力量及其利益要求中国对外采取进攻性政策，即使中国是分权的民主国家，那么其领导层也会采取其国内力量所要求的对外行动。

因此，在判断中国是否能和平崛起的问题上，我们认可谢淑丽所强调的国内因素，但是却不能被她所津津乐道的政治家生存困境所忽悠，而是要去寻找真正能起作用的结构性的国内因素。到头来，我们还得去追问：中国国内的经济利益到底是什么？这些经济力量的国际诉求到底是什么？这些诉求就必然导致中国无法和平崛起吗？在金融、贸易、能源等各个领域，中国国内蓬勃发展的经济力量到底想要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去争取怎样的一个国际地位？换句话说，这种内部经济力量的结构性变化才是中国是否能和平崛起的关键。

话说回来，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极不靠谱的分析概念。是谁在支持民族主义？草根狂热而中产就温和吗？工商界对待民族主义的态度存在分化吗？合资企业反对而民间资本就支持吗？民族主义到底能平息多少底层民众的反对情绪呢？民族主义就能作为解决经济转型中的种种麻烦吗？政治高层真的寄希望于用民族主义来作为内在一致的意识形态动员工具吗？

其实，政治上狭隘民族主义的要求可能只是表面现象，背后经济利益的变化才是问题的关键。观察中国的近代史，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有，从来就没有断过。从抗战开始，执政党正是靠民族主义以及其他意识形态的影响才在与国民党的竞争中得到了民心。中国建国后很长时间里面，即使更多的是阶级斗争的主旋律，但在对苏联、对美国的问题上，民族主义的动员也从来都没有断过。另外一方面，中国的政治集权模式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变化最大的反倒是中国经济。如果说中国有什么变化让世界担心，那么说到底也得去分析中国经济的变化。我们只能用变化去解释变化，而不能用一成不变的东西去解释变化。因此，民族主义并不是问题的源头，而只是一个模棱两可的中间现象，反倒需要用其他变化来予以解释。

谢淑丽只强调了政治高层受到社会底层狭隘民族主义的压力，其实来自社会的压力也有反狭隘民族主义的压力，如要求保持温和稳健对外政策的商业集团。这一点是她的致命伤，即政治高层面临的压力来源不仅是有狭隘民族主义的政治要求，也有来自经济集团的政治要求。根据王绍光的研究，对政治高层起作用的压力模式有很多，有民众参与程度较高的动员模式、借力模式、外压模式，也有民众参与较少、精英参与较多的关门模式、内参模式、上书模式。网络、基层、大众、新的商业精英，到底是谁在支持民族主义，到底是谁更能影响政府，显然不是谢淑丽讲的这么简单。威权主义这个狗皮膏药是否还能到处乱贴都成了问题。用执政党的话来说，议程设置已变得日益"科学化"和"民主化"。总之，谢淑丽对民族主义的动员对象缺乏认真深入的分析，对中国政治体制中利益表达与集中方式的解读也还欠火候。她简单地罗列了一连串外交事件，用政治高层转移视线的政治选择来解释狭隘民族主义的动员模式，却没有认真地考察中国社会各个经济利益集团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确切联系。

说到底，谢淑丽是把中国领导人的政治生存对于中国对外政策的影响看得过于重要了，她基于这个要点的解释有些过头了。对于一个权力集中的威权主义国家来说，最高领导层对权力表面上的垄断，让谢淑丽的解释视角显得格外具有吸引力，因为似乎"他们几个人就可以说了算"，政策自然是基于他们建立自身合法性的需要，也就是得利用民族主义作为新的替代的意识形态，以取代失效的社会主义传统意识形态。但是，政治家看似权力集中、无比自由，但其决策却往往受到来自社会压力的约束，这种约束强度可能几乎与民主国家无异。谢淑丽完全忽略了中国本身经济利益的结构性要求——中国的经济发展本身就要求她在对外政策上与美国开展竞争，争夺国际生存空间。中国是否能和平崛起，关键还是看其国内经济利益在国际层面上的诉求是什么。中国社会内部新经济阶层的利益结构是什么？他们与政府的制度性联系是怎样的？工人、农民等底层群体的经济诉求到底是什么？这些群体经济诉求与国际问题的关联在哪里？

另外，在以上讨论的国内因素之外，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所强调的国际因素也同样重要。中国是否和平崛起不单单取决于中国的国内政治经济的互动，还取决于中国与霸权国及其主导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互动。中国既可能主动选择放弃和平崛起，也可能被迫放弃。那么，中国的和平崛起还得看美国的态度，以及两国之间的互动。根据国际关系学者张睿壮的分析，中国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可能性与双边关系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崛起中的大国对待现存霸权及其世界秩序的态度，而这又取决于作为霸权国的美国如何维护其霸权的正当性以及如何处理与崛起国家之间的关系。

说得更直白一点，谢淑丽只打开了中国国家这个黑箱，拎了点零碎就出来说事。美国那边的国内因素就没干系了吗？美国同样面临"内忧外患"，美国的政治决策层也轻松不到哪儿去。要想描绘出整个画面，我们还得考虑来自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因素，考虑美国作为霸权国所采取的国际战略。总之，国际与国内、政治与经济，不同的行为者在这些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互动将决定最终的政策结果。

回头看看谢淑丽弯腰与周总理握手的合影照片，再想想她日后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的任职经历，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穿她穿的鞋，走她走过的路。只要能体会到她在政治高层多年的浸染经历，就能理解她为何如此在乎这个基于政治高层政治生存焦虑的解释视角。

盲人摸象，谢淑丽一直摸到的都是象头！但咱们也别忘了还有象腿象尾巴象屁股，屁股可能也决定了脑袋。

为什么说中国是脆弱的超级大国？——从中国的悲情民族主义，谈中国和平崛起的脆弱性

刘骥，刘丰二位作为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的“刀笔”，还真是采取了“盲人摸象”或“不识卢山真面目,只缘身在卢山中”来评谢淑丽《脆弱的超级大国》？笔者以为，这不奇怪，正如如何看待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这涉及一个如何客观审视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在西方，民族主义（nationalism）基本成为一种负面的东西。“民族主义”的极端形式即为“国家主义”Statism，将国家的权威作为政治、社会、经济单位置于最优先考虑的思想和理论，甚至是ultra-nationalism，超民族主义，即，“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及其他。

由此，至少我们可以看出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决不是什么唯一标准或普遍真理。当然，任何主权国家都会强调民众的凝聚，民族的团结与和睦相处。中国是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强调以中华民族精神为内核的民族主义更是合情合理。这种民族主义的复兴，有利于增进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的稳定，对外又能与国家政权互相借力，共同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尊严，是中国政府所乐见的。但凡事均有度，当民族主义超越防守的范围，出现攻击性特征的时候，就变成了极端的民族主义，这是国际社会所惧怕的，也是中国应该警惕的。如，二战时期，德国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日本的大和民族主义都曾给世界带来无穷的灾难，中国应当以此为戒。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民族主义与西方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并不尽相同。它产生于民族危亡的清朝末年（少数民族统治），抵抗外侮的民族大义将各族人民和各派势力团结在一起，将中国从“半殖民地”的牢笼中挽救了出来。1949年以后，民族主义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光芒所覆盖，与民族利益相比较，中国更看重社会主义阵营和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兄弟情谊，民族主义特别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被打入冷宫。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经济发展单兵独进，社会、文化、政治改革并没有及时跟上，造成信仰错乱和信仰真空，一时礼崩乐坏，物欲横流，各种丑态的个人主义竞相登场，民族主义继续沉寂了下来。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伴随着中国大国地位的回归，中国的民族主义才出现了复兴的迹象。这次复兴，是中国政府不断加强爱国主义宣传与教育的结果，也与中国崛起过程中遭受一些国家的不公正待遇有关。

从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历程来看，可以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其产生之时就带有天然的悲情色彩，当它随中国的崛起再次迸发时，依旧与悲情有关。无论是驻前南联盟使馆遭炸，还是奥运火炬传递巴黎受阻，或者西方世界对中国有关事件的恶意报道和无端指责，都会引发中国民众群情反击。中国的民族主义还有明显的压制——膨胀规律，就是外部压力越大，迸发得越强烈，他国的欺凌俨然就是中国民族主义迸发的导火索。中国人的悲情甚至写进了国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时刻提醒中国人民“万众一心”，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悲情的民族主义更易触发民众内心脆弱而敏感的民族自尊，短时间内就能集聚强大的能量。一旦处置不当，就可能催生可怕的极端民族主义，爆发出巨大的破坏力，尤其是当这个国家已经具备攻击能力的时候。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政府对此拿捏得还算恰当。驻前南联盟使馆遭炸后，中国政府及时疏导民意，批准了有组织的小规模示威游行；奥运火炬传递巴黎受阻后，中国出现了抵制“家乐福”的风潮，中国政府以此向法国政府施压，要求法国道歉；中日钓鱼岛争端，引发中国民众冲击日本驻华使馆、打砸日本在华商号，中国政府果断制止，并将有关人员绳之以法，不给他人以攻击的口实。只是近些年来网络民意的兴起，民族主义情绪变得复杂且不好控制，对中国政府而言确是一个大的挑战。

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走向也应有清醒的认识。抗日战争时期所展现出的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透过媒体传递到西方世界，曾赢得广泛的赞同与支持。而中国崛起后复兴的民族主义，却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普遍猜疑。其实，近两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悲情特色并没有变，受外部压力越大迸发越强烈的规律也没有变，变的只是中国崛起后大国地位的回归。这让有些国家不爽，当他们对中国制造种种麻烦后，势必引发新一轮的民族主义，如此恶性循环，无休无止。根本解决之道，是这些国家要真正了解中国崛起背后祈求和平的大国心态，并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去解读中国的民族主义，认识到它的防守性和压制——膨胀规律，才不会对形势产生误判，也才会避免成为引爆它的导火索。而对于中国内部，藏独、疆独和台独等“民族主义”或党派势力，包括执政党或许都应反思？参考：无知者无畏,从金晶由“英雄”变“汉奸”看中国的闹剧

另外，关于盲人摸象，谢淑丽一直摸到的都是象头！但咱们也别忘了还有象腿象尾巴象屁股，屁股可能也决定了脑袋。对此，笔者在《沉思录》：屁股决定脑袋！一文已然做过回答：不是屁股可能也决定了脑袋，而是屁股（肯定）决定脑袋！（另一种文明的说法叫做“立场决定观点”）并且还曾指出：人的脑袋，不是为了真理是非而生，而是为了保住屁股才存在的。那些认为脑袋决定屁股的，才是人类里的另类，在一些神奇的文化中，是要被屁股们唾弃的。但二千多年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知道自己的屁股在哪吗？这就是中国的悲情之所在。这就是中国的脆弱之所在。参考：中国人五大缺陷决定中国的“悲剧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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