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组照片我拍摄于2009年10月，跟随杨锦麟老师回到他40年前上山下乡的地方福建省武平县，到达武平县城已是暮色低垂，万家灯火。暮色中广场上的毛泽东雕像依然矗立着，还有那双高举的大手…… 以下文章是杨老师的真实感言。

四十年前，三万多名来自厦门的知识青年，分别奔赴闽西的永定，上杭，武平。在这里他们献出了一生中最为难得的青春年华。 与此同时，在闽北，闽东和福建沿海地区，他说也有数十万知识青年分别奔赴山区，尽洒青春热血。这一段历史迄今为止似乎没有完整的记录，和新疆，海南，云南，东北三省，江浙等地的知识青年运动不一样，福建的知识青年运动受到的关注度似乎不高。这一次走读，希望是一次补课，也是对那一场空前绝后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历史纪录的一次补白和填空。

这一次走读，邀请了几位曾经和我一起“战天斗地”的老知青，包括和我同一个生产队的庄振典，和我在一个耕山队的陈动，以及在大禾乡邓坑插队，后来在武东供销社站柜台的潘世墨，和武平籍的当地知青，现在是新加坡三达膜集团董事长蓝伟光，还有就是我们当年知青办主任程美华，和迄今仍然坚守在武平，也是我们双十中学校友周寅威。我希望从这个群像中可以记录出当年知青艰苦行进的足迹，也可以看到在这块红土地上的父老乡亲给与我们的关爱之情。程美华阿姨一家人几乎都到齐了。为了欢迎我们一行的到来，她还专门杀了一头猪，这是客家乡亲招待贵客最高的礼节。中午在程美华阿姨家的午餐，就像过年一样。

岁的程美华阿姨，曾经担任过我们那个时候的知青办主任。诚如潘世墨学兄所言，程美华就和当年千千万万最基层的干部一样，她未必有震天动地的政治业绩，也未必有主旋律所鼓吹的出类拔萃的高大形象，她就是闽西山区一个普通不过的基层干部，但她的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一个宽广而慈悲的胸怀，一颗对所有知识青年都一样关心，体贴的爱心，一个将所有知识青年都当成自己孩子的母亲，她自己本身也是三位知识青年的妈妈，在丈夫备受政治冤屈，长期劳动改造，连最基本的生活费用都没有，一家六，七口人就依靠她一个人微薄工资的情况之下，她还经常给包括我在内的那些体弱多病的知识青年，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的一位双十中学校友黄重聪，当年重病卧床，知青办当时只能补助五块钱人民币，程美华阿姨就拿出十八元钱和十多斤粮票，让黄重聪“聊补无米之炊”，度过最煎熬的难关。

这样的例子还很多。从她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不仅是闽西这块红土地客家乡亲们的良善和爱心，也看到了在一个不可理喻的年代里，人性的光辉并不会因此而完全泯灭。

回到自己曾经插队八年的象洞，真是一个百感交集的过程。

通往象洞的十八盘公路，已经铺上了水泥，也已经有固定的班车，三四十年前，自己曾经多次只身上路，翻山越岭走过十八盘，步行到县城里去的情形历历在目，在上坡路上偷偷爬上运粮车，想少走一段路，却被司机误以为是来偷粮食的小偷，被抡起扁担追打，自己一路狂跑的情形，不断浮现在脑海中。山路弯弯，记录着我们这一代人蹒跚行走的足迹；弯弯山路，也记录着我们记忆中的伤痛。

四十年前的圩场，几乎所有原来的建筑物都不复存在。建筑物都是新建的，下午的圩场依然熙熙攘攘，赶圩的人还真多。那一年在圩上卖生产队的甘蔗，一个邻队小孩偷甘蔗被我当场抓获，原本也没有什么事，但小孩的父亲仗着是复员军人身份，当街对我破口大骂，指称我一个反革命分子的儿子，如何如何。当时自己操起甘蔗刀冲向对方，如果不是杨毓棋死死抱住我，才避免了一场自己也不原意看到的流血场面。杨毓棋已经病故离世了，此时此刻，真想念他！

陪我回象洞的邓穗明副书记，曾经在象洞乡担任过五年的乡党委书记，这也是我的父母官。我们和等候已久的林乡长接上头，林乡长说，已经和我插队的司前生产队的老乡们打过招呼，他们都在村子里等着我们一行。

原本先到耕山队的计划值的临时改变。曾经在大队担任交通的罗福兰早就在村口迎接我。他大我一岁，却已经是两鬓霜白了。我和振典大哥再一次见到了村口的祠堂，祠堂边曾经住过的房子居然还在，却已经变成猪圈了。五保户“老猪嫲”住的那间矮房子还在，往事历历，历历往事，顿时涌上心头，心头一阵阵的发烫。当年的房东，政治队长罗生兰的妻子冯招秀和老队长罗衍尧，大队会计罗善继等人，守候在村口，招秀嘴里叫着我的名字迎了上来，相见欢颜，但彼此都流下了阔别重逢的热泪。

很多四十年前熟悉的面孔，如今早已失去了曾经以往的光泽，满脸的皱纹，诉说着岁月沧桑，老队长，老会计和很多的乡亲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但看身骨子还很硬朗。相逢的不尽然是泪水，还有欢笑和四十年前的往事回忆。

1973年左右，联坊大队十几位知青组织了一支耕山队，由大队分配了一百多亩山地，就在最偏僻的上登岗子落脚，一部分利用一座上百年历史的茶亭（也是被废弃的纸坊），另外，也在山坡地上盖了一间土楼子，作为我们的宿舍楼。耕山队的构想借鉴了当时远近闻名的上杭南阳公社射山耕山队的模式，县知青办赠送了一部手扶拖拉机，公社，大队也送了一部份农具，不到一年时间，也成了省，地的知青模范单位。

我那时的腰伤了，无法从事重体力活，但耕山队的同伴们收容了我，在队里养牛，养羊，同时也兼顾两头约克夏种猪的放养，这是我在除了司前生产队之外，呆的时间最长的另一处地方。

和当年的伙伴陈动到了耕山队旧址，我们真有点大失所望。原址已不复存在，废墟都被高过头的莽草掩埋住了，原本成年累月轰鸣作响的溪水，如今只剩下涓涓细流，山上的林木多半砍伐了，现在更多的是竹林，四十年前种下的果树，药材早已被杂草淹没了。找寻了半天，才从山后那一条当年提供饮用水的水渠，找到了后山宿舍楼的旧址，举目望去还是莽草萋萋。

四十年梦中的梯田，那每一块田丘，每一条山路，梯田之间逶迤弯曲的一道道田坎，瞬间映入眼帘，几乎所有当年能给我们留下的记忆痕迹都荡然无存了，连当年陈动和林虹手扶拖拉机失事跌下数米深的石桥也不见踪影了。唯有通往银子坳路旁的那一棵樟树依然矗立，默默诉说了数十年的岁月流逝。

返回途中，在下连生产队路旁杨毓棋当年当保管住过的那一间平房停留片刻，还记得当年自己当年作为大队唯一一位听取林彪事件的54号文件传达，晚饭之后回到这间平房的情形，一屋子挤满了各个生产队的男知青，在大家发过毒誓之后，我居然能将文件内容背了出来，也记得至此之后，尽管很多人为了竞相招工，招生回城而彼此交恶，却没有人将当时我即刻“泄密”的情形打过小报告。

当年，荷林队黄财池调回厦门，请了知青伙伴喝酒庆贺，我喝得大醉，冒着倾盆大雨，提着小马灯，穿着蓑衣，边唱着临行喝妈一碗酒的曲调，冒冒失失走过山洪暴发的独木桥，险些掉下溪里的惊险场面，依然清晰。但如今，那条溪和那座桥也都不见踪影了，心中竟然有些惆怅。 往事如烟，但如烟的往事并没有被淡忘。

第二天上午，告别陈盛仪书记等人之后，继续返回象洞拍摄，先是到当年的政治队长罗生兰墓前拜祭，大叔已经走了二十年，坟前至今却还没有墓碑，连一旁老奶奶的坟墓也是。想起大叔临终前不断嘱咐家人，一定要找到小杨，告诉他一桩心事，这么好的孩子，为什么当时的公社党委还要求他要监视小杨的政治表现呢。

这就是那一个荒谬年代的荒谬注脚。

先后到自己当年第一天住过的土楼，知青点以及房东罗生兰的家，也到了自己当年曾经代过课的大队小学，原来简陋的建筑虽然已经拆除，但现在的教学设施和辅楼，早已陈旧不堪，成为危楼。读书的孩子们个个都长得比以前我的学生还有高，脸色还要红润，但第二故乡的乡亲们，虽然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但仍然贫困，和所有贫困山区一样，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村子里多半是老人和小孩，这些年的养猪业，缺乏环保意识，出现了山青水不秀的现象，也引起当地政府的重视和关注，只是青山依旧，绿水不再，确实有些伤感。

中午和全村的老乡们聚餐，那是闽西客家乡亲之间的嘉年华。村子里杀了两头猪，和当年一样，还是叫支前猪。是中央苏区留下来的习惯用语。罗生兰八个儿女，除了最小的儿子和三妹之外，都到齐了。六个女儿六个女婿，阵容强盛，二妹是我当年的学生，三妹当年还抱在我手里，现在都当上奶奶了。

和村子当年与我同年的女村民一起合影，魏永林笑称，那是杨锦麟和他的“小芳”们。四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小杨变成了老杨，“小芳”们也都两鬓霜白，满脸皱纹，不胜唏嘘。

和乡亲们告别时，场面也很是伤感。自觉情绪有些失控，原本是欢天喜地的乡亲们都留下依依不舍的热泪，在场的人们都有些动容。

福建省四十年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历史，即使无法从这一次走读洞悉全貌，我和我的同事们，也希望能从这一次走读，让人们对那一段历史有一个了解和观察的视角。

这一块红土地，无论是谁，无论当年我们付出了多山无法计数的青春年华，无论我们当年离开它时，带着多少的不愿意回顾的伤痛，但它仍是我们永远无法忘却的记忆，我们对闽西这一块红土地，以及这块红土地上的客家乡亲们，都有一种难离难舍，挥之不去的情怀。

对这一块红土地，有生之年，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